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二章 苏联出兵东北 歼灭关东军 (7)
日本“开拓团”抢占中国农民土地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觊觎中国东北。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此后，日本和沙俄又为争夺我国东北大打出手，并于1905年签订《朴次茅斯条约》，最终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长春以北为沙俄势力范围。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侵略，1908年日本统治集团开始提出“满洲移民论”。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居住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不包括军人和军人家属）已达到166万人。
日本为了能永久占领中国，使中国东北地区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我东北移民。自1915年开始，至日本战败投降的3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就有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吉兴村。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并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从此，这里成为日本最大的移民基地。
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连地名都没有。大批被赶到这里的农民无处居住，只能在山坡上挖地坑，支个木棚子做成地窨子居住。这一年，永安西屯一带的山沟里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军我东北后，向布满“开拓团”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向南撤退。接下来几天内，日本青少年移民组成的“义勇队”构成的防线倾刻间被苏军瓦解，将近三分之一的“义勇队”队员死于战场。日本“开拓团”的大败亡开始了。
因为方正县是东北“开拓团”总部所在地，黑龙江四周的日本人纷纷向着方正县“靠拢”，大道上到处扔的是汽车、武器，什么都有。
各地开拓团的人都向方正县汇拢，估计有两万多人。因为他们害怕被苏联红军赶上，只走山间小路。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旁，或者被推进河中淹死。有些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同路的日本军人开枪打死自己。有人将手榴弹绑在腰上自尽。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和自焚。
一群再也走不动了的绝望的日本人，有老、有小，也有妇女，决定自杀。他们堆起木柴，浇上汽油，人们围坐四周，母亲们用白布将自己小孩的眼睛包扎起来，男人们开枪，将妇女儿童和老人一一射杀。随后，男人们自己点火，自己再举枪在已经熊熊燃烧的火堆旁自杀。
追随着战争的脚步，瘟疫随后到来。到1946年春，来到方正的日本人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有1000多名是孤儿。那年当地的气候在摄氏零下50度。
8月20日，苏联红军进驻方正县城，成立卫戍司令部。8月21日，日本“开拓团”82人，集体自杀自焚。
1946年7月，中共北满分局陈云、陈伯村来方正县视察过。
通化事件
日本人至今怀恨：1946年我军被迫猎杀1800多日军。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
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
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
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
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
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
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
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
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
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
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著名团体。
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
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
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胜利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
但是共产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
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金日成和他的双亲
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1894年7月10日生于朝鲜东北部的万景台。金家祖辈以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一家老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由于日本侵占朝鲜，少年金亨稷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充满刻骨仇恨，所以他从小就发誓尽忠报国。
1912年4月15日，金日成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
金亨稷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于1916年夏首次涉过波涛滚滚的鸭绿江，只身来到中国，以打工为生，后到上海，有幸见到了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8年秋，金亨稷在烽火里秘密组建了朝鲜的第一个抗日组织朝鲜国民会。虽然当时的国民会只有九个人，可是九个人如同九颗火种，开始照亮黑暗的北部朝鲜。 金 日 成
金亨稷的抗日活动很快就被朝奸和日本人察觉，不幸被捕。
父亲的被捕，对少年金日成的打击最严重。
1920年深秋，金亨稷终于出狱了。当时是金日成的祖父和叔叔抬着一副担架，将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金亨稷抬回到烽火里山村的家里。第二年春，金亨稷又只身到一江之隔的中国去了。
金亨稷走时对妻子康盘石和长子金日成说：“我被登在日本人的黑名单里，在朝鲜几乎是寸步难行了。我出狱时日本人对我说，不要搞活动，要在家里种地。可是，我再坐十次牢，也要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我们只喊喊独立的口号，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所以我必须要到中国去，将来有一天我会打回来的。”
到了1924年冬，父亲金亨稷终于有了音讯。他托一位中国朋友捎了一个口信说：“我现在中国的边境城市临江落脚，以行医为生。”他要求妻子带着金成柱（金日成）、金哲柱和金英柱三兄弟离开朝鲜，前往中国临江定居。全家人顿时喜泪流淌。13岁的金日成首次出远门到了中国临江。
临江是一座人迹寥寥的小城。金亨稷以“朝鲜游医”的身份奔走四乡，暗中仍在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金日成一到临江，父亲就要他必须学会说中国话：“孩子，将来你也许要在中国生活多年，不会中国话怎么行？”就从那天起，金日成意识到他的一生将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里，父亲给金日成请了一位中国教师教汉语，然后又把他送到临江小学学中文。这使得年轻的金日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1925年秋，金亨稷为了与朝鲜境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在一个深夜里悄悄渡过了鸭绿江，但由于叛徒的出卖，当金亨稷刚接近目的地的地下组织的草房时，突然发现从一人深的蒿草丛中蹿出七八个日本特务，金亨稷落到了日本警察手里。
