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赵 伟（浙江大学）

    关于2010年经济，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多半带有绕着通胀与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兜圈子的味道，试图在通胀预期和宏观政策走势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点。最多的推论是，通胀预期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理论上说是这个理，然而中国现实并非这样简单明了。中国的现实是，在这两者联系的后面，存在着更为深层而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如若忽视深层的原因与背景而围着通胀预期与宏观政策之间的联系兜圈子，很难引出前瞻性判断。

    我以为要准确把握2010年经济及政策走势，最不应该忽视的深层原因，当是上年大力度刺激政策的系列滞后效应，尤其是其负效应。一定程度上可将这种效应形象地比喻为一种“猛药后遗症”。

    中国经济，非沉疴用了猛药？

    中国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如若按照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看，则过去一年以来的经济政策，既有可圈可点之处，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略微检点一下一年以来的经济实际走势与所取政策变化轨迹，便不难发现，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损害来要小得多，但对付危机的刺激政策范围和力度却要大得多。我曾将中国经济政策与工业化国家的这种差异，形象地比作“非沉疴下猛药”程度之别。说得清楚点，犹如两个病人，一个病的很重，一个病的较轻。医生给前者用了“稍猛的药”或曰“狼药”，给后者则用了“特猛的药”或曰“虎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恰是这种“虎药”式的干预，促成了中国经济短期内恢复了高增长——8%以上的增长。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者都会想到，任何政府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既有显性与隐性之分，也有即期与来期之分。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成本，无疑也可这样来观察。此种政策的即期成本已经降临，这里不必去说，值得关注的是其来期的成本，亦即在2010年之后将会显现的成本，尤其是隐含成本。

    如果将大力度刺激政策比作一剂“猛药”，那么它所引出的来期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我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刺激政策“后遗症”：一个宏观视点

    所有“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的，当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这个层面最清楚不过的“后遗症”表象，无疑是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这个表象后面的深层因素，则是数量型的增长。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说得形象些，是经济增长数字上去了，但效率并未同步上升。更有甚者，有些地区，有些行业还存在明显的“效率置换数字”的现象。经济学常识同样告诉我们，任何数量型增长都预埋着通胀的因子。这一点已为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史所一再证明，也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历所证明。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力度刺激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同时，也刺激了物价的快速逆转。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是两个价格指数尤其是PPI由负转正的速度和幅度，要远大于强于GDP增速的提升。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若以大力度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的2009年1季度为起点算起，到第四季度止，GDP增速提升了4.6个百分点（由6.1%提高到10.7%）,但PPI则提升了6.3到个百分点（由-4.6%变为1.7%），如若按月度计算，则提高了10.3个百分点（由2009年3月的-6%变为2010年1月的4.3%）。如若考虑到国际市场上除了原油价格而外，大部分资本品的价格未有明显回升的背景，则刺激性宏观政策的PPI回升效应当更大！这也意味着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降临。

    刺激政策“后遗症”：两个产业视点

    产业与行业视野切入来看，刺激政策留下的成本或曰“后遗症”，在两个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个是宽泛的工业领域。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之一是对那些原本需要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我们知道，自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钢铁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钢产量猛降21%以上，唯独中国钢产量增长了两位数，增幅高达13.5%。2009年中国5.678亿吨的钢产量，比欧盟（1.391亿吨）、北美(8228万吨)、日本(8953万吨)及独联体(9736万吨)四大经济体加起来的产量还多！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库存。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钢铁库存占用资本约1万亿元人民币。之二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业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在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行业绝处逢生，经历了新一轮的涨价潮，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猛增40%，销售额猛增80%以上，价格平均上升24%！这些都是多年来创纪录的。

    不仅如此，由于此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借助国企及别的“大机构”实施的，给民间投资进入的机会很少，有些行业还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其结果是，将大量民间投资逼入短期获利炒作行当，炒房、炒股乃至去迪拜“抄底”房地产，一时成了诸多民间投资的“避难所”。

    第二个是对外贸易领域，表现为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使用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出口退税政策了。2009年1月1日到6月短短半年时间，连续4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加上2008年的3次调整，多达七次！出口退税所涵盖的商品也一再扩大，最后超过8000种！无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这便是贸易增长对出口退税的依赖，而以退税支持的廉价出口引出别国贸易制裁，最后还得用退税去刺激。如此等等，形成一个怪圈。似乎出口越多越好，全然不顾贸易福利得失！

    当前经济：刺激政策“后遗症”开始作祟？

    2009年末中国经济已经恢复了很高的增长率，保增长宏观政策无疑已告一段落。无论就此前刺激政策的目标实现程度而言，还是就扩展性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来判断，都似乎到了政策“撤出”的时段了。然而近期经济与政策动向清楚地表明，要撤出很难。而最新2010年1月份CPI微降的数据，或许会强化决策层的观望态度。然而如若客观一点来看，PPI大幅度上升实际上预示着通胀威胁的强化。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如若PPI大幅度提升传导给CPI，通货膨胀威胁骤然上升，宏观政策将做何因对？进而，如若宏观政策真的不得已而突然逆转，那么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将可能更大！弄不好可能导致“保增长”的努力前功尽弃！我以为，若认识到2009年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数量型而非效率型特征这一现实的话，则这种可能性并非空穴来风的瞎猜。

    客观地来说，要化解这种可能性风险，必须正视前述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及早提出应对之策。其中最大的应对之策，当在于尽力引导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的转化。其中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则是缓解并逐步化解前述产业层面上的几个过度依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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