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快报》创刊十周年庆典高峰论坛的演讲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对《新快报》创刊十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新快报》十周年了，我和《新快报》的合作、联系也有五年了，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接触，03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征地拆迁成为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而在这个过程里发生了大量的侵权事件。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曾经写了五篇评论，寄给一家报纸，结果那家报纸不敢发。我在上海和江西南昌做了两次讲演，以这个为题，也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到了03年的10月份，我来到中大讲学，在岭南堂又以这个问题为题，讲了一个晚上。大概是那一段时间，国土资源部部长钱凤山因为一个案件下台，所以《新快报》就以“张曙光炮轰国土政策”，这一下子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报道这件事，推进了中国在征地拆迁中的维权活动，从此我就和《新快报》有了更多的联系。
从现在来看，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像《新快报》这样敢于直言仗义的媒体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媒体都是为监管者唯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媒体真正的生命力我觉得在于是它能够在边际上突破、在要害的地方创新，能够捍卫社会大众的知情权，保护作者的言论自由。今天我接受《新快报》的邀请，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在里面，我祝贺《新快报》在将来能够进一步这样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够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今天下午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和发展的问题。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讨论一下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第二个问题，讨论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潜藏的危机；第三个问题，讨论一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的时期；第四个问题，围绕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可以或者可能采取哪些政策。
先讲第一个问题。在十七大胡总书记提出了中国今后一个长期发展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人均GDP翻二番，从2000年的7858元增加到2020年的31432元，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宏伟的激励人心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里，为什么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它，依靠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的后发优势，我们的增长比它快，发达国家现在每年的增长率3%左右，中国超过了10%，两三倍于它，自然赶超的过程就会缩短。第二个是靠汇率升值和资产重固，最近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很快，今天报纸上都在说要破7了，按照这样下去，到了2020年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保守的估计，可能与美元1：3、1：4，按照这样的水平，中国到那个时候人均GDP就是8000到10000美元了。如果这样计算，到那时中国GDP的总量是多少呢？就是12万亿到15万亿了，美国现在是12万亿、13万亿，美国因为增长的慢，那时中国比美国的GDP总量要少一些，但是也少不了太多。
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研究，中国有十几个城市参加，计算购买力评价汇率，比如说一个汉堡包，美国是多少钱一个，中国是多少钱一个，这样的计算，十几个城市计算下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3.4。按照现在的汇率水平来看，到那个时候3和4，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我们现在翻二番，其实要求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有7.2就可以达到了，但是从2000年，我们的GDP总量年平均增长总量是10.06，人均GDP增长是9.1，剩下13年的时间，我们的增长率只要保持5%到6%，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目标了，所以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来看，也完全可以支撑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方面是中国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是一个要素重新配置，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收入提高的过程。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比如说土地，一亩地作为农用的时候，现在我们用三年的平均来估计，大概是三万块钱，但是一亩地如果是现在作为城市的工业用途，或者是其他的用途，那就是几倍、几十倍的价值了。城市化的进程把大量的，不管是土地，还是劳动力，或者是其他的资源，从农村转向城市，那是一个经济结构改善的过程，是一个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收入增长的过程。我们现在农村的人均收入，去年大概是四千多块钱，那么城市的人均收入早已经超过了一万，在城市化的过程里把农村人口的收入提高到城市人口的水平，大家想这是多大的一个社会需求啊，多大的一个市场。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要有需求、只要有市场，那么这个企业是没有不发展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慢。
我国现在城市化进程，现在的城市化率只有40%，如果到了2020年达到70%，或者是百分之六十多，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过程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和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潜力。
