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何其相似。当诸多跨国公司在严密关注力拓所谓间谍案的庭审过程，和Google退出中国风波之时，在它们中间，在中国感觉不受欢迎的公司数量正在稳步上升。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大约也就在一年前，希望抓住全球经济衰势的机会大胆收购的中国企业也正处于几乎同样的困境中，除了中铝增资力拓的大交易流产的标志性事件外，许多中国矿产企业在西方──尤其是澳洲遭遇严重的排外意识形态挑战，最终如愿以偿者如五矿和兖州煤业，屈指可数。 故事版本不同，但相似的是，无论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都需要面对当地国的法规和审查制度、以及民族情绪挑战。

　　我们不能一边指着对方国批评其对中国收购怀有敌意和误解，另一方面又极力警惕外资在中国的收购和经营活动。便宜不可能两头都占。

　　WSJ的文章分析得很好，力拓和Google提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选择。一是精于世故的力拓，尽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在看庭审结果，一边在和中铝重谈合作；一是初涉江湖英雄主义的Google，将自己的商业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布林在最近接受WSJ采访时，详谈了退出中国市场的始末，我能理解Google做出这样举动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商业逻辑。不过，我假设了一下，假如我处于布林或施密特的位置上，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先说我的结论：我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会尽可能让过程完美。

　　接下来，我想给正在密切关注力拓和Google案的跨国公司们一些个人建议：

　　1，回到本质：一切决策仍最终需基于商业利益。中国市场的确很诱人很庞大，如果你在此的业务规模已经很大，从照看你的生意出发，遵守与你母国法规风俗不同的本地要求并不过分，这样的妥协也能够被人理解。而从另一方面说，并非对所有行业而言中国市场都是潜力无穷的，如果比例只有1%，退出也无妨。

　　2，能否让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我觉得Google不明智的一点是，它的公开挑战的做法，把一个国家的政府置于聚光灯下的位置上，能够斡旋和沟兑的余地已经很小。同时，政府治理的主要工具就是对信息的控制，不能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理精神来同样要求──或者说期待其它国家的改变。

　　3，“在中国率先掌握民意的重要性”。Interbrand中国区总裁陈富国此前曾在分析达能与娃哈哈纠纷时曾说过，随着中国消费者民族自信心的加强和爱国热情的高涨，跨国公司很容易在类似纷争中被强加上类似入侵者或强盗的标签。在这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地位的跨国公司们，也许可以主动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