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系列: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复稿)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公元15世纪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指以礼乐制度教化百姓。

而给“文化”界定准确定义的,当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1871年他在自己的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文化的: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文化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遗产,又是一个连续积累的过程。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变化,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特定的阶级性。

中国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一直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跌宕起伏。在封建时代,文化是作为封建帝王统治老百姓的一种奴役工具而存在的,是为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

   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折射出的是华夏文化的灿烂与暗淡,并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即便是在比较开明的朝代,帝王对文化统治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对那些较有影响力的文人都会想法让其为自己服务的,否则就将其视为叛逆而消灭。古时候御用文人的出现,也就说明了文化与封建帝王的关系。

   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联姻,虽然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拥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中国恐怕当属世界第一。按说古时候的封建帝王有很多都不是很喜欢文化的人,但一坐上金銮殿就似乎懂得了文化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下面我就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粗略地分析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渊源

    1、秦始皇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文化繁衍自远古起,第一次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遍布神州大地的诸侯,用武力占领土地之后,就着手扶持有利于稳固自己政权的文化,通过文人的现身说法,极力神话个人的统治。这时候的文化也正好借用政治的需要而达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涌现出了一批如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他们不同的思想分别被不同的政权所采用,这就是当时所出现的“百家争鸣”现象。

    随着秦王赢政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先后剿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首次起用“皇帝”的称号,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封建帝王。坐上帝王的宝座后,赢政为了确保朝代的万世永存,还受意当时的文臣起草了关于“世袭王位”制度,从组织上保证了秦家王朝的永久辉煌。

    虽然各诸侯国不存在了,但是统一后的秦朝的文化种类特别繁多,各类思想充斥朝野,极大地防碍了秦朝的专制政权的有效运行。因为在秦王赢政剿灭诸侯六国时,当时的诸子百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那些诸子们照例按照自己的思想派别招收弟子,四处传播自己的学识与思想。这样一来,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皇权思想的建立,为了统一秦朝的文化,规范秦朝的思想统治基础,秦始皇做出了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事件:焚书坑儒。

    公元前212年,当秦朝的士兵诛杀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的时候,可怜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们到死都不明白,何以昨天还是功臣的他们,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孤魂野鬼?当秦始皇下旨保留儒家的时候,以孔孟为首的一帮读书人从此只能编写有利于朝廷的书籍,只能传播有利于专制政权统治的思想,只能永远做个安份守己的文臣,为皇家世代效劳了。这时候的中国文化就成为了帝王的家书,它的命运也从此与政治紧密相连。

2、李家王朝拓宽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思路。

   唐朝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综合国力很强,对外交往也非常频繁。尤其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他所采取的文化兼容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是他这种大度的胸襟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心态,创作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政治环境。

   唐太宗在执政初期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王,他乐于与持不同政见的人交流,允许幕僚与百姓说真话说实话,这也为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创作空间,因此一些真实反映民间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内容上就显得比较丰富。唐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诗歌的创作,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等大诗人,也是“唐诗”的主要代表人物。

   唐朝文化除了诗歌的繁荣外,同时还兴起了绘画、书法、雕塑等各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空前发展,给当时的朝代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在今天的收藏界,普遍看好的依然有一大批唐朝的书法、绘画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秉承“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精髓的欧阳询、虞世南、薛稷等,还有颜体的创始人颜真卿。唐朝的绘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吴道子的山水画。

   但如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唐文化的兴盛是与当时的唐朝统治者为了炫耀政绩分不开的。在封建帝王们看来,文化只不过是装点封建统治的门面而已,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这点上,任何开明的君王都不过如此。因此在唐朝即使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不会得到很好地重用的,也就说明了这点。

   既然是封建帝王推崇的文化,自然是不能与他们的统治思想相悖逆的。虽然唐文化有涉及百姓生活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最主要的还是歌颂当时政治背景的,是为封建思想服务的。用我们后人的话说,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政治和谐与否,决定了文化发展的风格。

   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是否和谐,社会是否安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无论哪朝哪代,只要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那么呈现出来的文化氛围就是积极向上的,发展的主题是乐观的,都以歌颂朝代的主旋律为创作的源泉;反之,则文化显现的就是颓废的、悲苦的,发展的方向是悲观的,主要以描述社会动乱、老百姓民不聊生为写作背景。这样看来,文化的点滴变化都与政治变迁分不开的,政治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晴雨表。

