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张爽、佐藤宏，2010，《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16-38页。全文下载地址：http://www.profluming.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4）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
——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
陆铭 张爽 佐藤宏*
摘要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家庭的消费平滑提供保险的作用。我们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的农村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互助、公民参与及信任这三种社会资本并没能帮助中国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对于消费的冲击。我们的发现并不依赖于同村家庭遭受自然灾害的同质性程度。我们进一步找到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在帮助农户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上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减弱。
关键词：消费平滑 自然灾害 社会资本 市场化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是如何应对负向冲击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存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使得家庭能够在外生的随机冲击过程中分担风险，那么家庭的消费将仅取决于社会的总收入，而不是家庭的现时收入(Wilson, 1968; Ljungqvist和Sargent, 2000)。在这种完美的设定下，家庭的个别风险将受到完全保险，这样它们就能跨期平滑消费。完全风险分担的假定并没有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大量实证研究也发现确实有部分风险分担(Townsend, 1994; Udry, 1994; Ligon, 1998; Gertler和Gruber, 2002), 而且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发现 (Jalan和Ravallion, 1999)。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式信贷和保险市场非常不完善，非正式保险被认为是家庭最重要的对消费平滑进行部分保障的方式(Rosenzweig and Stark, 1989; Fafchamps and Lund, 2002)。
近来的研究检验了社会资本对于家庭风险分担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在遭遇负向冲击后获得非正式保险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冲击的家庭和它的家族成员或社区间的联系。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对这一点提供明确的证据。在关于南非(Carter和Maluccio, 2003)及埃塞俄比亚 (Mogues, 2006)的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对于缓解负向冲击影响的积极作用，但Gertler, Levine和Moretti (2006)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资本并没有帮助家庭抵御健康冲击对消费平滑的负面影响。Gertler, Levine和Moretti (2006)的研究还质疑了Woolcock和 Narayan (2000)提出的“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观点。
为什么既有的这些发现如此不同？理解社会资本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提供一个线索。首先，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村庄，家庭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更好的正式保险，社会资本提供的非正式保险并不那么有用。Stiglitz (1999)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资本可能很有效，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的力量可能削弱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Durlauf和Fafchamps (2004)认为社会资本能否提升效率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发展。Fafchamps (2006) 进一步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对社会资本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很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果，因为在跨国数据中难以控制国家间正式制度的差异。换句话说，用跨国数据检验正式制度是否替代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的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寻找能够度量正式制度发展水平的变量。此外，市场化也为农村家庭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不同的收入来源，这也会起到非正式保险的作用，从而替代掉家庭之间的相互保险；第三，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市场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减少了村民间的社会互动，这也将会削弱社会资本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首先，社会资本有没有帮助中国农村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对消费造成的冲击？我们也检验了当自然灾害对同一个村庄内不同家庭造成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时，家庭是否更容易分散风险；其次，假如社会资本的确起到了非正式保险的作用，那么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它的作用将如何变化？
我们研究的核心特征在于揭示当市场化进程在农村经济中充分发展后，社会资本在保障家庭灾后消费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区（例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正式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行为的差异。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背景，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而且能够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差异。
本文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S2002）在中国农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有以下发现：首先，在中国农村，总体上来看，我们采用的几种社会资本度量对于帮助家庭抵御自然灾害的影响作用极小，而且，这一发现不取决于自然灾害对村民影响的同质性程度。其次，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村庄间有显著差异，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本对于风险分担作用更小。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当社会资本作为中国农村中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被削弱时，其作用应被正式的保险或信贷及时填补。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报告我们的数据，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提供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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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和含义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帮助灾后家庭保障消费的作用。本文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理解为什么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能分担风险，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
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三种社会资本，即互助、公民参与和信任并不能帮助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和平滑消费，这一发现不取决于居民间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同质性程度。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解释这一事实：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分担风险的作用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仅仅对应于三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以及自然灾害，这些发现本身也取决于我们为市场化水平寻找的代理变量。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可能为灾后农户提供非正式保险，或者社会资本可能对其他形式的负向冲击（例如重病）起作用；我们研究中对于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将来也可能被更确切度量正式制度发展的变量所取代。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将正式制度对社会资本的替代与其他机制的作用区分开。
基于这项研究，我们可以为改善中国农村家庭的福利提供政策含义。中国农村正在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中，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可能正在失去其作为居民的保障机制的作用，而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新的正式制度仍未发展起来。如果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提供非正式保险的作用已经被正式保险取代，我们的发现将是乐观的。特别是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家庭受到正式保险而不是非正式保险的保障。那么，我们有希望看到，在欠发达地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正式保险也会逐渐兴起。然而，如果我们的发现是由于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社会互动减弱导致的，农村家庭就会同时缺乏正式与非正式保险的保障。欠发达地区的家庭面对负向冲击特别脆弱，没有了正式与非正式保险的保护，他们更可能掉入贫困陷阱。正式信贷和保险市场应该覆盖全国以保障人们免受负向冲击的影响，政府也应该通过转移支付和构建社会安全网来减少农村居民可能遇到的负向冲击的影响。
* 陆铭：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电话：86-21-55665308, E-mail: lm@fudan.edu.cn。张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E-mail: sz82@cornell.edu。佐藤宏：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系，E-mail: satohrs@econ.hit-u.ac.jp。我们感谢John Knight、蔡昉、Gary Fields、Loren Brant、Terry Secular、John Whalley、陈钊、封进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会议（2008年7月）与会者的有益评论。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提供数据。我们特别要感谢来自IDRC/CIGI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研究资助。文中余留的错误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