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政治经济学概论 [法]萨伊著》
——1997年商务印书馆第2次印刷版
一、萨伊的生平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年生于法国里昂，1776年入私塾，塾师是一个意大利来的新教徒，饱受本地的主教压迫，未及一年即辍学，举家迁往巴黎，在父亲开设的银行里当学徒。1786年，到英国学习。1787年，加入法国人寿保险公司，从一个董事那里首次接触到《国富论》。开始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其后数年在文艺界确定了一定的知名度。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萨伊于1792年，投笔从戎，参加由学者和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学艺中队”，与侵法联军在Champagne平原激战，颇有微功，次年解甲归田。1794年，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任该职达6年之久。1799年，被拿破仑元帅任命为法兰西法制委员会委员，工作职责是审查以“第一总督”名义提出的议案，揭露政府的违宪行为。
1803年，萨伊历时三年，写就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该书有一部份，涉及拿破仑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痛斥拿破仑上述政策无一不为祸国殃民之举。拿破仑读此书手稿后，深知若民智一开，则其称帝法国乃至欧洲的梦想势必粉碎无疑。因此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其于1804年亲告萨伊公如能幡然悔悟收回悖谬言论，以本皇帝为心，则前途无量，否则玉石俱焚。但是萨伊拒绝了。不过，拿破仑知道如何惩处一个不驯服的学者。他查封了萨伊的一切著作，禁止萨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委派他担任海关税收征管员。萨伊并没有屈服，遂自称难当大任挂印封金而去，在巴黎近郊合股创办了一个纺织厂，因管理得法该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吸纳了该乡的大量劳力，十数年间竟将一穷乡僻壤建成小康之局，颇为时人称颂。
1815年，粉碎破伦帮后，拿破仑被送往圣赫勒拿岛劳改，法兰西“再造共和”，法国人民包括萨伊先生终于稍得解脱。1814年，萨伊曾到英国访问，在那里，他和当时英国的经济学界泰斗，李嘉图、马尔萨斯、边沁等人纵论天下相谈甚欢，与此数公遂成莫逆之交。回国后，在1815年写就《论英国和英国人民》一书。同时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法国学校之有经济学的课程，自此始”。但是继拿破仑而起的，也和民国时一样，尽是些法国的段祺瑞、徐世昌、张作霖，此辈或者出身行伍粗识之无，或者出身官场八面玲珑，但其不学无术则和拿大帅毫无二致。他们一听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二字就谈虎色变，生怕萨伊一伙清流物议私结朋党，使其重蹈破伦奸匪的覆辙，而且萨伊一伙竟然在民营大学开设新课程，干扰高等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其心可诛，于是先生的教学工作进行了不到两年，就遭取缔。
1820年，萨伊先生吃一堑长一智，干脆把他课程的名称改名为“产业经济学”，又通过各方友好前往疏通，结果他就成了法国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产业经济学教授，而且也成了法国国立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第一个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教授，这一教就一直教到1832年他逝世时为止。其间萨伊对其《概论》一书多次改写，该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一版再版，在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前，它是欧美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萨伊在法国教授经济学课程，声名远播，许多学生不远千里，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普鲁士、希腊、美国等地慕名来投。彼时杰弗逊（美国总统、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创办人、独立宣言起草者）曾亲赴高卢，力邀萨公赴美国传道授业，先生素负赤子之情，声言法兰西民族民智未开，国人好勇斗狠，如无适当教育，终将为独夫民贼所用遗祸世界，虽然拿破仑死了难保没有小拿破仑出现（1852年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先生竟能一语成谶，真是识见惊人），以致祸国殃民，故在此间教学价值更大，因此遂婉言谢绝杰弗逊先生的盛意，此亦经济思想史上一段佳话。
二、庸俗与伟大
庸俗经济学家
在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次印刷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开篇《中译本序言》第一句话便是“1830年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崩溃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分水岭’”。“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法国的资产阶级向代表自己利益的经济学家提出创立适于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萨伊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适当的人”。①
首先，萨伊生于里昂一个大商人家庭，他本人就属于资产阶级。
其次，萨伊将经济学定义为“阐明财富确是怎么生产、分配和消费”，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彼此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抽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剥削关系而空洞的谈理论生产……为资本主义辩护……无怪乎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要把萨伊捧上天”。
