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点评之三 “政见”三题
一 常识即政见
“两会”开幕，政协的名人委员照旧受到记者狂热追逐。有评论者认为，媒体应该更关心代表、少追逐明星。此论固然不错，但按照常识，在大多数代表、委员都不为公众所知的情况下，拍到几张熟脸，至少可以吸引观众、读者对“两会”报道的兴趣。什么时候，不同选区的选民开始关注自己的代表在“两会”上的表现了，媒体的注意力自然会随之投注到不同的代表和他们的政见身上，自然也就从并不真正代表谁的明星委员身上移开。
何况，追逐明星也不是没有收获。比如以平民色彩著称的崔永元委员，就以他主持节目时的犀利，点出了几个公众关心问题。由于他的语言简洁而精彩，因此，复述不如照录：
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平。因为我记得从我记事开始，就在说消除三大矛盾，城乡矛盾，到现在我都快进敬老院了，还在说这个事……
我觉得如果城乡差距过大是一个矛盾的话，政府其实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哪怕这个政策会让GDP增长没有这么快，让城市里的高楼建的没有这么快，立交桥没有这么多，它都是值得的……
现在要把民办教师拿掉，是因为办了中心小学。但是2006年我去了234个学校，你知道孩子上学走山路最远的要走多远吗？来回三十公里，4点钟就要起床，他父亲背着他，打着火把，他在筐里睡……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上4点起来，走走那15公里的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
都是常识，没有高论，但是在这个时候，常识就是政见。
本次“两会”将要审议的《选举法》修正草案里，农民终于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一人一票且同票同权的选举权。以小崔这等朴素的政见，如果他愿意而且可以投身某个以农民为主的选区，当地的农民一定愿意选他担任人大代表。那时，他就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表决权，代表选举他的农民们，向所有加大城乡差别的不公平政策投下反对票，而不仅仅在记者的追问下表达自己的“厌恶”。那时的小崔，将是一个称职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尽管他本人从来都不是农民。
二 “偏见”也可以是政见
另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则没有崔永元的常识这么招人待见。
有报道称，在名为《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保障女性权益》的提案中，张晓梅委员建议，家庭中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一方，应该获得对方发给的“家务劳动工资”，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而由提案名称“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到“保障女性权益”的递进关系中，人们自然理解成丈夫应该给妻子给付家务劳动工资。
虽然张晓梅委员事后做了诸多解释，她的提案还是没能逃过“最雷人”的别称。
其实，张委员捍卫妇女权益的苦心并不算错，但她的捍卫方式，显然依旧没有走出传统家庭模式遗留的思维窠臼。真正的男女平权，在《婚姻法》中早有体现，男女离婚时平分婚后共同财产，其不言自明的含义是：男女结婚之后，双方的收入都要汇入一个称为“家庭收入”的锅里而不分彼此。只要婚姻关系维系，哪怕女人在家寸草不拾，其对双方共有财产依然享有同等的支配权力；双方若要离婚，女性把锅里的一半财产分走，也是天经地义且受到法律支持。放着这么彻底的平权观念和手段不顾，却鼓励女性用家务劳动从男人那里换一点小钱，看似维护女性权益，实际还是传统观念下对女性地位的“偏见”。
不过，偏见也可以是政见。就在提案提交之前的议论乃至争论中，如何在家庭生活中体现男女平权的议题，已经强力进入公众的关注视野，经此一番讨论，对真正实现上述平权，多少也会有些助益。
无论人大代表的议案，或是政协委员的提案，其实都不必以“正确”为前提，反映一个地区（选区）或一个群体（界别）的利益诉求，才是真正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张委员的提案不算高明，却也不失其意义。
三 “谬见”也应该摆上台面
医疗改革终于找到了方向，医药分开成为各方最先达成的共识。但一位山东委员在接受采访时却称，医药分家是对医疗改革的曲解，医药分家保证不会成功。
按照这位委员的理论，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至少还是取之于患、用之于患，而医药分家之后，不仅药品利润转入药商之手而与患者无缘，而且药商比医院更贪婪，药价自然也不会降低。
以药养医如何推高药价利益链条，和刺激过度用药的作用机理，在患者的经验中已经是常识，如今却有委员出此高论，百姓不禁愕然。但如果知道此委员乃药厂经理，愕然也就找到了解释。在以药养医的模式下，患者痛恨的高药价、大处方，正是药厂的福音。医药分家，推高药价和刺激医生过度用药的利益链条被斩断，药厂老板的焦灼，自然可以想见。
“两会”乃议事机构，反映、汇集、表达各方利益，正是其根本的任务。有药厂经理和百姓唱唱反调，即在情理之中，也受制度保护。换个角度看，如果药厂老板无缘参与医改方案的讨论、博弈，而使医改成为一个单方面压缩药厂利益的方案，医改能否顺利实行，也就很值得怀疑。
现在公众担心的是，药厂老板们拥有巨大的经济乃至政治资源，以致可以通过非正常手段干预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以达到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实际上，医改方案多年延宕的难产局面，也确实与这种台面下的博弈有关。而越是如此，越需要让各方的诉求，哪怕是各种偏见、谬见，都能摆上台面公开博弈。公众需要通过一个公开的过程，看到自己的诉求在与其他利益各方的博弈中，实现了多少、妥协了多少，最终又能争取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