第二个重要的潜力，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这个融入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是产业转移、技术提升的过程，是中国从现在一个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来看确实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这就说明了外部的开放和融入的过程，那是中国可以利用世界上的市场，世界上的资源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潜力。
第三个潜力，中国尽管改革三十年，我们都在总结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未来中国的改革还会推进，我们很多地方是改革出现了市场，市场发展了竞争，竞争创造了繁荣，未来的改革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未来的改革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特别是要素的市场化、金融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确实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至少是一二十年的高增长的过程，这不是一个什么人的一个简单愿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的趋势决定的。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确实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我想简单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潜藏着很大的危机。中国经济确实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个失衡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内外经济运行严重失衡。我们的贸易顺差在持续积累和经常项目顺差的扩大，去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已经是2600多亿美元了，这个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是一个什么问题，它是中国人积累的大量资源自己没有充分利用，就是你的积累、你的储蓄大于你的投资。大于的那一部分资源我们没有利用，让别人利用了，尽管我们现在每年引进外资六七百亿美元，但是这六七百亿美元不是外国人拿着储蓄到你这儿来投资的，而是美国人拿着中国人的储蓄到这里来投资。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经常帐户的顺差扩大，积累过多、储蓄过多，外国人在国外投资也拿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储蓄去投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辛辛苦苦储蓄起来，然后通过贸易的途径赚回来的外汇，外汇储备又拿到国外投资，我们购买国外的国债放在银行里，这就是债券投资了。人家拿着这个钱又到中国来购买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做的是股权投资，债券投资的收益率大概是3.5左右，最高也不会超过5，而股权投资的收益10%是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交易里，中国也是吃亏的。而且由于你的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去年我们增长了11.4%，其中有三个百分点左右是由于外需拉动，那这个问题就是有风险的，一旦不用说美国经济走低，整个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降低，我们很多产品出不去，就有可能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
今年次贷危机以来，我们的出口下降，这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当然这个下降，由于我们过去过多，下降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下降的速度过大的话，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很大影响和冲击的。内外失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这就是随着资本市场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波动，大量热钱流入，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的过快，持续积累，去年已经达到了1.53万亿。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也是因为外汇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但是它并不是政府的财产，而是银行对老百姓的负债，你银行要取得外汇储备，你就得拿人民币向出口企业去买和换。所以你要收回外汇，投放人民币，而这个问题的结果，就使得你流动中的货币过多，而且由于货币投放的过多所以你要收回，现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回笼货币，发行央票是有成本是要付利率的，而且发行量过大，去年我们发了30万亿的央票，现在的状况央票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所以在债券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失衡状况，使得债券市场本身的价值发现功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想讲的我们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由于我们内外的失衡，也造成了现在的流动性过剩。因为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突出，现在报纸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很多，但是里面的混淆也不少，流动性这个概念，本来是一个银行中的商业概念，自从凯恩斯讲了流动性陷井之后，这个概念就有了一个宏观的意义，我们看流动性有两点，一个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一个就是宏观上的流动性。流动性过剩在商业银行并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流动性快的资产和流动性差的资产，它的构成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流动性一过剩，大家都在讨论，很多人都说银行里流动性过剩，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倒是宏观上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
