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国人的智慧，一谈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听到“国学”这两个字眼，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和道家，脑海中浮现的是老子和孔子。的确，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老子是道家文化的鼻祖，而正是这两种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所谓“入乎儒，出于道”。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不同，一个讲“入世”，一个讲“出世”，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思维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阴阳观。无论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还是道家的“万物负阴以抱阳”（《道德经·四十二章》），都是基于“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辞》）的基本观点得出的，而后者正是出自《周易》。

    “一阴一阳谓之道”概括了《周易》全部的秘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打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什么是思维模式？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思维习惯就是遇到问题该如何去思考；遇到困难，该如何去解决。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解决什么，而是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如何解决。正是有了《周易》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直到今天还是 “阴阳鱼”式的，从来也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讲究迂回进入、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以退为进、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内方外圆、否极泰来……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领导”、“中国式的管理”，这些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东西的魅力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世界观，而是方法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新颖，解决问题的途径很“怪异”。而这种思维模式正是《周易》给我们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维模式就是这里的“渔”，它要让我们学会怎样把“鱼”钓上来。

    《周易》在国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说到儒家经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六经”。说到道家经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玄”。“六经”是什么？《易》、《书》、《诗》、《礼》、《乐》、《春秋》。“三玄”是什么？是《易经》、《老子》和《庄子》。“六经”和“三玄”都是古人的必读书目，是经典的教科书，读书人的必修课程。而《周易》呢？在“六经”中排在了首位，成为了“群经之首”。在“三玄”中，《周易》也排在了首位。看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周易》看作了进入本门学问的敲门砖。所以说，了解中国的文化，《周易》不可不读，不可不晓。清朝的大学士纪小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经过反复思虑，还是把《周易》放在“经部”的首要位置。因为《周易》代表了“中国式的思维”，渗透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人的人生、交际、谋略、兵法、管理、政治、中医、艺术，无一不打上了《周易》的痕迹。翻开《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鬼谷子》，我们都能从中嗅到《周易》的味道。难怪纪小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到底给了后人什么启迪，以至于幽深发微，解读者纷至不绝，后来者皓首穷经？它难道真的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它难道真的是那个永远带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女神，不断向我们招手，又将我们拒之于千里之外？

     所以，我们就要解一解《周易》之谜。

 

     《周易》是古代一部占卜吉凶的书。说得通俗点，就是用来算卦的。算卦，算卦，就是通过卦象占卜吉凶。传说《周易》起源于伏羲所作的八卦，而后来的周文王从八卦又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代表的阳爻， “- -”代表是阴爻。通过两爻的合成和重合演变出不同的卦象，然后再从卦象看出吉凶。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下面我们看一下八卦的卦象：

乾：乾三连　　坤：坤六断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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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中虚　　坎：坎中满　　兑：兑上缺　　巽：巽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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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每一卦都有自己的形状，称之为“卦象”，而每一卦又都有自己的含义，称之为“卦辞”。卦辞就是对卦象的解释，是通过卦象推演出来的，包含着关于吉凶的看法。据说伏羲演八卦的时候，用的是蓍草，根本没有文字，只能靠一双眼睛看（仅有其“象”，未见其“辞”）。直到文王演六十四卦的时候，才配上文字（辞）。古人在遇到无法解释或者无法解决的事情，对未来的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往往通过演卦来预测吉凶。卦象吉，证明这件事可以干；卦象凶，则证明这件事不能干，要有意识地去规避。

    占卜，在今天看来估计是封建迷信，但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据说古人演卦有很多规矩，必须先斋戒，吃素食，还要沐浴，洗个澡，毕恭毕敬地去演卦。整天吃肉，身上脏兮兮的，演出卦来肯定不灵。而且，你不能碰到个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去演卦。比如，你今天家里丢了一只鸡，就不能靠演卦推算一下自己的鸡被谁偷去了。只有遇上大的事情，才能透露天机。否则，就会遭遇厄运。

    进一步说，吉凶也不是那么好判断的。并不是说，你只要演出卦来，吉凶就立即判定了。如果你这样想，就太低估古人的智慧的。其实，通过推演卦象的方式来判断吉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卦象的含义不仅一个，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随着所占卜的事情的不同，显示出来的含义也千差万别。就拿“乾卦”来说，表示事物的时候，它代表的是天；表示数字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表示方位的时候，它指的是西北；表示五行的时候，它代表的是金；指四季的时候，它表示旺于秋，衰于冬……总之，一个卦象最起码有十几种含义，在占卜的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考虑一个卦象的具体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

    看来，演卦真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绝非简单地判断吉凶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预测吉凶，寻找一种概率，我们的祖先何不找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比如投硬币。把一个硬币投到空中，落地的时候，正面表示吉，反面表示凶。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何必还那么繁琐地去演卦？就拿今天来说，一个人如果很罗嗦，喜欢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传小道消息，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八卦”。

