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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兴文县正在举行红段子创作大赛，前不久，该县专门发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编写红段子。借助通俗易懂的短信来讴歌家乡的新变化、生活的新变迁。各单位各乡镇领导、机关干部要带头编发红段子。县上以后还将定期发布经过县委宣传部等部门挑选的红段子，长久占据手机短信的空间。（7月12日四川新闻网）

　　“红段子”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本无可非议，毕竟这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语言形式，无论从其积极健康的内容，还是其所具有的交流情感、传递信息等作用，“红段子”都应该值得肯定。但是当看到这种文化形式被公权力所裹挟，成为强权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工具时，红段子所沾染的急功近利令其充斥着无尽的聒噪，所谓的思想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红段子与黄段子的区别在于一个代表积极的舆论偏向，一个则是消极的，它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它所能占据的群众基础。红段子要真正深入人心，在于所倡导的思想能否引起民众的共鸣和认可，这样的红段子才是有思想的文化载体，而不能仅靠强权的推动和媒介技术的支撑。

　　从兴文县举办红段子创作活动来看，红段子创作完全是来自公共权力部门的一厢情愿，这样一种自上而下，通过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展开和形成的文化现象，有着较为明显的外力作用痕迹。这样一种被策划的情绪表达本身也是没有战斗力的，该县开展活动至今所取得的“成效”就是明证，从上月27日开始到7月11日，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天，也不过是收到了寥寥70多条短信而已。如此看来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响应，而且这70多条短信又有多少是公务人员利用上班时间“埋头创作出来”的呢？又有多少是奔着“最高奖1000元”而来的呢？利用工作时间冥思苦想以完成红段子创作任务或者奔着奖金而来的红段子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其思想性，有的只是聒噪和不安。

　　其实不只是在四川兴文县，之前已有多个地方出现过由政府主导的红段子创造大赛，红段子的兴盛一般是由当地最高行政部门发起，并依靠公权力与通信部门的合作层层扩展，底层民众的参与热情并没有得到积极“开发”。没有群众基础的红段子创作注定走不远，即使在在重奖之下召唤出“网民一呼百应，已发来上千条”的一派祥和景象，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不能祛除公权力急功近利的聒噪，红段子就难有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