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派的背景原因

2004年前任美国时代周刊世界版编辑耶和华·拉莫（Joshua Ramo）在其署名文章中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成功发展，中国已为其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希望”——该篇文章通过颇具影响力的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在拉莫看来，“伟大的中国尝试”使全球范围内形成“北京共识”。“北京共识”不同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或华盛顿及西方所偏爱的“即刻民主化”的政改方式，而是“循序渐进”、“灵活多变”且“整体统筹”的改革方式；不同于俄罗斯和阿根廷曾出现的金融危机，采用“北京模式”不会使经济运作戛然而止、整体休克。其“灵活多变”的模式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改革目标，而不受西方政客或政府的干涉或干扰。拉莫认为：中国给世界以“发展动力之全新理念”；也正是这个发展模式驱动着其“不对称”权利的发展并影响着全世界。“北京共识”模式的渐进改革法已成当今时尚。就北京这种实用主义的混合改革模式得到许多学者赞同，其中包括：伦敦环球治理中心主任麦格纳德·德赛（Maghnad Desai）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尔伯特·柯德尔（Albert Keidel）先生。二位均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性做了理性论述。例如德赛教授认为：中国只是沿用了亚洲其他国家成功发展战略元素，例如日本和韩国。其所谓强权政治是西方人头脑中的想当然，不值一驳。柯德尔先生则认为，中国善于做“资本”投资，使其经济得以发展，例如在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居民的存款量可使中国的发展战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进言之，中国正在逐步开发其市场，尽管路途尚遥远。对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的限制也得以逐步松动，并创建了国内具有灵活性的劳力市场，对努力工作、敢于承担风险并具有知识的人群予以相应的回报和酬劳。在开放经济与全球商务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使其经济的灵活性得以强化，科技创新得到资助。与其他亚洲成功的经济体一样，中国打造了可以培育大量中产阶级的基础——土地改革、普及完善教育、改进社会保障网络。发展市场经济的软件设施基本就绪，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有所保障。当局明显表示将对国内的腐败现象予以积极惩治，并通过了物权法。在柯德尔先生看来，驾驭这个转型期过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比许多人想象得更富有“智慧和执行力”。虽然有错误发生和失算之处，但中国共产党，总体来讲，在政府治理、稳定社会、持续改革方面是一个有信心、经验丰富、善于平衡的领导体。

以上论述代表乐观派的观点，即：承认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但尚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无人敢下结论说，中国模式脱离了风险。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可否基于如下假设来定位其战略，即：中国将持续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中国面临许多来自其国内经济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实施必要的改革来应付这些挑战。

另一方面，一部分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专家，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Minxin Pei音译）和张（Gordon Chang）先生则对所谓“奇迹”以及“崛起”持怀疑态度。来自英国的维尔·休顿（Will Hutton）先生也有相同的论述。然而，通过对美国、欧洲以及澳洲的抽样调查表明，一致呈乐观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