宏观上的流动性，流动性陷井是说你的货币增长的很快，但是你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都没有反映，所以就象掉到陷井里一样，货币没有作用。与此相反，流动性过剩是货币增长的很快经济也增长的很快，与此同时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可能就是通货膨胀，价格上升的很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价格上升的速度不快，但是你的资产价格上涨很快。前一种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后一种才是典型的流动性过剩。
去年我们的状况已经很清楚了，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钱多了，有两个流向，一个是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投资过旺。一个是流向资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而这个问题，我们这几年都有遇到，从03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在统治投资过快增长。前年、去年股市上涨的很快，前年上涨了1.3倍，去年上涨了98%，而现在呢，股市处在一个剧烈的波动中。这是股市。你再看房市，我觉得房市和股市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股市价值的涨落，大家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公开信息，但是房市的信息却是一个不透明的信息，到现在我们也拿不出权威性的有关房市的状况。尽管发改委和统计局都发布房市的指数，但是可信度有多大，我觉得是成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两个例子。
去年两月份，北京市公布了房价，北京市的房价上涨17%多，这是北京市发改委的数据。但是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最后一出来，北京市的房改上涨了8.4%。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的，去年11月份深圳市政府公布深圳市的房价，认为同比在上升、环比在下降，二手房下降了40%多。但是最后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深圳市的房价上涨了16%，而二手房的房价是下降了2.4%。所以这样一种状况，你相信什么呢？不仅如此，公布的数据和人们的实际感受还是有很大差距。
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买房，前年买的，去年八月份和我们在说，前年购买的时候一平方米是一万四，去年七八月份涨到二万八，房子在大北窑那个地方。现在房价的上涨，也许一线城市处于观望的状态，有一些稍微有下跌，但是二线城市依然在上涨。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乌鲁木齐涨了25%，很多二线城市涨幅超过了20%。从长远来看，既然我们刚才讲了资产重估的问题，所以股市、房市都有巨大的上涨空间，但是短期内如果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那是存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市、中国的土地市场，一头连着财政，一头连着银行。
为什么说连着财政呢？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政府征地给农民的很少，但是拿过来以后几倍、几十倍的上涨，农民拿到的，据上海社科院的调查，说农民拿到了1/50，那些钱到了政府、开发商、银行的手里。这些年光从土地上，从农民那儿拿了多少呢？大概有一个估算，04年土地出让金大概拿了七千亿，05年是一万亿，我看到一个数据，06年是7600亿。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据了，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用剪刀差剥夺农民，工业品的价格高、农产品的价格低，国家从农民那儿剥夺了多少呢？6000亿，现在土地出让金一年就超过了这个数了。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占到地方预算外收入的60%，由于征地了可以发展工业、发展房地产等，很多政府预算内收入的40%来自房地产的税收、建筑业的税收，所以说地方财政是土地财政是没有错的，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是从土地上来的。
另一头联着银行、联着金融，为什么呢？各个地方现在的建设规模都非常大，大的城市几千亿，中等城市几百亿，小城市也是几十亿。据调查得到的信息，政府财政投入占10%，土地出让金融资占30%，另外60%全部是土地房产的抵押贷款。各个地方都有土地储备中心，都有开发区的管委会，以这样一些机构的名义，把土地拿到银行里去抵押贷款，还有就是开发商用房产抵押贷款，个人的按揭贷款，大家想一想这些主要都是从银行里来的。现在楼市比较旺、价格比较高，所以成为银行的好资产，但是资产市场的波动却是比其他的商品市场要大得多，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国内外房市的波动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一旦房价下跌，这些资产就会变成银行的坏资产、变成呆坏帐。到那个时候，从银行借款利席和本金还不了，房子你就拿去，土地变现不了，甚至价格很低，这时造成的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我觉得确实不应该轻视这个问题。
现在业界的人士说楼市拐点，我想这可能是业界有另外的打算，如果是真正的拐点，中国的楼市从上升到下降，可能不是很小的一点。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超过了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可能危及到金融系统。所以这个拐点啊，恐怕不是一件好事情，现在不是说要促进拐点出现，而是如何防止拐点出现。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我们遇到的风险和危机。
第三个是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相对价格体系扭曲，造成的财富转移有可能酿成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产品市场基本形成，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可以到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且产品价格是由交易双方来议定的。可是我们改革了三十年，另一个市场、另一个价格，就是资源和要素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资源要素的价格仍然被政府管制。正因为管制，所以人为的扭曲和压低了资源要素价格，造成了比价关系的失衡。