萨伊在《导论》中一开始讲到研究对象时，就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分离开。主张经济同政治分开，使经济活动免受政治的干预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他所以会抱这种主张，诚然是借此来反对拿破仑的尤其是雅阁宾党执政时期的政治，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抽去社会和阶级的具体内容而抽象地空谈一般经济问题，以便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从而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理论而奠定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中译本序》第5页）
再次，萨伊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所有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这样，萨伊从他的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理论引申出生产三要素论。进而引出要素分配理论，即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所有者由于他们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需要说明的是：
一、萨伊的“生产”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生产”，因而萨伊的价值（财富）也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价值（财富）。“生产”总是意味着“财富的生产”，在斯密那里，财富或者指物质产品，或者指剩余产品，相应地，生产有时指物质资料生产，有时指剩余价值生产。②而萨伊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因素的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第59页）。
这就犯了两个错误：其一，萨伊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其二，用效用来衡量价值。但是，效用的量的大小如何决定？究竟用什么尺度来测定它的大小？萨伊不但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而他也没有的提出这个问题。无法用效用来测量价值，萨伊就转向价格，他说“价格是测量物品价值的尺度”。而价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萨伊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比例的上升；反过来也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比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第325-326页）但是，我们知道，供求关系的变化只会引起价格背离价值而上升或下落，这种关系绝不是决定价格的真正原因。于是，当供求论不能解释价值的真正决定因素时，萨伊就求助于生产费用论。即价值是由生产创造的，而“如果一个生产使用的产品不多于它生产费用，那便没有新价值的产生，因此也没有财富的创造”。因此，商品的价值的基础是生产该商品的要素的价值。他说“它们（指生产来源）的价值基于它们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本身则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于是乎，在要彻底说明生产费用即要说明所谓“生产来源”的价值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效用理论。即，在解释价值的时候，萨伊用效用论，在衡量价值的时候，萨伊就用价格理论；在解释价格的时候就用供求理论；在供求理论失去作用时，又陷入生产费用论；而在说明生产费用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效用理论。如此，转来转去反复循环，永远没有出路。
因此，萨伊的“服务”也还是有所“贡献”的，就是把早已发表过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论，收集起来，左右逢源地灵活运用，借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因而只能把他看作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倡始者之一。
二、萨伊的分配论，即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所有者由于他们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被马克思批评为“三位一体”公式。
亚当·斯密曾经明白地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的扣除部分，因而它“已经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认识了”③。而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则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三种收入是由不同来源产生的，剩余价值就完全被抹杀了。这样，萨伊完全拒绝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而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利益调和”论打下了基础。不仅如此，萨伊还坚持，低工资对于全社会都是有利的。他反对西斯蒙地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建议时曾说：“所谓低的工资率只对雇主有利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工资率的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费阶级，或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第383页）。这种理论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这里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它同萨伊自己的效用理论也是矛盾的。因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既然是效用，而工资的降低决不会使商品的效用发生变化，因此也就是不可能影响商品的价值。这种“理论”虽然极其错误，但由于他是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还利用它作为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武器。例如，所谓冻结工资政策和以反对通货膨胀为由而限制工资的措施，都是以这个理论为武器的。亚当·斯密在分配问题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萨伊这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斯密的科学观点，而利用其庸俗见解，“巧妙地”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脓疮”，把它说成多么和谐！无怪资产阶级极其代表——庸俗经济学家们都拍手欢呼他的著作，把他捧上天了。
