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才设计、天才执行的制度

2000年12月15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雷德曼在为《纽约时代周刊》所写的一篇短评中，内有这样一句话，“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这一说法，固然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天才设计的美国基本制度体系，确实是与那片土地上的社会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群落相匹配、相适应的，也极大地保持了政治稳定和促进了经济发展，对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乃至世界霸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国内许多政策法规恰恰相反，“蠢才设计、天才都难以执行”。因而，坚韧智慧的中国人，在面对这些“蠢才设计”的制度时，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变通之法和应对之道，如“钻空子”，“打擦边球”，“先上车、后补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有什么样的愚蠢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取巧行为，天才设计出的制度是“玩人”，而蠢才设计的制度，活该被人“玩”！

远的不说，就以今年全国两会部分代表的建议或者提案为例，如果真的上升为政策法规，恐怕百姓又会发出“养专家不如养蛤蟆”的感叹了。

一是经济学大佬厉以宁的建议，提出了所谓“整个中国高房价问题将迎刃而解”的“高招”：房地产企业参与招标，不是报标土地价，而是报标房价或租房价，“价低者拿地”。

我不知道这个“高招”是拍脑门拍出来的，还是经过了严谨的博弈分析和制度演化分析？如果是后者，决然得不出这般结论。制度是“活的游戏规则”，是在各方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博弈之间寻求解决之道。“价低者拿地”，开发商、中介商吃什么？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喝什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他们要么不陪你玩了，要么花样百出玩死你。

一年多前，我们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无论是以商品价值衡量，还是用资本价值测度，国内的房产价格已远高于其价值，而市场经济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价格总要回归价值的，人为阻碍只是让客观规律的作用过程更加曲折迂回而已。事到如今，房价争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打压房价也只是一时之策，关键是重新设计出一套新的房产市场游戏规则，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巧妙的制度安排，确保房价平稳回归。这一点，厉委员看到了，可问题是，不兼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消费者、投机者六方的利益，再好的主观愿望，写进了制度，也是空谈。

房价问题其实很好解决，那就是创造对立面，让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成为利益对立方，即土地出让不以价高得之，而是按照小区设计方案等招标，同时实行累进制的房产所得税，房价越高，地方政府税收比例越高，这样一来，房地产商反而不愿意把房价定的太高了。新的游戏规则中，地方政府利益没受损，房地产商也少了拿地的巨额资金压力和利息支出，中央政府也有了可操作的调控手段，而消费者则可从“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

二是茅永红的言论，“自己太穷买不起房，别埋怨政府和开发商”。这位房地产大佬可能根本不懂：一个人的贫富，与他个人有关系，但一类人的贫富，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当今中国先富起来的是些什么人？许多都是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鲸吞国有资产等发家的，越坏越发财，而勤劳、正直、善良的人们往往致不了富。这样病态到变态的制度，如果不变革，就会“被变革”，埋怨还算是轻的了。

三是张晓梅的雷人提案，“老婆做家务，老公须发工资”。天才和蠢才的区别，在于知道自己不会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策和制度也是如此，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应当出台它实际上无力维持的制度，不管这个制度有多么的正义凌然，否则只会沦为笑柄。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最高两会，出现这么多这样的政策或立法建议，也该反思反思两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不是需要重新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