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全国两会，一条引人瞩目的新闻就是打击商业贿赂，官员们声称，今年重点将打击的就是教育乱收费和医疗腐败。对于商业记者来说，这些词汇仅仅意味着概念和报道而已，你难以想象它会对一个家庭和个人产生的影响。但就在两会结束后不久，我的家乡就马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项整治运动。

　　据称是因为曾经被媒体点过名，所以敏感的地方政府，这次主动作出姿态，拉开了一场声誉保卫战。没想到，灾难就降临到我的一位朋友的家庭。他的哥哥是当地一家医院的药品采购员，当一位药厂销售员被捕后，他被指控收受了回扣。风暴正好发生在他即将新婚之前。对这家医院来说，最紧张的其实是那些既得利益的院长和主治医生们，他们不想让我的朋友的哥哥进入司法程序，因为这有可能牵连到他们的前程。

　　当消息第一次在这座城市散布开来时，他们希望婚礼转移举办地；但随后，因为觉得形势有恶化的趋势，他们又指使我朋友的哥哥赶快外出躲一阵。但消息在不断变化。几个小时后，院方认为取消婚礼有可能使医院陷入不安和动荡，希望婚礼照常举行；但在婚礼前一天，又再次通知说，让我朋友的哥哥不要参加婚礼了。结果是，那最终演变成一场没有新郎出席的婚礼。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朋友的家，已经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几十年的平静生活，他们不能想象永远逃避的日子会有多么漫长。有经验的律师告诉他们，这样的案件可大可小，如果短暂的风暴过去，或者当初的药厂销售员改口供，或许一切将化险为夷；但如果追查的力度加大，则意味着长时间的逃亡，或者入狱后加重的刑期。即使有一定的法律条款在描述着不可逃避的法律惩戒后果，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否被执行关键在于人。有人随后暗示我朋友的家庭，要给当地的检察院院长、反贪局长和具体案件负责人打点一下。

　　对于我朋友的家庭来说，如果自身的确有过错，承担后果并非不可；但对那些风暴未及的院方领导来说，他们却希望的是，我朋友的哥哥可以永远在这座城市里消失。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尊重法律本身——这公共生活的契约。即使那些怀着朴素正义感的人们，也难以因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勇敢地走到被告席上，因为法律所给予人们的对于后果的预期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严重破坏了，没有人敢于期待有一个严肃、真诚的法律可以给予无辜的或者有过错的人以基本的权益保障。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法律使我朋友的家庭陷入危机，而是那些以法律的名义执掌权力的人。刚刚读完林达夫妇所著的“近距离看美国”第三部《我也有一个梦想》，围绕种族主义的问题，美国社会一直试图在将分离的南北双方拉回到一个可以对话的契约的框架下。由于黑人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扮演着社会主要劳动力和私人财富的角色，所以，要让民众逐渐放弃种族主义，给予黑人以平等的公民权是相当困难的。这使得在美国建国后仍保持农奴制的南方各州，最终以一场“独立”战争来要求美国联邦给予其合法的蓄奴权利。

　　南北战争结束后，北方诸州和林肯总统并没有以战胜者的姿态入主南方，而是逐渐平静地交回权力，让南方恢复自治。对于联邦来说，重要的不是以一场战争宣布蓄奴非法，而是让南方重新回到契约社会的框架内，一点一点实现人性的进步。这就有了随后一系列的司法挑战举动。北方极端反对蓄奴的白人和南方觉醒的黑人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触犯南方各州的法律来进行司法挑战，希望最终在立法上赢得人人平等的胜利。

　　当关于黑人能否与白人共同享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权利、入学的权利和在白人的饭店正常就餐的权利的案件，成为法庭上可以相互辩论的话题时，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了一点一滴的坚实的基础。双方都试图利用法律本身来赢得自身的权益保障。实体正义莫如程序合法。尽管在一些司法挑战的案件中，产生了一些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不公平的判决，但它们都符合当时的法律环境，也为一个社会的司法进步付出了代价。

　　在这样的环境里，法律的判决是可以辩论、期待的，人们有信心通过司法的途径来承担过失的后果，并获得权益的保障。所以我很理解我朋友的哥哥今天的处境和心情，他绝非恶人，也曾以友善向我，即使他今天有过错，但却无法在一个正常的契约社会的框架下获得惩戒的公平。恐怕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听闻仰融、杨斌、顾雏军和周正毅落马时，也有相类似的感觉：他们并不将此主要归咎于这些问题富豪们的灰色交易，而是认为其运气不好、不会处理与政界的关系、不会很好地低调保护自己。他们更不会天真地相信，法律会公正地看待他们的财富，保护他们的财富，而是寄望于和掌权者达成默契，以获得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