我们从几大要素来看。比如说资金要素，主要是中央政府控制的，我们的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从03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整个的金融一是数量管制，二是价格管制，三是金融业的准入管制，直到98年我们才放松了数量管制，取消了贷款规模，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一次流动性过剩以后，今年的央行窗口指导，给各个商业银行不能超过去年的规模和水平，其实这是控制不住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办法，实际上是一种变样的规模控制。利率管制，我们是从98年开始放开了货币市场的利率，接着后来又放开了贷款利率的上限，但是现在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依然由央行控制。我们资金的价格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一方面利率比较低，另外一个方面利差又比较大。存款利率一年是4.75，而贷款利率与它相差三个百分点，而国外的银行一般是相差一个百分点。据温州人行三百个点的检测，得到的结果，大概温州的民间市场利率维持在12%左右，最近已经超过了。你可以看到既然有五个百分点的利差，那么谁拿到贷款谁就有利。从这个情况看，我们的银行不光行长是组织人事部门管的，而且贷款的官员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高校贷款，新校区的贷款怎么来的，都是官员们点头甚至是担保的。广州高校的贷款现在全部由财政买单了，也可以看到在银行的运作中，官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有关的，在资本市场上也存在着很多不恰当的管制，因为金融市场是需要折算管制的，不是说不需要，但是有一些管制的办法是不恰当的，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股市上新股的发行、配售，为什么要向机构投资者倾斜，而不能按照股票的比例去分配呢？向机构投资者倾斜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实际上我们开始股市是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现在向机构投资者倾斜，机构投资者背后都有国有背景，可以看到仍然是向国有部门倾斜的政策。与资金有关的就是汇率了，汇率我们开始是固定汇率制度，后来94年实行了汇率并轨，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又重回固定汇率制度。到了05年7月21日，升值2.1%，然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是我们汇率进入了小幅升值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对美元的汇率在升值，另外一方面对欧元的汇率在贬值。原因很大程度，也和央行的管制有关，整个资金市场我们是管制的，资源的价格是扭曲的。这是一个要素的状况。
再看土地和资源。土地我们现在的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二元横格的权利体系，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权力是不对等的，集体土地要用于建设必须是政府征用，先变为国有土地，实行国有化，然后才能进行建设。这个过程政府来征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政府变成了真正的地主，政府才能通过征地和批地的过程，把农民排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外，使得他们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而政府可以攫取这一块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政府才能够把土地的价格压的那么低，土地本身价格的压低，也是资源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由地方基层来做，使得土地市场也很难发育。土地价格按照原用途来补偿，这种补偿本身就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损失的对价。这是土地价格。
我们再看资源要素市场，我们的资源不管是矿产资源、水资源，甚至是电视、广播、通讯的频道资源，全部都是国家控制，然后授予一些国有单位使用的，国家收的资源使用税很是少的，尽管现在一桶石油涨到一百多美元，但是就是一吨石油国家收去的使用税是多少呢？30块钱。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资源本身的价格也是扭曲的，其实那些垄断部门的利润从哪儿来呢？很多人都是搬西方的理论，说是垄断部门可以要高价，高价它把一部分消费者收益转移到生产这里，这话对不对呢？对的。但是中国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资源要素低价，这样垄断部门的成本就非常低，利润非常高，这几年奇怪的事就是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中石油、中石化，结果国家还给它补贴，因为你把成品油的价格控制了，按照这一个理论，那你当然应该给它补钱了。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后面一点，不给你补，你还得给我交钱呢，但是我们理论上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这才是荒唐的地方。所以政府也觉得你亏，给补贴，实际上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应该从它那里收大量的费用，国外很多石油公司，现在石油涨了这么多，收税收到了75%，而我们收多少呢？可想而知。国有部门的高利润、垄断部门的高利润从哪儿来，这才是秘密。这是资源的价格。
再看劳动力价格，改革开放之后粮食问题解决了，户口也松动了，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城市。但是你可以看到，由于现在的体制，流入的两亿多，但是有多少人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资格？所以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小规模的人口迁移，而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劳动市场的分割，城乡是分割的，城市里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分割的，分割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农民工的工资前一些年都一直保持在六七百块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我们政府的高政绩，企业化的倾向，可以看到很多企业的劳动条件、安全条件是比较差的，珠江三角洲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断肢非常多，就是因为企业的劳动条件问题，而政府为了怕企业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其实就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剥夺。
