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执行副总干事何昌垂发表题为《投资农业发展，实现城市粮食安全》的演讲指出，城市化须考虑农村发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必须走一条创新驱动、绿色智能、和谐平安、布局合理、繁荣宜居而有特色的城镇科学文明发展之路。

　　近来，很多媒体都吹嘘我国正在进行城市化建设，将万亿的外汇储备和国债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并称之为城市化。事实是，现在许多中等规模的城市为了所谓城市化，就是要建几条铁路，拓宽几条公路，修几架立交桥，许多农民“被上楼”，为此要让几百万人失去住所和工作地点，这在中国非常普遍。这不是城市化！这是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没有规划，因为一切都是资本驱动，利益驱动；而官员们为了政绩和牟取私利，也加入打着城市化旗帜的队伍。利益驱动下的城市化更加扭曲了所谓的“中国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一个城市的规模，布局，社会效应，商业结构都是长期经营的结果，而不可能像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搞什么突袭行动，“刷刷墙”、“被上楼”、“大拆迁”。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通过拆迁许多房地产商，通过低价购买普通人的房屋主权，再自己盖房子，租借或者高价卖给他们，这就是获取暴利的手段。

　　深圳第一次城市化运动是在1992年6月18日，标志是深圳出台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从1992年7月15日，福田区原上步村率先开展试点，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首家由农村集体经济转变的股份合作公司。到2002年6月18日，随着特区内最后一个以管理农业区域为主要功能的镇级建制——沙头角镇撤镇设街道办事处，深圳特区内第一次农村城市化宣告结束，特区内的4.6万农民陆续变成城市居民。 “这是场很不彻底的城市化运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城中村的出现，意味着城市化运动在某些地方在某些人面前是打了折扣的。

　　在这种有违常理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是越来越扭曲了，扭曲了原本和谐的共存，是富人的游戏，还是穷人的苦难，社会冲突越来越大。社会人数最多的农民，面临的是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是社会病态强加到平静的农村的一种病毒，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可是，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当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了“烂尾楼”，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没错，此时此刻，是时候停下脚步，回头来检视一下中国城市化该怎么走了？

　　改变扭曲的城市化有助于避免中国经济的泡沫化

　　如果不找到使中国经济产生新需求增长的来源，中国今天表面看上去的高速增长，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有泡沫性质的，泡沫破灭迟早要发生。而其中最有效的需求增长办法，就是改变扭曲的城市化道路。

　　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空间的重要性，一块土地是在山沟沟里，还是在城市郊区，其生产能力完全两样。当前很多地方在实施农业用地的“增减挂钩”，把农村的宅基地复耕，增加了农业用地，同时在城市近郊增加工商业用地，减少农业用地。这一做法虽然有很多需要规范之处，但其重大意义却是在保持农业用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释放城市近郊土地的生产力。我们要允许在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放弃他在家乡的宅基地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指标），将其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政府，同时获得当地的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将给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注入非常大的活力。随着农民工真正进城，劳动生产率将获得大大提高，其中的机制就来自于城市所发挥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同时，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再配置，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城市化还大大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内需的提升。

　　走偏的城市化道路，源于几个认识误区

　　误区一：以限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区域平衡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集聚，特别工业制造业的集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但今天如果把人和土地这样的资源限制在中国的内地来发展，我们所达到的所谓平衡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平衡，而对于区域的平衡发展来讲只有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这样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才是有意义的。根据国际经验，只有在那些人口和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的国家，才能最终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误区二：为了避免“城市病”而限制城市发展

　　很多人说发展城市不好，因为产生了很多“城市病”。我认为，如果因为城市所产生的那些问题而限制城市的发展，损失的就是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一定城市发展了，拥挤问题、污染问题、犯罪问题就越来越大。以交通运输为例，如果城市规模扩张了，可以有十几条地铁线，人的出行就可以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拥堵程度可以得到缓解。上海蓝天的数量比十几年前多了很多，因为当上海人口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均GDP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整个城市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犯罪也是一样的道理，在中国，不是因为城市化增加了犯罪，而是城镇人口中无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比重提高才增加犯罪。

　　误区三：中国经济要走中小城镇发展战略

　　很多人认为，接下来中国经济要走中小城镇发展战略。我不反对中国需要发展中小城镇，但是中小城镇的发展如果脱离大城市的带动作用，恐怕行政推动的中小城镇发展不会成功。发展中小城镇必须要以发展大城市为前提，只有当大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产生了对于中小城镇的带动，也产生了产业向外转移的需求，才给中小城镇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一点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逐渐实现，而今天中国很多中小城镇的发展，包括产业的转移，是通过行政推动的。

　　误区四：发展内需主导的经济会改变经济集聚的趋势

　　很多人认为，接下来要发展内需主导的经济，会改变经济集聚的趋势。我认为不会。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是内需。很多人说服务业发展不需要集聚，错。越是发展服务业，越是要集聚。服务业实际就两种，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物流等，跟着制造业走，制造业发展快了，就相应发展快了。消费型服务，当人们吃穿不愁了就需要消费型服务业了。越是要发展服务，越是要两个集聚的趋势，一是中国经济继续向东部集聚，二是向内地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

　　中国百姓拒绝“大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这种城市化是臃肿和虚弱的，结合中国现状产业结构，规划30年后城市化水平到达68%！这太可怕了，那时候我们的城市环境恶化，最重要的是资源缺乏，当一个个所谓的超级都市吸纳了周边全部资源后，聚居地的城市就沦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肥胖病患者，没有活力可言，那时候农民失去土地，却只能沦为一个城市最底层低廉的劳动力，但消耗资源型产业结构也不能维持到跟所谓城市化水平一个步伐，产业结构的重整，会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在这个城市了，城市接纳他们了吗？这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农民“被上楼”----中国的“城市化”令人心寒！

　　以“充分城市化”有效释放内需

　　中国城市化将迈进死胡同：大规模造城潮席卷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