最后，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就业不足。萨伊是通过将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来论证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按照萨伊的说法，商品交换形式上采取商品——货币——商品的形式，“在以生产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现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第144页），既然一种产品总是用另一种产品购买的，而作为购买手段的这另一种产品又是在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的，因此，他说“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第144页）。但是，一方面人们参与交换的目的在于商品而不是货币，另一方面，货币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是转瞬即逝的，由此，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可以简化为舍弃了货币媒介的物物交换。在物物交换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不仅在数量上恒等，而且，买卖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萨伊这一分析存在太多漏洞，比如，货币不仅执行交换手段的职能，也执行贮藏手段职能，于是卖和买之间可能脱节，供给不一定能转化为需求；另一方面，萨伊定律所要求的供给转化为需求，实际上要求的是储蓄无条件转化为投资，但这二者也不是无条件转化的。由此，萨伊由此遭受诟病，熊彼特甚至嘲弄其“浅薄”。④
这位资产阶级的代表——庸俗经济学家，不仅被马克思斥为“庸俗”，被李斯特鄙为“无知”，被熊彼特讥为“浅薄”，就是在主流的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也很少得到正视。⑤
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者和西欧大陆的传播者
有趣的是，就在在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次印刷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紧接着《中译本序言》的《原编者的话》第一句话便是：“自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深奥的独创性著作出版后，在欧洲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得到人们普遍的注意和受到有能力的批评家显著地称赞的，没有一本比得上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而在《中译本序言》中也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家把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捧得很高，认为他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者和西欧大陆的传播者，并把他当做古典经济学家之一。”可见，在萨伊在“资产阶级”学术界、思想界的巨人地位。
但是，萨伊确实是思想史上一位很不幸的经济学家，姑且不论其生前因为强烈的正直的学术品格而遭受拿破仑的迫害，就是在其死后，经济思想史对其极端的冷淡与漠视与其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也极不对称。萨伊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将斯密的思想通俗化和形式化，他对经济学的发展也做出过重要的独创性贡献。⑥
在现代微观经济学中，萨伊是除马歇尔以外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萨伊是斯密思想在欧洲大陆最早的系统阐释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欧洲大陆的最早的传播者；萨伊最早明确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萨伊系统阐述的效用价值论不仅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现代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重要基础；萨伊对“生产”的界定拓展了以“财富生产”为对象的古典经济学的认识领域，其“生产三要素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生产理论”的核心；萨伊对企业家职能、素质及收入性质的界定是企业家理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成为现代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源头；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不仅是收入分配理论的较早的系统阐述，而且成为现代经济学分配理论的重要构成内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不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信念，而且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兴起的供给学派的几乎唯一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尽管经济思想史匪夷所思地忽视萨伊的贡献，但是如果剔除萨伊，微观经济学就剩不下多少东西了。⑦
