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走了，我感到非常悲痛和难过。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奠基人，他的逝世，是学院的重大损失。

先生于1979年受命成立政治经济学系，这是国内师范院校第一个经济系。他为经济系的发展做了最初的谋划和布局，并一直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师队伍建设看成是经济系发展的重中之重。后来先生不再担任系主任，但一直心系学院的改革和发展，心系学院学生和教师的成长，并长期担任着学院的名誉院长。学院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或有什么重要事情，也都会咨询先生的意见，并总能得到他高屋建瓴的指点。

我在读本科时，与先生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他是我们系的老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领导、全国人大常委，每年“两会”回来后，他都会在五百座（即现在的敬文讲堂）给全校师生做专场报告，及时传递会议信息，解读有关政策和理论动态。从他的报告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学问之精深、性情之幽默、对共产主义信念之执着。后来我留校任教，与先生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有几年，每次春节期间，他都会约我去他家里，聊他成长中的故事，聊他对现实中很多问题的看法，聊他对青年人的希望。这对我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了解先生的机会。每次从他家里出来，我都会为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事业成就所感染，并有春笋成长般的感觉。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知识经济逐渐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有关报道也常见诸报端。有一次，先生打电话给我，跟我探讨知识经济的含义及其英文表述。后来在他80大寿庆典上，他专门以知识经济作为新生事物为例，讲了如何活到老学到老，以及如何与我探讨的事情。先生是大学问家，能这样平易近人地与我这样的青年教师讨论问题，说明他虚怀若谷，也说明他对晚辈后学的无私提携。

 从2003年开始，先生因病一直住在医院，卧床不起。他所受的折磨常人无法想象，但他一直秉持乐观豁达的态度，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对国家经济发展、农村发展、教育发展和学院发展等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每次有人来探望，他都要与其深入探讨，表达他的关切，提出他的主张。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先生，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农村发展、教师工资、弱势群体、世界经济学科建设等，而对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却只字不提，尽管当时他说话要借助人工喉，很费力，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我知道，这是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对自己的事情可以置之度外，但对国家、民族、民众的命运和前途却常系于心。

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的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先生的为人及成就必将为我们经管学院师生代代追慕与传扬。

祝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