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穆谦

   

1989年3月，崔健在发行了石破天惊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之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了同名演唱会。那场演唱会同“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以及电影《红高粱》等等都成了八十年代的重要文化事件。

时隔20年，2009年的平安夜，崔健重返北展剧场，带来了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V21”的演唱会。

当晚，崔健问在场的观众有多少人曾经看过89年的那场演唱会，约有五分之一的人举起了手。据我观察，当天的观众以60后和70后为主，偶尔有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基本都是跟着父母来的。但这显然不是他们的地盘，坐在我前排的两个小姑娘开场不久就开始用手机看电子书，而对周围激动的“奔四”和“奔五”们视若无睹。

尽管崔健曾表示不愿把自己的演出变成一次怀旧的聚会，但从《一无所有》到《假行僧》，从《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到《一块红布》，崔健在这个“时代的晚上”带给我们的却似乎只有怀旧。大部分观众站着看完全场，并随着崔健高呼、雀跃，应和着崔健的歌词“眼前我们能够做的事，只是肉体上需要的”。

走出北展剧场，我不知道在寒风中的北京，观众刚才的激情能够停留多久，只是我的怀旧情绪不久就随风飘散了。

1989年我还没有来北京，但我还记得1993年1月的天津人民体育馆，我第一次看崔健演唱会时的情景。在那场演唱会之前，媒体没有任何宣传，演出时体育馆里坐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警察，然而崔健和观众还是让体育馆爆了棚。那场演唱会带给我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震撼持续了至少一个星期，那种感觉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在九十年代初期压抑的社会氛围中，崔健的音乐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作为一个反体制的英雄，他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独立精神。记得第二天，连电台主持人也嗓音嘶哑地说“昨天跟老崔练歌去了”。

在那之后不久，崔健和眼镜蛇、唐朝、王勇在德国柏林举办了音乐会。今天再看那时崔健演出的录像，当时的他确实代表了中国摇滚乐的高峰，不仅创造性地融合了西方与中国的音乐语汇，更表达了一代人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之声。

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传出崔健被禁演的消息，虽然从来没有被证实，但崔健确实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甚至九十年代末某个邀请了崔健的音乐节都没有能够举行。只有在外国音乐家的音乐会上，崔健才能作为嘉宾出场，以至于崔健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职业的嘉宾乐手。在滚石、深紫、乌多·林登贝格等许多外国乐队的音乐会上都能看到崔健的名字。

98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CD Café看了一次崔健的小型演出，在那次属于“地下”状态的演出现场，观众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演出令人激动，因为崔健的久未露面，也因为他仍在创作深刻的作品。

然而，崔健好像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写新歌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说唱和电子乐的融合并不成功，歌词也开始让人记不住了，不像从前每张专辑里都有不少歌词成为社会流行语。让人等了七年的最新一张专辑，2005年的《给你一点颜色》令人失望，其中大部分歌变得温情脉脉，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似乎回到了崔健开始摇滚以前的《浪子归》时代。我曾期待北展剧场的演唱会上会有新歌出现，结果选自2005专辑的《蓝色骨头》和《迷失的季节》（创作时间当在2000年左右）就是当晚的最新作品。

传说中的禁令早已不在，崔健自2005年以来已经三次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唱会。他涉足了电影，玩了多媒体，发起了真唱运动，然而他的音乐似乎已经缺少了当年一无所有时的锐气。在《一块红布》成为KTV曲目的年代，是否社会给我们的一点点生活方式上的自由已经让批判失去了方向？

或许不应该过于苛求崔健，毕竟他是“奔五”的人了，谁也不可能永葆青春时期的斗志，何况在这个创作力低下的时代，又有谁还在摇滚乐的舞台上像他那样坚持？看看当年的“魔岩三杰”，唐朝黑豹，都在干些什么？

然而我总在想着当年那个裤脚高低不平地走上舞台的崔健，那个在广场上为学生唱歌的崔健，那个“像一把刀子”的崔健。或许中国的摇滚乐到了从头再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