萨伊的学术贡献以继往开来四字称呼之，实不为过。1）他是世界上首先提出现代经济学研究雏形的经济学家，它强调在一定假设下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出命题，并不断通过实验对这些命题进行检验；2）萨老首倡大义，驳斥了自斯密至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谬论，他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一样，凡能给行为人带来效用的东西，都是价值的源泉。生产创造效用而非物质，这就开了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论）的滥觞。3）“萨伊定律”更是青史留名传之竹帛，它强调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经济学术语称为“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决定了市场容量和产品价格。这一高远洞见百余年后被他的法国同胞德布鲁发扬光大，德氏也籍此贡献一举荣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4）萨伊先生甚至提出了成本递减导致的价格下降和国民财富增加的命题，这类问题到相当晚近的二十多年前，才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和强调重农抑商的中世纪思想不同，萨伊鼓吹企业家精神是国富民强的关键，他享有企业家精神和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两个世界级词汇的首创权。5）在许多具体的公共政策上，萨伊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流俗的见解，他正确地指出了高利率是资本信贷市场不发达所造成，贸易保护缩减了市场容量其结果必将为民生凋敝，滥发货币（所谓积极的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和民无噍类。
萨夫子在世时其道不行，含恨已终。其后的苏俄计划经济浪潮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逆流甚嚣尘上，对萨伊先生更是人人喊打。但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萨伊既然为一非常之人物，“以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随着1978年我国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们越发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自由独立的学术市场正在逐步形成，萨伊先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萨伊先生所鼓吹的思想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历史终竟不能由学阀书写，我们深信“百千载后，论文章，论学术，论人品，自有公评”！
三、《政治经济学概论》的框架与结构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导论》和第一篇《财富的生产》，第二篇《财富的分配》，第三篇《财富的消费》共四部分组成。
萨伊自己是极重视《导论》的。他在《导论》中首先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接着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从色诺芬起一直到与他同时到的经济学家为止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略史。最后他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为国王大臣们一直到普通公民都应该熟悉政治经济学。
第一篇虽然标题为《财富的生产》，但从内容上看，萨伊在这一篇中所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的。除了生产领域的各种问题外，举凡有关商品流通、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以及货币等等问题的讨论，都包含在内。
按照萨伊自己的说法，这一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十章，着重说明为进行生产所必须不可缺少的各种生产要素。萨伊从财富的定义以及财富同价值的关系开始，并说明了生产的意义，接着分别讨论了生产的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然后进一步指出：一切劳动的分类；生产三要素的作用——生产性的服务；分工的利弊；资本的变形以及资本的形成和增加。最后论述所谓的无形产品。第二部分包括从十四章起以下的九章。按照萨伊自己所说，这一部分是“探讨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原因”（第136页）。他首先肯定了，只有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才能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力。其次，发表了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谬论。他在这一部分中讨论对生产发生作用的各种外来原因时，着重反对了政府的干预经济活动和拿破仑的经济政策，论证“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第189页）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第186页）。最后，以两章的篇幅阐明货币流动和信用问题。
第二篇《财富的分配》。萨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说明价值、收入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怎样进行，并分别阐释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最后提到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
第三篇《财富的消费》。萨伊首先说明消费的种类和结果，然后提到个人消费的动机和结果。他在一篇中所着重探讨的是所谓公共消费。但实际上他所说的是关于国家开支的各种费用、课税和国债等财政问题。
四、《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内容精要
第一部分 《导论》