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择业，这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个管制也是很清楚的，对于企业家和高技术人才的工资问题，在国有部门又是受到管制的。刘金宝在香港说给他几十万，但是实际上在国内的工资拿不到这些，跟外面说是这些，拿的是国内的工资。所以企业家这些工资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荒唐的现象，你可以看到正规的收入不多，灰色收入很大。企业家的工资不高，但是职务消费非常大。这些都是管制造成的结果。
资金是管制的，土地和资源是管制的，劳动力的价格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割和管制的，也正因为如此，由于你价格是扭曲的，价格既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一个工具，也是利益分配的一个工具。由于这样的状况，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非贸易品增长的很慢、可贸易品增长很快。我们服务业的增长只有10%，04年统计局做了一个调整，一下子把服务业增加值增加了16%，服务业的比例占到了40.6%，但是到了05年、06年这个比例又掉了下来，尽管没有跌破40%，但是比04年低了。相应来说，印度的服务业是52%，我们比他们低很多，这就是我们资源扭曲的一个表现。而且还造成了财富的逆向转移，一个就是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刚才我们提到了，你想一想垄断部门的利润那么高，而且我对02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七大垄断部门、16个垄断行业，GDP占到全部GDP的15%，扣除农业部门占到16%，利润占到25%和26%。这16个部门的职工人数，扣除农业部门，它占9%，但是它的劳动报酬占到11%以上。所以这一年垄断部门的平均工资高于全国的平均工资，高五千多块钱。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财富的转移，通过价格的扭曲，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转移，就是从个人向政府转移。这些年我们看个人收入才增长10%，而政府收入增长18%，去年还增长了30%，这是预算收入的增长。你再看看预算外收入，按照我刚才那个计算，政府一年生产税净额大于政府预算收入有五千多亿，这是02年的资料，也大于政府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和。可想，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廉价的政府，还没有计算那些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在里面。为什么能够向政府转移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你的资源要素价格是低的，你在计算GDP里扣除转移价值少，所以GDP就大了。我们的增值税是按照增加值来计算的，GDP多了，那你当然就税收的税基大了。你资金的价格是控制的，劳动力的价格是低的，你想一想，那么利润就多了，现在增值税和所得税占了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所以这是政府价格转移的秘密。
还有一个转移，我刚才也提到了，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那里转移，因为资产的价格上涨快，所以这个转移也是很清楚的。00年到现在，我们的房价上涨了多少呢？80%。股市这几年上涨了几倍，你想一想，产品价格才上涨了百分之十几，这个结果就使得这个价格的转移也是很清楚的，财政转移也是很清楚的。
这是三个国内的转移，而价格扭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造成财富的国际转移，从中国向欧美国家转移、从穷国向富国转移。你想一想，这一个转移，一个是由于资源要素价格低，我们出口产品的价格低。光能源一项，由于国内外价格的差距，04年出口给国外要补贴八百多亿。
现在汇率也在升值，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的汇率升多少，你那1.53万亿的外汇储备就要缩水多少。再加上国际大宗商品涨的很快，我们又是大量进口，这样又出现了很多问题，出口补贴，进口也补贴，汇率低估自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国外的财富转移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正是因为这样一系列的财富转移，造成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差距在扩大，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收入差距在扩大，说明社会分裂在扩大。现在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可以说到处都存在，甚至一个小的事情就可能酿成一个重大的事故。据前年的一个统计，每年发生的五个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影响的，87000多次。最近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社会的分裂造成的问题，危及社会稳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社会由于这种矛盾的加剧，出现社会危机，我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管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金融危机、社会危机，说明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不光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前景，而且还要看到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潜藏的危机，这样才有可能在政策上调整能够避免这样一些风险，使得它免于爆发，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危机的爆发，都有可能打断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过程。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看我们的损失就不会小，再回过头来，对不起，可能拉下很大一截。与其我们盲目乐观，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外国人都说好，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好到那儿去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的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进入了中度通货膨胀的时期。