    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的古人采用了一种最为复杂的方式进行占卜，绝非投硬币那么轻便。站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成本是在是高，代价实在是大，而且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又是不科学的。我们来看，两爻形成八卦，八卦又演出六十四卦，彼此相互依存，又生生相克，构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封闭系统。况且，每一个卦象的含义又不确定，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这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

    所以，《周易》的魅力根本不在于占卜，而在于其占卜的方式。占卜，我们可以说其是封建迷信，但这种通过演卦来占卜的方式和方法却是中国人独特的发明。而正是这种方法，才构成了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源头。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中占卜的内容越来越边缘化了，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命运能够被“算”出来了。正如荀子所说：“好为《易》者不占”。意思是说，那些对易理很有研究的人对占卜吉凶、预测未来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阴阳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演变。那些痴迷于占卜的人，是“巫”，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巫婆。而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则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占卜的表面形式下洞察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推演变化的哲理。这种哲理，就是我们的文化经常说的“道”。正如孔子所说：“在表面上看起来，我和史巫这些人没什么区别，都在那里推演卦象。但我们的目的是不同的：史巫是为了占卜，凡事必占，而我则是通过演卦的过程来求德。我和史巫是同途但殊归。”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易》却是一部占卜的书，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占卜。它反映的是古人对于世界的一种尝试性的解释，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合理性的回答。它代表着我们祖先的一种信仰，一种思维，一种智慧。绝对不能用“迷信”、“糟粕”这样的字眼一并否定。其实，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古人都在以各自的眼光观察和打量这个世界。打量的方式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推演出了不同的文明。

 

      我们上面说了，无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阴阳两爻。卦象都是通过阴阳两爻之间不断地变换组合而形成的。所以《易传》中说：“观乎阴阳而立卦”，“一阴一阳谓之道”。看来，要了解《周易》中的秘密，“阴阳”绝对是不能绕过去的字眼。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设立了这么两个相反相成的基本单位，通过卦象来解释世界的模式才得以形成，中国人“阴阳式”的思维才得以铸造。

    但是，说到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只有我们的民族选择了这种思维模式？这是纯粹偶然的吗？就拿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来说，当我们的祖先用演卦预测吉凶的时候，远古的西方人却正在痴迷几何学。其中的差异又如何解释呢？到底是什么给了古代的思想家灵感，让他们想出了用“阴阳”来解释这个世界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明白。否则就不能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体认。

    说到阴阳，我们还是要回到阳爻（—）和阴爻（- -）。前者不过是从后者抽象过来的概念。那么，阳爻（—）和阴爻（-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伏羲是如何把八卦推演出来的。毕竟，他才是《易》的发明者，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他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包羲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我想，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奥秘。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先关注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附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先关注外面的世界，最后才关注自身。《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创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整个世界。先是创造了天和地，后来又创造了光、空气、日月星辰，最后才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圣经》中讲的这个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古代的西方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关注人自身。直到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后，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那么，伏羲发现了什么？

   我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读者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让远古的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天上那灿烂的星空，让我们的祖先感到不可思议的则是人类自身的繁殖，即两性交配——怀孕——孕育出新生命的整个过程！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的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估计太不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易传·系辞》）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1、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男女之间本能式的交配行为，给了伏羲莫大的灵感（钱玄同、郭沫若两位先生甚至断定，《易经》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也正因为此，伏羲推演八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估计在他看来，有这两个基本的单位就够了，完全可以演化整个世界。因为阴阳两爻相生相克，彼此交合，就会产生“生”的能力，而“生”出来的东西还能继续“生”，这样就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就是“生生谓之易”了。

       这就是《易经》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的道理。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一个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他把阳爻作为零，把阴爻作为一来研究，然后，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成为了我们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从有穷到无穷

      阴和阳，不多不少，就是两个元素。但是，就是这两个元素，就可以推演这个世界的生生不息的变化，真是神奇的不得了。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在《周易》的世界观里，最终支配这个世界的，不是上帝，也不是佛祖，而是阴阳这两个基本元素。“一阴一阳谓之道”，阴，不是道，阳，也不是道，唯有阴和阳凑到一块，才是道。道，正是通过阴阳来显现的，离开了阴阳，道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说“离开阴阳更无道”。

     阴和阳的结合，形成的即是“易”，而“易”表现出来，就是“周”。而这，正是“周易”这两个字的含义。

      按照传统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别小看简单的六个字，可让我们的古人伤透了脑筋，因为不知道这三个词啥意思。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 “易”字。我们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1、变化；2、容易。这就是中国文字的魅力，一个同样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而且按照哪一种涵义讲都可能说得通。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依笔者看来，这三个词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等同视之。“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 “--”，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

       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而且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的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少的多。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为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易”------不断地变易。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系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谓“不易”，更好理解了，就是“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就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奥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正因为此，《周易》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你不论怎么钻研，都会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周易》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永远也无法把里面的奥秘全部穷尽。它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南怀瑾先生也说，读《周易》最好不要夜里读。因为夜间一读《周易》，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道？痴迷而已。