萨伊在《导论》中首先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财富的本质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总是经过观察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它根据关于财富的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与跟着财富消灭而出现的现象。”（第18页）萨伊对财富的定义有区别于他之前的重农学派、重商主义以及亚当·斯密的剩余产品说。
萨伊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的金银还是重农学派的纯产品还是斯密的物质产品或者剩余产品，都是指向具体的财富，而萨伊的财富却指效用。这一概念比此前的侠义物质财富有了更加广阔的解释空间和更加深刻的解释能力。从而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萨伊对“财富”范畴的一般化处理，对于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而言，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由于把财富一语狭隘地限定在有形物质所具有或所体现的价值，斯密博士缩小了这一门科学的范围。他应该把那些虽不是有形的，但却是实际的价值，例如先天才能和后天才能，也包括在财富内。”（第40页）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一般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导出命题，并不断通过实验对这些命题进行检验。“这门科学是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上面，所以他们都感到这门科学的重要性。”（P49）“我不求助于任何假设，只想阐明财富确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只能通过观察求得的。”（P43）“每一个研究者，通过明确的观察，能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的关系，并从它们演绎出结论来。”（P25）
而斯密的《国富论》“许多地方欠明晰，全部著作几乎都缺乏条理。”（第41页）因此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及内容进行重新整理，规范和解释。萨伊确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部分 《导论财富的生产》
生产
萨伊在第二部分开篇指出，“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人力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它已经存在的物质状态……因此，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这种效用的创造我叫做财富的创造”“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的所由构成的。”（P59）因此，萨伊的“生产”实际上是将“生产”一般化为效用的创造，凡是其行为结果可以带来效用产生或者福利增进的，都可以视为生产。
这样，非物质资料生产也就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此而扩展了。萨伊对“生产”概念的一般化处理，得到了此后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从而终结了长期以来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附：关于劳动的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关系收入合法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特定劳动如果被认为具有生产性，说明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主体就具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反之，如果一项活动被认为不具有生产性，则其主体就丧失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萨伊之前，“生产”被指向特定经济活动，以此界定一项活动是否对社会福利的贡献显得狭隘，由此确定特定行为主体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显得牵强。萨伊将“生产”定义为效用的生产，这就将生产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很好地结合起来；一项活动创造了效用，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由此其主体就获得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
将“生产”一般化地理解为创造效用的过程，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生产通常与物质资料联系在一起，由此，非物质生产活动被排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但在萨伊的定义中，把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商业，服务业）都包含在其中，这样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为“非劳动性生产”的收入的合法性给予了理论支持。
生产三要素
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自然力（特别是土地）。“我们看到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如何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协同进行生产工作。”（P77）
关于劳动，萨伊特别阐释了机器的劳动，这对我们解释技术对产生力的作用以及技术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的分析特别重要。“机器……是所凭借以取得自然力的合作手段……机器的显著效果，在于减少生产同一数量的所必需的劳力，或与此相似，在于扩大同一数量的人力所能获得的产品量——这是劳动的最高目的或最大功效。”（P87）“新机器可以代替一部分人力，而不减少产品的数量”，“对消费者说，每项费用的节省都意味着这么多利益的获得。”“机器尽管加速生产过程，但反可以给工人提供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机会”。这里萨伊举了一个印刷机发明的例子。