确实去年的通货膨胀率4.8，今年一月份2.1，二月份8.7，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提出今年要控制在4.8左右，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看很难。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一直在讲这个事，我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话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研究，可以在理论逻辑上严格证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出口拉动和资本积累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说，我们就看现实的状况。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要高增长，另外一方面要低通胀，要保持这样的态势，你就得增加资源的消耗，就得压低资源要素的价格，其实增加资源的消耗和压低资源要素的价格是同一回事，是同一个道理。前几年我们经济增长很快，通货膨胀很低，高增长、低通胀的来源是这么来的，前几年你积累起来了，现在和以后要爆发，这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道理，你压低了资源要素的价格，可能那个时候还能压住，现在已经压不住了，它迟早是要涨的，不然的话你就进一步扭曲，扭曲可能崩溃，况且压也压不住。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快，你开放又这么大，这种服务性的通胀也在推进你的价格上涨。资源要素价格一涨必然向下游转移，使得你的通货膨胀起来。
中国现实来看通货膨胀到底怎么会涨起来，我看一个简单的原因也是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需求拉动，很明显你现在是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流动性过剩你的货币多，货币多就需求多，需求压力一旦存在，流动性过剩不是流向实体经济、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资产价格上涨，不管那一个都会有一个上涨。这是需求，是现实的。还有供给，这就是成本供给的这种通货膨胀，劳动力价格压了那么多年，现在压不住了，珠江三角洲现在没有一千多块钱人家不来了，劳动成本要起来。另外粮食肉类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的要素。粮价能不能下跌呢？我说不可能。为什么呢？想一想石油价格涨的这么快，这么一个状况，粮价能跌吗？石油高了以后，使得粮食转化的收入来源高了，美国两届政府都在讲这个问题。我们的粮食，今年能丰收，明年还能丰收吗？我看不见得。现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能是主要的方面。
另外就是结构性的通胀，我们现在发改委讲的是结构性价格上涨，要防止变成全面性的价格上涨。他说的结构性上涨是指这部分涨了那部分没有涨，其实从本来的意义上结构性通胀不是这个含义，结构性通胀是指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但是两个部门的工资却基本是相同的增长，所以造成了结构性的通胀，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转过来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就从这个来说，现在也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很快，但是服务业增长的慢，还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慢，但是工资却增长的不慢，这样才造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中国从内外来看，从货币和实体经济来看，从需求和供给看，中国确实面临着中度通货膨胀的时期，你前面用人为的办法，控制和压低价格，造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想现在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客观上已经决定的事情。
现在我们又要讨论了，有了中度通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我觉得从现在来权衡，有一个中度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是利大于弊。刚才我忘记讲了，所谓中度通货膨胀，5%以下可以算低度温和的通胀，5%-10%可以看作是中度的，10%以上两位数的通胀可以看作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在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把通货膨胀控制在10%以内，有一个五六、七八的通货膨胀，我觉得中国经济比通货紧缩的局面有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3%，通货膨胀也是这个水平，我们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几，却要保持一个二三的通货膨胀，我觉得是不相适应的一件事。06年1.3，我们本来可以是一个好时机，进行一些价格的改革，但是我们把好时机错过了。
通胀起来之后，你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只要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采取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通胀造成的负面效应，而现在也有这个办法来解决。中国现在的收入增长也比较快，这几年的收入增长都在10%左右，有一个中度通胀也可以承受起。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度通胀真正说清楚了，不是一件危机很大的事，只是可能与政府的面子不好说，去年本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哪儿来的呢？就是政府弄了一个3%的通货膨胀控制，自己说的话自己完成不了，政府丢了面子。
现在我觉得真正承认一个中度通胀，而且中度通胀还不是一个短时期，我讲对中国是有利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短时期，因为你要把相对扭曲的价格调整过来，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该怎样做，可能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面对通货膨胀，大家现在也看到了，政府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价格控制，今年3月14日发改委搞了一个临时价格干预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干预的办法，也许很多地方都在用，但是这个办法是没有效果的一个办法，它只是把问题朝后推，积累起来可能是更麻烦的事，同时这个办法的操作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就可能把它长期化，如果规定三个月，过三个月不解决问题还可以延长，人们的预期就会清楚了，而且说实在的，政府价格控制的办法，本来目的是要稳定预期，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说更是在激化这个预期，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你讲话要有信誉才有可能，从03年开始你就在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结果越控制越快了，到了现在已经成了那个样子。去年说是3%，现在到了4.8，出台一个政策，很多人从反面上理解，这就糟了。