日本警察秘密审讯金亨稷，企图从他嘴里挖出朝鲜地下组织人员名单。可是，金亨稷在严刑面前坚不吐实。两个日警荷枪押解金亨稷从葡坪到新义州的半路中，一位曾被金亨稷医过病的中国农民搭救了他。他暂时躲藏在中国境内。不久，他又渡江到达朝鲜咸镜北道，隐藏在一个小村子里。他昼伏夜出，仍在联络国民会成员，密议举事。1925年中国农历春节前夕，他从冰面上涉过鸭绿江，回到吉林。
此时，金亨稷的妻子康盘石带着三个儿子从临江八道沟辗转到抚松县居住。金亨稷来到抚松城后，又在临街房子挂出“金氏抚松医院”的招牌。表面上以治病为业，实际上他仍在中国边境地区人事联络朝鲜流亡爱国者的活动。
1926年初，金日成离开抚松到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并在此加入了朝鲜共青团同盟。
到1926年5月，金亨稷已经病入膏肓了，终于于6月5日病逝。
金亨稷的遗体安葬在抚松县小南门街十里外的头道江畔。那是一处紧挨松花江的高坡。金日成知道母亲为什么将父亲安葬在这里，她是想让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能眺望他一往情深的祖国。
金日成的母亲康盘石，1892年4月21日出生在距平壤20公里外的一个名叫七谷的小村里。她的父亲康敦煜是位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家庭里，她姿色出众，性格刚强。
金日成在中学毕业后，母亲发现他正在吉林秘密组织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心里十分高兴，因为她发现金日成正继承着她丈夫的遗志，为实现朝鲜的独立而奋斗着。
看到金日成一天天长大，她心里就备感欣慰。
1929年，金日成因组织秘密反日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在伊通县被捕，被关进了伊通监狱。康盘石闻讯后并没有像那些同时遭到逮捕的学生的家属那样，赶往伊通探监。两年后，她才见到了长子金日成。那时她发现经过几年的人生风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特别是经过伊通监狱的磨炼，变得更加成熟。
母亲望着金日成说：“成柱，你在伊通监狱的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去探监吗？”康盘石接着说：“如果是一般人，也许在她听到儿子坐监后，一定会百里迢迢去探望的，可是我觉得那样做反而对你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在监狱见了我，反而会感到难过的。我想我如去探监也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不如让你一个人孤独一些。因为你的前面还有许多山冈要爬过去，还有许多河要趟过去，母亲不可能替代你爬山过河的。如果从一开始就这么娇嫩，那么你将来还能成大器吗？”
金日成哭了：“妈，我懂了，我会坚强起来的。”
“成柱，你爸去世的时候，他托付我的事情，就是要把他用过的两支手枪传给你......”康盘石小心地从一只包袱里取出两支手枪，现在她感到已经到了将枪支交给儿子的时候了，于是她郑重地对金日成说：“妈希望你像你爸爸那样活着。你爸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过，朝鲜独立的那一天他看不到了，他说死后由你接着干。如果你仍然不能让朝鲜独立，那就只好让你的儿子接着干下去。成柱，这两支枪你就留着用吧。”
康盘石离开安图县的活动点后，金日成很快就在南满和北满加大了发展抗日地下活动的进程。当他正在为朝鲜人民加紧工作时，一个让他痛心的消息忽然传来了：母亲在芦苇村病重不起。
金日成听说母亲病重的消息后，急忙从游击队住地连夜启程前往母亲住的村庄。母亲见他守候在身旁，就几次催他马上回去。她说：“成柱，如果你真想要干成一件大事，就不要顾家。”
金日成听了母亲的话后，他果真很少回家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从1932年起，东北各地开始建立由朝鲜人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2年4月25日，20岁的金日成在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后来，金日成与北朝鲜官方，就将这一天作为了金日成创建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
1932年夏，当金日成听弟弟报告说母亲病危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一天凌晨，金日成从游击队住地背着15公斤玉米面匆忙赶回家，此时母亲已经瘦成一把骨头了。
那次回家是最后的告别，因为金日成即将率领他的游击队向南满地区挺进。
在与母亲分别的时候，母亲忽将一个小包从衣袋里取出来，她从里面拿出几张珍藏多时的钞票。金日成怔住了，他知道那是母亲病情尚轻的时候，到村子里给富户们洗衣服赚得的工钱。情知儿子此行必定困难重重，母亲要求儿子将仅有的20块钱带在身边。可是金日成无论如何不肯带，母子俩争了起来。最后还是康盘石一语定夺：“你现在已是游击队的领导了，在外边难免有花钱的地方。好在家里还有粮食和土地，哲柱和英柱都在我身旁，也用不着钱花。你一定要带在身上。”说完，她就催儿子快快上路。金日成似乎对母亲将不久人世已有预感，所以直到他离开芦苇村几里远的时候，还不时回过头去，在阳光下远远地望着那座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发呆。直到再也望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才大步地向游击队的住地走去。
多少年后，当金日成成为威震中国东北的朝鲜抗日军总司令的时候，只要他一有空闲，眼前就会闪现和母亲在芦苇村分手的情景：穿着白上衣、形容枯槁的老母亲向远去的儿子引颈张望。那一瞬，永远在金日成的心中定格了。
1932年7月21日下午，母亲康盘石在那座茅屋里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她刚好40岁。
康盘石死后，被中国乡亲们安葬在安图县芦苇村后面的高山上。母亲去世两年后，金日成才有机会来到母亲的墓前凭吊。那是1934年冬，金日成已在中国东北组建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朝鲜人民革命军。金日成站在母亲的墓前，油然想起当年与母亲那刻骨铭心的最后一别。“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
1933年至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在各抗日游击队扩大改编基础上，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9月18日，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进行改编，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东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下设四个团一个游击大队。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金日成任该师第三团政委，赵春学任三团团长。
不久，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它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金日成历任团长、师政委，二、五军联合指挥部政委兼苇河部队司令员，二军三师师长。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人投降后，中共东北委员会进行改组，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金日成所率部队与患难与共14年的中国战友分别，跟随苏军返回朝鲜。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正式脱离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此完成了建党。1949年9月9日，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年仅36岁的金日成出任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