萨伊先生的论述给我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永远也不必担心机器替代工人劳动后，工人将无所事事，相反，技术的进步将给人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萨伊先生在这里举了一个极端的实例，“就是完全使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人类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减少。因为，产品的总量将仍旧不变，而比较穷苦的劳工阶级的痛苦也许会减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产业各部门感到头痛的暂时变动，将只影响机器。”（P90）
在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萨伊进一步分析了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按萨伊的解释，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由两个因素决定：消费和资本（成本）。“必须有非常广泛的消费然后才可实行精细的分工，所以以在价格高昂只有少数人有力购买的商品的生产，分工便不能进行到很精细的程度”（P98）。同样，资本的缺乏也会限制分工的程度。“在贫穷的国家，单单因为缺乏适当分工所需要的资金，一种产品的产制过程，从始至终，由一个工人包办。”（P100）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萨伊在分析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时，已经有了“规模经济”的思想，因为大规模的分工的前提便是有广泛的消费和大量的资本，这两条都是规模经济的必要条件。同时萨伊也指出“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人的个人能力趋于退化。”这使工业国家不能不特别尽力普及初级教育，从而防止人民智力和体力的退化。这不禁使我想到最近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连跳是否也跟这里讲的这个有关。
关于资本，萨伊将资本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价值。生产性资本包括货币、机器、厂房、原料、商品等，“尽管资本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一定的改变，而且许多部分归于消灭，但资本却可以永远保持，不知毁灭。理由是，资本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货物或物质，而在于价值。”（P111）“用在生产事业上的资本，总不过是一种预付款的性质，用以支付各种生产服务的酬劳。它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取得补偿。”“生产资本尽管在生产中不断使用、不断改变和不断消耗，但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它终必再生、恢复原有的全部价值”“包括生产者的利润”。（P114）而非生产资本，则是不用于再生产的那一部分价值。“它是这么多积累的价值，或换句话说，这么多不用于再生产消费的价值。因此，它不生产利润，也不产生利息，而只生产一定利益或效用。”（P132）
同时，“只有通过把超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产品的数量的产品再投入于生产的方法，才能扩大个人的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总量”。而其，银行有助于资本的增加，“许多本来可以用以增加个人资本因而增加国家资本的储蓄，都被消费掉。所以，以收取、聚集和利用个人的小额的储蓄为目的的一切银行和团体，如果是完全可靠的组织，都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加。”
关于无形产品，“有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必定是实在的价值，因为人们非常珍视它，愿意以贵重和经久的产品交换它，但它却自己没有永久性，一生产出来，便立即归于毁灭”，这种价值，就叫做无形产品。而在斯密的财富的定义中，却没有无形产品。因为，斯密把财富解释为具有可以保存的价值的东西，而不把这名称推及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因此，所有一产出便消费掉的东西，都不成为他所谓的财富。
关于对外贸易，萨伊极力抨击重商主义（萨伊称之为排外主义）关于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的理论及其政治主张。“排外主义是从以下两个主义出发的：（1）一个国家的出口货超过进口货越多，以硬币或贵金属收回的差额越大，贸易便越有利；（2）通过关税、禁令和奖励等方法，政府能够使贸易差额对国家更加有利，或减轻其对国家不利的程度。”（P160）但是，从萨伊的分析，对外贸易不是物品与货币的交换，而是物品与物品的交换，如果认为物品与货币交换的价值比物品与物品的交换的价值更大，则以货币的形式收回报酬更合算。但事实上，由于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也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相反，货币数量的减少，它的价值反而会越高。因此，以本国物品交换外国的货币（指金银），会使本国的货币增加，而使得货币的价值减少，货币价值的减少意味着它能够交换的价值的减少，因此，排外主义的主张是不极其明智或者说是荒唐的。从萨伊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即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货币——价格机制”，百度上说这个理论的较早阐释者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我没做考证，但我认为萨伊分析的很透彻，简直叫人拍案叫绝。同时，萨伊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对外贸易的好处，即“对外贸易的过程给本国产品开辟可销路”，萨伊认为“把我们的生产力使用在我们经营得比外国人更好的部门”，通过对外贸易就能使双方获利，特别是进口商品的消费者，虽然出口商品的消费者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对于贸易带来的好处是很小的。同时萨伊也阐述了出口补贴与关税对贸易的影响。
第三部分 《财富的分配》