    当一个朝代被历史唾弃后,新生的不仅是新政权,还有随新政权应运而生的新文化。在封建帝王时代,帝王的个人喜好,也决定了当时的文化主流走向。如宋朝鼎盛时期的几位帝王都喜欢词曲赋牌,尤其爱好艳丽的词曲,则随后就出现了一批以专写歌妓生活为主题的词曲大家,如柳永、李清照等。这类词曲被称为“婉约派”,如单从词的主调来说不太高尚,可由于婉约派词曲追求超哀婉的意境,吟诵起来不禁也有几分美意,让人倍感羡慕与向往。当然了,宋词还是有值得后人推崇的,比如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等。

4清朝的“文字狱”,彻底淡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

   当满族大辫子统治了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主要是指中原文化)因为地域及思想的差异,遭到了当时清朝帝王的残酷压制,进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上有名的“文字狱”事件,诛杀了一批很有才气的文化人如查嗣庭的“维民所止”、徐峻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等,进一步禁锢了清王朝文化的发展,也使得明时期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在一段时期走向了低迷。

   清朝的“文字监狱”事件,是封建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帝王与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文字监狱”的发生,不仅禁锢了进步思想的传播,而且堵塞了言路,使得文化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路径,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政治招牌。

5、新中国民主政治模式,让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生。

   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起,中国文化就又一次获得了新生。新中国的领导人很重视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设立了文化部,专门从事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并就某段时期文化界出现的问题进行民主探讨,在“取其精华,去其糟泊”的基础上,不断学习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给予中国文化赋予了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创造,使得中国文化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依旧能焕发出青春的色彩。

   文化为人民服务,文化写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一直以来就是党与政府坚持的文化方针。即使是在“十年文革”中,中国文化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一直在为老百姓创作着标准曲目(样板戏)。虽然这样的曲目,乐于把人物性格公式化,把人物情感革命化,但在那个单一文化背景下,“一言堂”仍然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品味到文化的激情。这就是文化在新政治形势下得到的最好的应用,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味道。

   改革开放后,文化在新经济意识的冲击下,有段时间显得比较迷茫。各类艺术家在接受新鲜文化的思维时,有点过于彷徨与疑惑;但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指引文化向前迈进的指路人,他们为新中国文化的繁荣灿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小平同志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一切新思想一切新文化,我们都可以辨证地加以引进与学习”,要求文化战线的同志要大胆尝试,要积极鼓励艺术家们投身改革的浪潮中,去做文化的弄潮儿,为改革开放创作出鼓舞士气的好作品来。

   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加强对文化界意识层面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文化的殷切期望与长远规划。坚持“百化齐放”的文艺方针,积极扶持民间文化,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职责。写老百姓愿意看的作品,谱讴歌社会主义的好曲,跳健康向上的舞蹈,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把新中国的文化带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总之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的时代鲜明特色是形影不离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政治依靠文化来点缀,文化则以政治为依托,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的文化大家鲁迅先生曾经就批评过政治与文化的姻缘关系,指责文化没有自主生存的能力。其实这不是文化的过错,而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造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文化都无法脱离这样的发展思路,还是继续为新政治而服务着,也时时扮演着政治配角的地位。

二、经济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漫长的经济长河中,养育了中国文化跌宕起伏的性格,也让文化的繁衍经受了诸多磨难,从而让中国文化具有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促成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拓宽了中国发展的思路。

   但经济的繁荣或衰败,对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某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由于受各类思潮的冲击,往往造成文化的虚无或浮躁现象,让文化的前进偏离了人民的需求,而单纯成为了时代的喉咙,让文化的发展具有了典型价值理念;当某个时期社会出现动荡或经济萧条的时候,文化就开始呈现出一种低迷但厚实的现象,这时期文化所表现的多为反映社会现实与老百姓苦难生活的内容,从而让文化接近了老百姓的渴望与期待,也逐渐影响了社会寻求改变的动力。

