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安排了一次题为“政协委员谈医改”的集体采访。有5位政协委员出席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诸位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协委员发表的意见肯定是非常专业的，但是，探讨“新医改”，有时恐怕还要跳出“专业”或“业务”的框框，看一看更深层的政策背景。

　　采访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药价”和“诊疗费”一降一升的问题。记者问道：“新医改提出，提高诊疗费、降低药价，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有人担心，诊疗费上去了，但是药价是否会降下来呢？”“药品零加成是不是就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其实，“药价”和“诊疗费”的一降一升，对于病人及其家属的支出而言，恐怕再愚钝的人都会想到：“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付出去的都是人民币，——用样板戏的台词说，这叫做“堤外损失堤内补”；说的文绉绉点，这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说得不好听，那就是“换汤不换药”。当然，更精明一点的人，还会想到，如果诊疗费上去了，药价又降不下来，那就更麻烦了。以上所述，恐怕是老百姓最普遍的担心。

　　自从“医改”问题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以来，药价始终是集聚公众目光的焦点之一。现在，我们也许有必要回过头去看看药品加价的初衷：计划时期，医院运营的经费，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财政。80年代以后，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大量减少。从1980到2000年，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从36.2%下降到15.5%，减少了134%。与此同时，政府给医疗机构开了一些政策口子，让医院通过“创收”来解决医院运营的经费和医护人员的收入的问题，药品加价就是其中主要的措施。由此导致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承担的部分从21.2%增加到59.0%，几乎增加了2倍。

　　“创收”的口子一开，加上“市场化”的喧嚣日益高涨，医院被当成企业来办了，这就意味着“利润最大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有研究表明，药品收入要占到医院收入的40%。在一段时间里，药价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难以驾驭。虚高的药价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也就成了新医改的主要目标。

　　现在，我们要拿虚高的药价来开刀，这自然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许又要想一想制定这个政策的初衷，即药品加价是为了解决医院运营的经费，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收入问题。那么，一旦“药品零加成”，那么其中的亏空谁来填补？要知道，从2003年到2007年，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只提高了不到5个百分点。

　　有趣的是，在今天的“集体采访”中，政协委员们有意无意地绕着弯子说了很多，但就是没有把这个关键问题点穿。“药品零加成”以后，要是政府仍然很少增加投入。医院运营的经费，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收入，毫无疑问都还得问病人及其家属要。要知道，2009年的医疗总费用已经高达16119亿元，是1980年的112.5倍，是2000年的3.5倍。当诊疗费、药事费……新的旧的，名名堂堂，都伸出手来的时候，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还有望吗？

　　还有一个问题，自从前些年有人算了个“官民比”26∶1，把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统统算作“吃皇粮”的“官”。从此，财政的钱用于购置设施设备可以，用于人工支出似乎就犯了大忌。其实，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服务，实质上是人对人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医疗卫生领域中，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因素是第一的。因此，公共财政的投入，主要应该用于负担人工成本，这才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所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轻老百姓看病的负担。

　　同时提出一个建议，请高层领导下基层做个调研，看看现在下面有多少设施设备被闲置乃至废弃。公共投资见物不见人，已经糟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