关于价值，萨伊所说的价值是指的交换价值，或者叫比较价值。而这个比较价值如果是用货币来衡量的话，它就叫价格。“关于一件特定物品的价值，只不过是估定它和另一件特定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相比的价值，而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物品都可作比较”（P318），“一件物品价值的唯一公平标准，是这物品主人在割让时能够很容易换取的其他一般物品的数量，这在商业行为上和在一切以货币估定价值的行为上叫做市价”（P319）。因此“价格是测量物品价值的尺度”。而价格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比例的上升；反过来也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比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P326）同时“既然一件物品的需要基于它的效用，因而，它的价值也基于它的效用，所以使生产力有价值的，乃是创造那需要所以产生效用的能力。这个价值的大小和这件物品在生产事业中所提供的合作的重要性成比例，而就各个产品说，这个价值构成所谓的生产费用。”（P322）
收入的来源，收入是价值的一部分，是生产手段的提供者创造的效用而获得的价值，“收入的价值的大小，和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或所创造的总效用成比例，不和产品价值成比例。”（P331）个人的收入由其所创造的效用的交换价值决定，而国家的收入，“由整个国家的产品的数量决定，不由产品的价值决定。”“产品的整个总价值将是收入”（P358）这个思想很重要，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GDP的核算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其中收入法是最常用的，其思想就是源于萨伊的国家财富的决定这一思想。“一个人的收入，等于他从生产手段所得的价值。”而国家的财富“由于价值的强度依存于交换上能得到的产品的数量，所以一个国家从它的富源得到的产品越多、越便宜，它的收入或换句话说它的富源的作用就越大。”（P334）
“企业家”的利润，萨伊指的是“老板、经理或冒险家的利润”，首先，冒险家通常必须自己供给所需资金；其次，冒险家需要兼有那些往往不可得的品质与技能，即判断力、坚毅、尝识和专业知识。不但如此，这种事业总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冒险家可能由于非自己的过失而倾家荡产，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名誉，这是限制竞争者数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冒险家的生产力得到那样高的报酬的原因。萨伊鼓吹企业家精神是国富民强的关键，享有企业家精神这个世界级词汇的首创权。
在分析劳动的收入时，萨伊分析了最低工资要求，和低工资对于全社会都有利。萨伊说“所谓低的工资率只对雇主有利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工资率的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费阶级，或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第383页）。“工资率的降低和跟着而来的竞争的不断作用，必定使产品的价格下降，因此从工资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费阶级或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如果工资下降得那样多，以致一般公众要养活工人，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消费品的降价得到补偿。”但萨伊并没不支持低工资，相反萨伊原话是“我们有时遇到这样的雇主，他们想给他们的贪婪行为作辩解，竟断然主张，工人的工资越高，所做的工作就越少，因此必须以穷困刺激工人。斯密是一个有广大经验与卓越眼光的作家，他的意见和上述主张大不相同。让我们引用他的话：‘劳动的优厚报酬，不但足以促进人口的繁殖，而且足以促成一般人们的勤奋。’劳动的工资是勤奋的刺激。像人类的其他品性那样，勤奋受到越大的鼓励，就有越大的增长……因此，工资高的地方的工人总比工资低的地方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和更敏捷。”
关于地租，萨伊说“土地对这些货物的生产所起的作用可叫做土地的生产性服务。这就是地主得到利润的来源。”“土地不是唯一的具有生产性能的自然力，但它是唯一的几乎唯一的能由人占为己有以取得特殊或独占利益的自然力”。但是萨伊没有讨论土地的这种独占权时如何决定的，也就是萨伊并没有财产权的由来，萨伊说“就政治经济学说，它只把财产所有权看作鼓励财富的积累的最有利的因素，并满足财产所有权的实际稳定性，既不探讨财产所有权的由来，也不研究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方法。”（P136）这也是萨伊后来受人诟病的地方，因为避开所有权的由来不谈，就有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嫌疑。
第四部分 《财富的消费》
消费，即效用的消灭，消费的直接结果是物品所有者失去者失去价值，因而失去财富。“正如生产意味着效用的创造，而不意味着物质的创造，所以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而不意味着物品的消失。一个东西的效用一经消灭，它的价值的来源或基础便消失，就是说它成为想望或需要的对象的条件便消失。从那是以后，它不再具有价值，不再是财富的一个项目。”（P436）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消费，一种是非生产性消费。
生产性消费，不能满足欲望，但却创造新的价值，这价值等于或多于所消费的价值。生产性消费所消灭的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这样的消费，除使冒险者由于拥有新产品而获得可抵补所消费的产品的价值并通常还给冒险者提供利润外，不满足人的需要，因而不产生愉快。
非生产性消费，是指其目的在于满足欲望或享乐的那种消费。关于非生产性消费，唯一的研究对象是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来，最得意的消费似乎有以下几种：1、有助于满足实际需要的消费；2、最耐久、好质量产品的消费；3、很多人的集体消费；4、最后，根据和上述完全不相同的理由，那些和道德标准相符合的消费是得宜的消费，而违反道德规律的消费，往往成公众或个人的灾难。因此，萨伊并不提倡贫富不均。“贫富的大不均，有碍那些必须看作最适宜消费的选择。不均程度越大，虚假需要越多，真实需要越难得到供给，迅速的消费越普遍并为害越大。”（P451）
