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人口数量仅仅是提高劳动力的前提，而非决定性因素。惟有将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源现实地转化成劳动能力，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正如商鞅所说：“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人口数量少，国家自然不可能富强；但是，人口虽多，却不利用，也等于没有。更何况，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每个人都要张着嘴巴吃饭。所以，在人口增加以后，如何将这些人力资源发挥利用的极致，就成了摆在商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商鞅的做法也许很简单：就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高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老百姓而言更是如此。商鞅的新法，就是要通过强制性的措施让秦人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付出，才有回报。唯有劳动，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对国家而言，财富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对个人而言，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商鞅的这一理念和思路，也许非常简单，不仅说起来轻松，听起来也很明白。但是，真正要理解它的深意却是很难。而通过政策和法律全面推行这种理念，则是难上加难。就拿今天来说，在“金融”、“货币”、“股票”、“保险”等字眼的遮蔽下，整个世界好像都忽视了这个最素朴的真理。我们总是在消费和流通领域大做文章，而恰恰遗忘了应该如何把蛋糕做大，让国家的财富增加。君不见，搞投资的，开银行的，玩股票的，推行保险的，喝着茶水，敲着键盘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帐。但不论是银行、投资、股票还是保险，都是在一个蛋糕上切来切去，根本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拿银行来说，它不过是个储蓄机构，根本就不创造价值，为什么会成为财富的代名词？近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理念的错位不无关系。泡沫多了，虚拟财富不能掩饰真相了，经济体系自然也就坍塌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那么，在社会上，到底有哪些人在不劳而获，又有谁在坐享其成呢？商鞅说，张着嘴巴吃饭的人，如果按职业来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农民，第二类是官吏，第三类是商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但是，这三类人又有所区别：农民虽然吃饭，但吃了饭就会去劳动，从而去创造财富。他们所吃的粮食，与其说是满足温饱，还不如说是为了延续劳动力。所以，他们吃点饭不冤枉。但是，商人和官吏，特别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必须寄生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着。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鞅说：“食口众者，败农者也。” “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吃干饭的人多了，愿意劳动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这样的国家，就会贫困危弱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生产，都去当农民，毕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推行法律也需要大批的执法人员。商鞅的主张是：要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把不事生产的非农业人口数量降到最低限度。他说，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1：100，最多不超过1：10。“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从事非农耕的工作，这个国家就能称王称霸；如果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从事非农耕的工作，这个国家就会强大；如果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非农耕的工作，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要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农耕，秦国的办法仍然是两个：一是鼓励，二是压制。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由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人们自然不愿选择费力不讨好的“农战”。于是，商鞅就通过法律规定堵塞了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真正做到了“利出一孔”。一方面，“利出于地”，要想挣钱，养家糊口，只能去种地；另一方面，“名出于战”，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和社会地位，唯有哪起刀枪奔赴战场。
所谓的“奖励农耕”，就是通过优惠的政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让人们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愿意去当农民。“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要想通过农业致富，就必须大大地提高粮食的价格，让人们看到农耕的好处。种地的好处多，大家自然都来种地了。而且，“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对于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拼命地耕田种地，自然也是一条不错的救赎之路。而非农人员，工资低，买不起粮食，填不饱肚子，最后只能转行，自己来种地。
压制，就是让那些企图不劳而获的人没有出路，从而逼迫回到农业生产的道路上来。秦法规定：“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这里所谓的“末利”，就是私人工商业。商鞅认为，商业，不过是将社会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向商人自己手里聚集，不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消弱了国家的力量。而从事私人商业的人，也不过是那些好吃懒做、总想坐享其成的人。对于这部分人，商鞅是绝对要严厉打击的——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
秦国在大幅度抬高粮食价格的同时，还禁止粮食流通。农民不能卖粮，商人不能买粮（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民不卖粮，那些投机取巧的懒惰之徒就没有饭吃（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即使你再有钱，也无处去买粮食。这叫有价无市。商人不准买粮食，就无法贱买贵卖谋取利润，最后也只好转行务农。商鞅还对盈利率较高的商业征收重税，即“不农之税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关市之赋”。秦国还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你们不是不愿意种地吗？好了，去边疆修长城去！
商鞅不仅抑商，还减吏。用现在的话来说，不仅要打击商人，还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缩减公务员队伍。在商鞅眼里，官吏这支队伍的人数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他们都不从事生产，还吃公家饭，拿国家的工资。这部分人多了，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财富。所以，商鞅要大量减少官吏的从员。一个人能干的工作，决不让两个人干。什么助理了，办公室主任了，统统转行务农。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他们仗着自己财大气粗，经常招纳一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的人作为食客。如此下去，社会上必然会兴起一股好逸恶劳之风。这绝对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情。所以，国家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头收税，从重役使他们。这样一来，那么靠嘴皮子谋生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只能务农。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再多收留食客了。
总而言之，商鞅就是要把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劳动力，近乎变态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对于精神生产，则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无论你是官吏，还是知识分子和商人，只要不从事生产，只要不靠双手吃饭，国家就会警惕你，排挤你，贬低你。这也正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强大的根本原因。商鞅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但其管理国家的理念，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还是以宋朝为例。北宋中后期，官僚机构臃肿，政府的财政支出庞大，致使国库一度亏空，出现赤字，到最后，甚至连军队都养不起了。那些劳作在第一线为国家创造财富的阶层，报酬往往是最低的阶层。而吃公家饭，拿国家工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却是报酬最高的阶层。而当这一阶层的势力足够大时，再想削减庞大臃肿的国家机构，就已经不可能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节选自拙著《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