     简易、变易、不易，原来一切皆在“易”中。

 

 

     说完了《周易》中的“易”，下面就来说一说《周易》中的“周”。一个“易”已经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出来个“周”字。和“易”字一样，对于这个“周”字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看来，要真正理解《周易》，还要在“周”字上费一番脑子。

    有人说“周”字指的是周朝。唐人孔颖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周易》中的“周”不过是一个地理—时间概念，意为“周朝所著之书”。但汉朝的郑玄不这么认为。郑玄说，夏朝、商朝、周朝都有自己的占卜著作。夏朝的是《连山》，商朝的是《归藏》，周朝的是《周易》。但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周易》了，夏之《连山》和商之《归藏》均已失传。但这里的问题是：《连山》和《归藏》都不以朝代命名，为什么《周易》之“周”字偏偏要解释为“周朝”呢？所以，郑玄认为，《周易》之“周”不是一个时期概念，而是由这本书的精神实质所决定的。它传达了《周易》中的另一个思维特征——周而复返，循环往复，流动不止。

    郑玄的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中国文字的多义，即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错讹横生的根源。幸亏中国人学会了不去“较真”，对是非没有过多的执著。否则，只会自讨苦吃了。“周”字何解？我们可能只能倾向那种更合理的解释，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证明这种解释是错的。何况后来的很多著作都是这样评价《周易》的，正如《易赞》中所说的：“《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周易》最终还是落在了“易”和“周”两个字上。如果说“易”强调的是“一切皆变”的阴阳互动，那么，“周”体现的则是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其实，六十四卦的卦象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六十四卦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即从乾和坤（见上图）这一最简单、最直接的矛盾开始，经过不同的组合和变换，最后到既济和未济两卦完成。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一过程的结束恰恰是另外一个过程的开始，因而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叫做“未济”。意思是说，这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了。

    正如上面的那个图形，六十四卦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先后顺序，而是在各自的位置上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这个圆形结构，也就是“周”，即周而复始也。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丰》），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传·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所谓“方以智，圆而神”（《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得“圆圈”。西方人也讲“圆圈”，但含义却是大相径庭。

   很多人估计都听说过芝诺的“圆圈悖论”：圆圈里面是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圆圈外面是尚不知道的知识。圆圈画得越大，圆圈里面的范围也就越大，表明你知道的知识越多。可是，圈外的范围也会相应地增大。由此，芝诺得出的结论是：你学到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东西也会相应地增加。

    芝诺把学习知识看作画圆圈，充分凸显了西方人的外向扩张型思维。他们总是想把圆圈画得更大，把自然界所有的奥秘都装到自己脑子里。于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总是超越性的、批判的、直线的，任何一种学说的兴起，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通过否定自己前面的学说、批判自己前面的观点进行的，所以一浪压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看到的字眼多是“批判”、“批评”、“否定”。无论你是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还是大艺术家，都逃脱不了被否定的命运。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高，被誉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但他却这样评价自己：“尽管后人不能绕过我，但他们一定能超越我”。

   这是西方人的思维。而我们的中国人的思维呢？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否定的，而是守成的；不是超越的，而是向源头回归的。先秦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可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先秦，每一次创新都必须回到源头，到那里寻找创新的灵感。

   比如，孔子的《论语》，历史上读了几千年，今天还在读，还在挖掘它的新意，而从来没有人去彻底否定它。老子写了一本《道德经》，一共才5000多个字，可是他的后人总是“微言大义”，从中寻找发挥思想的灵感。《庄子》就是借《道德经》发挥出来的，《孙子兵法》好像也是从《道德经》引申出来的。

后来，有的人总觉得经典不能误读，所以要为六经作“注”，后人觉得作“注”还不够，于是又为“注”作“疏”；“疏”还不够，后人又作了“索引”。所以，中国人的“较真”精神没有用到探索自然界的规律上面，而是用到了考证、探微经典上面了，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我注六经”的传统。我们有一个成语 “皓首穷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很多人研究六经，劳心费力，头发都白了。

    也许在国人的意识里，经典和圣人已经把“天下至理”都已经说完了，正所谓“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领会圣人的意图，体味经典的含义，而从来没有反思圣人和经典是否说错了。正是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取向，正是这种“皓首穷经”的探索精神，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从古到今形成了一个走不出的圆圈。

       这种“反求诸身”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缺憾就是扩张性思维的欠缺。这可能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技术来的潜在原因，也是中国近代闭关锁国的内在根源。直到今天，我们读小说、看电影，总喜欢看的是历史剧，像历史学习智慧和做人的道理，而不像西方人，喜欢读探险记，喜欢看科幻片。他们总想到未知的领域里寻找新奇，总想到陌生的地方欣赏风景，而我们总是在守住源头，牢牢地抓住经典，在回旋式的思维中重新获取生命的意义，点燃思维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