节约与奢侈，“节约是经过熟思审虑的消费——知道我们收入是多少，并知道使用收入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节约没有固定规则，应当参照消费者的财产、身份与需求来决定。”“它是熟思审虑与健全的判断的产物，不为着奢侈品而牺牲必需品，不像守财奴那样为着随时可享用而始终没享用的奢侈品而牺牲现在的生活的舒适品。”（P455）“节约不作无目的的消费。”而奢侈，“大抵可以说是贵重物品的使用或消费”，“奢侈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所陈列的物品的稀罕、贵重与华美使人羡慕，而这些物品可取的地方，也许不在于效用、利便或愉快，而在于炫人的外观和对舆论的影响。”（P458）然而“贫苦与奢侈则是分不开的伴侣”。两个谬论：其一，有人说，鼓励花费或消费，就是鼓励人生产，因为人无所得就无从花费。这谬见基于以下假设，即生产与消费是人力所能及，而增加收入跟花费收入同样容易。可是，即使假定花费的愿望产生工作的兴趣（经验绝不给这个结论提供依据），但资本如果没有增加，就不能扩大生产，因为资本是必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很明显，资本只能通过节约而积累起来，但对于生产动机完全在于享乐的那些人，怎么希望积累资本呢？其二，如果有人认为，鼓励奢侈的制度只对有钱人起作用，因而会产生有利结果，因为它减少财富不均的不良现象，这想法的谬误不难证明，因为上等阶级的奢侈必定引起中等与下等阶级的奢侈，而这三个阶级中，下等阶级必然最快弄得山穷水尽，而其会增加贫富的不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何等的不同，因为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这与古典经济学主张完全背道而驰，无怪乎经济学界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但仔细分析，又发现其中并不矛盾，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又可以叫做危机中的经济学，经济危机中的鲜明特点就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即资本相对于需求过剩。而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资本并没有相对于需求过剩，相反，资本的积累还要靠消费的减少，通过节约来积累。因而，在古典经济学这里，只有生产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而在经济危机时，则需要刺激消费，以减少生产过剩，或者增加资本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课税，所谓课税，是指一部分国民产品从个人之手转到政府之手，以支付公共费用或公共消费。“有人说，租税的负担，使各生产阶级不得不加倍努力，因而有助于扩大国家生产。对于这个说法，我的回答如下：第一，努力非借资本的帮助不能生产，而资本只是租税从人民手里所拿去的积累的产品；第二，很明显，专为应付纳税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并不增加财富，因为这些价值都给租税所吞并。”因此，最好的租税，或更确切地说，为害最少的租税是：1、税率最适度的租税；2、在最少程度上造成只烦扰纳税人而不增加国库的苦况；3、各阶层人民负担公平；4、在最少程度上妨碍再生产；5、有利于国民道德，就是有利于普及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习惯。”（P504）同时，税率增加而税收并不比例增加，也就是财政算术二加二不等于四这句话成为一句格言的原因。
关于国债，“个人借贷者与政府借贷者有这个大区别，即一般地说，前者为着有利用途而借贷资本，后者为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P536）“国家举债的目的，或是满足意料不到的需求，或是满足非常紧急的需要。就这两个目的说，借款可能有实效的，也可能是有实效的，但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所借的款项都是全部消费掉或损失掉的价值，但国家却一直负担它的利息。”国家用收入支付利息“这部分收入必定从纳税人移给政府债权人。”“对政府来说，巨额财富的控制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诱惑。虽然财富是在以人民为牺牲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但人民很少从积累的财富得到利益。可是，事实上所有价值，因而所有财宝，都是来自人民。
四、结论与启示
读罢萨伊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久久不能释卷，是震撼，是惊叹，是崇敬，是钦佩，是感动，是不平，是感慨，种种情感萦绕于怀。我很疑惑为什么世人为什么给他如此不公的评价，萨伊先生为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是如此巨大，纵然他的理论是有瑕疵，不够成熟，或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显得很朴质或者浅显。但是什么样的评价才算是公正的，我们评价标准是什么？历史学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物应该将他放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将萨伊放在他所在的时代，用19世纪的眼光来看，还有人去指责萨伊“庸俗”、“无知”、“浅薄”吗？难道一个现代人去会嘲笑他的祖先是如何的弱智无知吗？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真正应该被耻笑是这个人。在这里引用一句评价：反对伪马克思主义，反对借马克思主义之口攻击异己之徒。萨伊的伟大不是他们可以抹煞的！
还是那句话：萨夫子在世时其道不行，含恨已终。其后的苏俄计划经济浪潮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逆流甚嚣尘上，对萨伊先生更是人人喊打。但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萨伊既然为一非常之人物，“以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随着1978年我国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们越发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自由独立的学术市场正在逐步形成，萨伊先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萨伊先生所鼓吹的思想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历史终竟不能由学阀书写，我们深信“百千载后，论文章，论学术，论人品，自有公评”！
参考文献：
①【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本译本序》；
②赵峰：《萨伊的“生产”》；
③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页；
④赵峰：《萨伊定律还是斯密定律？》；
⑤赵峰：《想起了配第和萨伊》；
⑥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