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京沪等地城市病集中暴发 离宜居越来越远》一文，文中称：“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
笔者认为：逃离谈不上，大城市居民生活压力大，生活质量下降，城市政府的压力更大，社会舆论与实际情况，都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违背，需要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倒是事实。
《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所提的几项“城市病”，其实，源于一个问题——住房供给方式。
因为，住宿是私人的事——分散，上班是公共的事——集中。这个“分散”与“集中”、“公”与“私”之间，才造成了目前的这些“病态”现象。所有的“城市病”，都指向住房供给体制的模式矛盾。
1、住房私有制，就业单位不负责，使住宿与上班距离拉大，交通流量必然加大；
2、经济发展，上班人数增加，住房需求大，房价上涨，城市扩张，进一步拉远距离；
3、经济发展，收入增长，汽车进入家庭，城市汽车拥有量急升，交通压力进一步加大；
4、城市人口膨胀，垃圾量、汽车量直线上升，加大了城市污染，如何处理水、气与固体垃圾的理念落后、投资不足，更没有好的清洁与处理办法；
5、人本身就是制造垃圾与噪音的本源，如北京城区周边的河北城市，正试图接收其延伸的事实，城市扩张不仅仅是经济的扩张，也是垃圾、污染与噪音的扩张。
如何改变城市无限扩张态势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现有住房供给模式。
1998年以前的中国，是“公租房”体制，城市居民很大比例的人口，都没有私房，也没有商品房供给，居民住房，全由就业单位统一建设，以低廉的租金供其“单位人”居住。那时，虽然工资低，但生活压力小，幸福指数高。
而现在是住房商品化，“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就业单位不供给住房，住房问题都是私人自己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房地产业大发展，高房价、交通问题，以及污染和噪音等一系列问题出现。这两年，凸显出“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直线下降。
虽然，我们再也不可能把社会住房供给方式，再改回至“公租制”，但可以让单位集中团购供个人居住、集中新建住房以成本价出让给职工，把办公楼建在住宿区附近或者干脆建在一个小区。直接减少城市人口流动，不能说是治疗现代城市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再配合其他改善交通等措施，城市拥挤状态必能缓解。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操作。
一是有钱的单位，可以单位集中（集资）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但职工原有私房（商品房）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国城市土地不存在私人购买问题，只能是单位拥有使用权）；
二是集中购买，容易出现团购中特权与公款补贴购私房等问题；
三是集中新建，也会出现贪污、特权层次自肥等意想不到的其他问题；
四是这一政策实施，将会出现城市人口大搬迁、住房大调整，估计不出可能出现什么状况。
因此，关于“单位集中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为城市交通减压”需要综合研究政策。
第一，制定和执行“单位集中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为城市交通减压”政策，需要所在城市政府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政策与标准，并摸清员工拥有住房数，实行阳光操作——公示。把住房和土地，作为城市发展战略资源看待。
第二，执行“单位集中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为城市交通减压”政策的单位的员工，一户只允许拥有一套住房，原有住房，在搬入单位住房之后，必须在一年内出售，否则，第二套或以上的商品房，必须向政府交纳多占城市资源补偿费，由所在单位统一收起。
第三，执行“单位集中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为城市交通减压”政策单位的员工或新进员工，如果无力购买，可按政府廉租房价格，暂时租住或分期付款购置。变个人银行贷款为单位贷款，改住房公积金政府管理为单位管理。
第四，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大型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等，只要员工在100人以上、财务核算与管理健全的单位，都必须逐步过渡到执行“单位集中购买或集中新建住房为城市交通减压”政策上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普惠制。
第五，政府廉租房，只供给社会自由职业者、无正规组织的非单位人员、退休职工，以及无固定职业或无业、残疾、贫困人口等。政府不解决单位人的住房问题。
这样，把住房供给制与解决“城市病”、廉租房等政策综合在一起，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模式。上班和住房近距离，甚至以步行为主，既可以解决城市人口“钟摆式”运动模式，为交通减压，又能减少城市汽车拥有量，必然减少空气污染。
城市管理，改由政府面对千千万万个家庭与个人，为面对以单位管理为主体的模式。单位与个人之间仍然是商品经济关系，只是在住房提供的责任与道义上明确是单位，而非开发商罢了，把现有住房的多重矛盾，下放、化解、具体落实到单位。
住房供给，变个体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为单位与开发商的关系，把两个不平等的交易主体，转移到单位与开发商的平等交易主体上去。
资金来源，变个人与银行的借贷关系，为个人与就业单位的关系。有钱就买房，无钱就租房，以后有钱就分期付款，减少居民生活压力，减轻银行的信贷风险。
如果能实行上述住房供给政策，不论是政策设计，还是城市规划的难度，相对减轻，更有利于社会管理的有序化，提高社会动员力。同时，对缓解高房价对城市居民带来的生活压力，提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必有较大帮助，又能缓解因打压房价带来的经济下滑与银行呆帐损失的可能，并与节能减排，减少不必要资源浪费与能源消耗的理念是统一的。
目前的“大城市病”，只能从改变住房供给主体入手，才能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201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