1、文化的繁衍必须以经济做基础。

文化不是天生的,而是与人类的活动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人与自然界呈现双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始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以生产实践即经济活动做基础。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物质生产方式一直是以家庭作坊与小农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距今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开始,农耕文化就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体。

一切围绕农业生产,是当时中国文化的创作根源。在《诗经》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现状的作品,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这时候的中国文化是简洁而淳朴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斑斓起伏,有的如自然一般的清新随和。以山野自然风光为中心,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是当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今天读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宁净。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从有了封建王朝后,等级思想观念被逐步引向深入,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候中国文化就遇到了第一次嬗变。

因家庭手工业的消失,集体农业合作模式渐渐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社会分配方式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给当时人们的思想注入了一丝求变的欲望,试图获得平等的生存机会。但因受封建统治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制约,无从得到很好的解决,只有将怨恨埋藏在心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股颠覆朝代的力量(农民起义)。

俗话说“破则立”,每一次的农民起义虽然破坏了当时的经济结构,可随着新朝代的建立,统治阶级又在继承前人经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领域,从而使得封建经济跳跃式地向前进步,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化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紧密联系,使得文化越来越关注政治、思想、生产、生活、科学技术等方面,由此产生了文化服务于封建制度的意识。封建制度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封闭的统治制度,但在当时因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也给封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由此繁衍了灿烂的封建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哲学与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为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文化发展的基础。

2、经济政策、交往因素激发了唐文化的活力。

当社会的脚步迈入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时,中国文化犹如入水的鱼儿,在自由、开明的政治经济长河里翻腾。即使是激起的一片浪花,其间蕴涵的文化都胜过奴隶制度下的平淡。

当时的统治者推行的是开明的、兼容的文化政策,鼓励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促进了经济向规模化发展,提高了人民劳作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

安居乐业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元素,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民之间交往的增多,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民族的色彩。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成熟,人民逐渐掌握了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并对世界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这时候的唐朝文化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文化的颠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最高峰,吸引着很多外国人前来取经与学习,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第一次打开了国门。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产生了对外交往的兴趣,先后派出使节出访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欧洲、非洲,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属少见。同时在那一时期日本连续十三次派出遣唐史,来唐朝学习唐文化(包括礼仪),甚至在今天的日本我们依然能看到唐文化留下来的遗迹。

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中国传播出去的是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推动了各国历史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知识与技术,如土特产、物种与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社会文化生活。随着交流的深入,唐文化逐渐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形成了有鲜明华夏文明特色的中华文化圈,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在神州大地的传播,中国封建自闭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西方文化第一次被完整地引进了中国,其中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有了追随者。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了中国,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制约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洋人在国内大肆开商铺、、烟馆、洋行,用廉价的泊来品侵吞着清王朝的经济实力,削弱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面对这一新形势,公元1861年清王朝内部也逐渐分化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以总理大臣奕忻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增强国力,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面对外国列强枪炮的威逼,清王朝别无选择,只能采纳了改良的主张,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开矿办厂。当时最有名的几个项目是: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部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虽然洋务运动的开展多少有些勉强,但这对于中国迈入现代化也无疑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经历过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清王朝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西方列强一方面运用武力摧毁清王朝的实力,一方面还把大量的腐朽思想运进了中国,消亡着中国灿烂的文化。为了有效抵制西方文化的进入,以魏源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提出了以学习西方科技为核心的思想。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但他们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如何消化吸收这些思想文化,结果就对当时中国封建文化的造成了灭顶之灾。

晚清的洋务派与顽固派虽然在学习西方技术上存在分歧,但对西方民主政治都持排斥态度。西方民主思想表现在国家体制上主要是建立民主共和制,而清王朝统治者只认可改良后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清王朝没有能够实行君主立宪制,但这些民主思想的介入,给当时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气,也给后来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产生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就靠这个。”如果单纯说到剥削,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剥削的认可都是一样的,而不同的是封建剥削在明处、资本主义剥削在暗地里。随着剥削形式的改变,更加深了劳动者对封建阶级与资本阶级的仇恨,也加速了封建势力的衰败。

这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表现在科技领域就是引进了很多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礼仪上就是淡化了“王道”思想,逐渐崇尚于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而这些,都是资本经济带给中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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