而且价格的控制、管制从来是管不住的，大家都很清楚，一月份出台一个办法，二月份涨的更快。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下半年搞的好，可能稍微低一些，但是今年恐怕要守住4.8这个线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能够有一个五六的控制就不错了。这个办法不好，那么其他的办法，我觉得那些政策手段都有效果，比如说货币政策。在现在这个形势之下，我觉得还是有余地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前面也说了，利差过大，三个多百分点的利差，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不能来一个不对称的提息，实际的利率已经是很大的复值了，8.7和4.14，已经是四个多百分点了，为什么不能把存款利率提起来，把利差缩小。利差缩小了，那么就逼着银行去改善经营和管理，现在利差过大其实银行的日子非常好过，吃利差就行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去年的状况，工行八百多亿的利润，建行六百多亿的利润，为什么不能把利息提起来，银行的利润少一点为什么不行？不提存款利率让差别这么大，一方面是价格的扭曲，另外一方面是把老百姓的钱剥夺过来，装到银行的口袋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问题还是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来看，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绝对没有去年的状况，去年我们尽管没有说，但是是紧缩政策。今年公开宣布了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只做不说到了又说又做，但是今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可以说不管是频度还是力度都会比去年大大的减少。原因在于经过去年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六次升息，今年的余地已经很少，再加上国际上美国连续降息、中国连续升息，中美利息已经倒挂，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大幅度升息，必然出现大幅度热钱的流入，和升息的目标相悖，所以今年的操作力度必然要小的多。这是今年货币政策遇到的困难。
在这个同时，我倒觉得汇率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汇率升值的速度，但是如果是单纯的升值也会有很大的风险，这个已经被世界所证明了。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做一个配合，一方面汇率有外部的实际汇率，也有内部的实际汇率，你现在升息提高名誉汇率，只是外部实际汇率，你把内部实际汇率也升起来，那就是通货膨胀起来以后，出口通货膨胀，实际上等于汇率升值。如果我们能做这样的配合，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逼迫着你现在不得不这样。而且这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效应，既然是流动性过剩，那么通货膨胀比过去高了，一部分货币就流向实体经济，减轻了资产市场上涨的压力，目前的股市恐怕跟通货膨胀起来也是相关的。如果能做这样的配合，掌握的好，中国有可能避免现在这样的一些危机。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和德国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子，德国的经济在发展，日本陷入十年的衰退，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汇率升值的同时，德国在推进金融的自由化，而且宏观政策操作也得当。日本反过来，一方面升值，日本人有钱了，扬言要买下美国，大量外国投资，另外一个方面，内部金融的改革仍然没有动，主办银行制度和互相参股制度束缚着日本，使得泡沫起来的时候，银行和大企业大家都挣着去赚钱，把股市和房市推起来。再加上日本当时的宏观政策失误，日本在88年末、89年到90年，一年多的时间，把利率从2.5提高到6.5，一下子就刺破泡沫，成为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能不能避免这些危机的出现，恐怕跟我们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的货币政策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微妙的事情。这是货币政策。
我们再看财政政策。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操作空间也很小，财政政策就是一个可以有用武之地的事情，财政政策无非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我们先看支出政策。其实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受损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的支出政策就需要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既然如此，通货膨胀比过去高了，你在这些方面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增加支出，就相应的可以缓解这些人受到的通货膨胀的冲击。而且如果你在增加支出的同时，能够使得你的一套社会保障体制完善起来，能够解决你教育、医疗、住房的一系列问题，我想更是一件大事情。我们这些年这些方面有一点前进，但是很多问题前进的不大，比如说这几年支出里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行政事业，而教育、医疗等这些社会性的支出比那一个支出慢的多。行政事业费从00年到07年增长了18%，而教育、社会方面的支出只增长了16%，这就是一个证明。
还有比如说住房保障，为什么现在的房价是这样，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承担起保障性事业的责任。近一段时间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是需要政府拿钱的，而我们拿钱的状况是什么呢？到06年我们保障性住房的政府财政投资是70.8亿，07年政策出台是140多亿，占房地产投资的0.7%。你想一想，这能够解决问题吗？问题在于各个政府都想从房地产那里收钱，你现在让他们掏钱，这和他们的想法是相反的，所以没有一套政策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支出政策的调整，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政府掏钱难、收钱容易。
再看收入政策。收入政策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减税，政府少收一些。我们现在收入增长已经那么快了，这些年都是二十几，去年三十几，政府收入已经是五万一千亿了，够多了，比经济增长快多了，那么实行减税是应该的。再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我们原来八百块钱，前年提到1600，现在又弄到2000，为什么不能提到3000和5000呢，我看5000可以。现在的征收仍然是从工资劳动者那儿收，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应该以个人的收入作为标准，而应该是以家庭的人均收入作为标准，才能提高个人所得税这种公平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个人那儿收，现在是代扣，当然好办，税务部门的工作量很小，如果要按照另外一个办法，按照家庭人均收入的话，就要计算家庭的收入、计算人均的收入，工作量可能要大。
再比如说印花税。去年股市疯涨的时候，把印花税调到3%，而且双向征收，一年收了两千多亿。那个时候既然是为了调节，可以出台提高印花税政策，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股市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又可以调呢？我觉得也可以。既然是一种政策调节，就应该有它的灵活性，不能说调高了收钱很积极，调低我又不积极了，这是不行的，你得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
减税的政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两税合一，吵了多少年，可以看到部门之间的竞争，好在去年通过了，今年实施了，这是好事情，尽管姗姗来迟。但是增值税的转型却是一步三折，东北振兴中央把这个作为优惠政策给了东北，当初说东北振兴，一算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会减少130多亿，就在那里想办法，七扣八扣，想了各种办法，结果是70多亿。按说应该全部推开，结果中央给了中部26个城市，本来是一个公平的税负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居然要用一个优惠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来实施它。所以在这些方面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进一步从现在的以增值税为主，转到以所得税为主，现在还提不上日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转变，那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果你不能给地方以独立的财政收入，现在这样通过征地，地方圈钱、拿钱的办法，你根本是改变不了的。这是我想讲的这两个政策的问题。
再讲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情况下解决治理通货膨胀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供给。增加供给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增加生产，一条途径就是增加进口。增加生产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说现在肉价是通货膨胀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可以增加这一方面的投入，刺激生产，收入增多了大家的积极性就增强了，可以采取一些专项的办法来解决它。再比如说进口，现在市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食用植物油，现在超市里价格涨的很快，为什么呢？供给不够，那你可以进口啊。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进口这些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当然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居然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的话语权，我们进口什么，什么涨的快。那怎么办？我认为也是有办法的，其中有这么几个办法可以做。一个是把现货进口和期货结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量很多，本来应该说是有话语权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进入国际市场，买什么什么就涨，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期货和现货，同时做，在期货价格低的时候进口这样就可以有一个缓冲了，而不是直接购买现货，这是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
第二个办法，就是到国际上并购一些企业，掌握一些资源。目前中国铝业和美国铝业合作，并购了现在世界上第三大的澳大利亚的一家矿石企业，并购的结果就挫败了其他公司，而且在这个领域确实提升了中国对价格的话语权。这个并购做的比较好，国内外合作，国内并购的资金是从开行的贷款，开行的资金哪儿来呢？是由于我们外汇投资公司给开行200亿的参股，这样就配合的很好了，但是绝大多数这一类的操作，确实都是操作的不太好，单打独斗，互相竞争，而不是联合对外、分进合击，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联合对外，大家分头去做，最后能够配合，我想中国取得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是可能的。
还有可能做的，就是中国大单的进口要淡化政治承诺，而考虑商业利益。我们要取得人家一个空头的政治承诺，其实那个政治家的承诺靠不住的，如果说取得了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的话语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你可以保证政治承诺的东西，可是我们是政治上的考虑太多，经济上的考虑太少。所以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有一些考虑，在对外上能够有一些战略性的打算，我想使得中国大国的地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在国际市场上你是大国，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接受者，我想这对中国来说就是相当有利的事情了。
其实我觉得中度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大事情，不要把这个事情炒的成为政府的一切中心，而且也是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我们在政策调整上做的好，恐怕对中国经济保持一个长期增长是相当有利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编辑:陆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