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八七）：一个深陷“反文明”精神病态的民族

—— 一切反文明状态都是人类群体精神的病态

—— 中国人的精神病态即顽固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

—— “孔儒症”即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

—— 孔丘是中国历史“反文明”的始祖                黎 鸣

【作者按】前面我插进了一篇《我向全世界宣告：我发现了！》的文章，很遗憾，除了《博客中国》推出之外，其他网站全都无动于衷，可见中国人对于“发现真理”的消息的“麻木不仁”，尤其中国的“网管”们，他们已经变成了“准官僚”了，在一个纯粹由官僚管理的国家，其中关于任何“真理”的信息都将是“扭曲”的。至于中国的纸质媒体，我就更不敢抱任何希望了，因为“纸质”媒体是百分之百的“官僚媒体”。我非常感谢《博客中国》的“网管”朋友，他们一以贯之地支持我的“发现”，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真理）问题的发现还是对“数学”（真理）问题的发现。我多么希望其他网站的“网管”朋友们也能向《博客中国》学习，支持我的“发现”（真理）的历程。朋友们没有注意，我的上一篇文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发现了“歌德巴赫猜想”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说白了，是我推翻了“歌德巴赫猜想”的非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众多数学家们对“歌德巴赫猜想”命题（真理性）的“证明”，就将都可能变成丧失了意义的证明，包括陈景润先生的“１加２”的证明。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争论吗？为什么中国的新闻界，对于发现真理性问题的状态，竟然是如此的麻木不仁，甚至是如此的死气沉沉？今天，我继续发表对“中国历史”（真理性）的“发现”的探讨。谢谢网友们对我的关注。(2010,11,18.)

在历史上的中国，甚至在当代的中国，中国人之中总是大量地充斥着事实上“反文明”的事件和现象，最明显的“反文明”现象即：禁止言论自由、禁止行为自主、禁止思想自由。人类之中所有这一切“反文明”的状态，其实都是人类社会之中的精神病态。在具体讨论今天的命题之前，首先必须概定，什么是人类的“文明”？人类的这种“文明”从哪里来？为什么人类的“文明”始终都在走向“进化”？我相信，当我对于上述的三个问题均能够作出全面“人学”的回答之后，本文的题目也就将最终，自然而然地获得明白地解决了。

什么是人类的“文明”呢？不管过去的人们怎么说，我今天只谈我的看法，我自信，我的看法实际上综合了过去人们的种种各方面不同的看法，因为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综合了人类过去的《神学》和《哲学》的现代《人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的。

人类的“文明”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人类“文明”是人类群体的具有自身智慧的自然生长性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自稳定、自调节（控制）、自适应的全部“自组织”的“有机”的属性。

众所周知，一切“自组织”（“有机”）系统都必须具有“自稳定”、“自调节”和“自适应”的最基本的属性。而人类“文明”即是一个这样的“自组织”（“有机”）系统，而同时它还具有人类特有的总体“智慧”的不断增长的“开放性”。

人类“文明”的自稳定属性是主要针对人类群体与自然的关系的文明系统的自我稳定性，其次是人类群体自身的自我稳定性，再次是系统中个人精神的自我稳定性，稳定性的本质核心是趋同的“真理性”，简称“真”。达到“真”的最重要的“文明”的特征即人类群体之中人人言论的自然性，规范人人言论的自然性的法则，即是人类自创的“道德”（诫律，或原理），例如西方人的“摩西十诫”，中国人老子的“道德”原理。

文明的自调节属性是主要针对人类群体（社会）之中种种社会关系的文明系统的自我调节性，其次是人类群体（社会）与个人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文明系统的自我调节性，调节性的本质核心是人们的利益发生分歧之时的互利的“真实性”，简称“善”。达到“善”的最重要的“文明”的特征即人类群体之中人人行为的自主性，规范人人行为自主性的法则，即是人类自创的社会的“法律”。例如西方人创立的“人权宣言”，以及基于此“人权宣言”的各民族社会（国家）的“宪法”，以及种种更具体的法律。

文明的自适应属性是主要针对人类群体（社会）与外部群体（社会）关系的人类总文明系统的自我适应性，其次是人类群体（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自我适应性，再次是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自我适应性，适应的本质核心是综合全息的“真诚性”，简称“美”。达到“美”的最重要的“文明”的特征即人类群体之中人人思想的自由性，规范人人思想自由性的法则，即是人类自创的思维“逻辑”的规律，在中国，是老子的关于“道”的全息性逻辑规律的创建。

简言之，什么是人类的“文明”？

我的总的回答：人类的“文明”即人类群体的具有人类总体智慧的自然生长性的（“有机”）开放系统，该系统具有一切（物质、社会、精神）层次的真理（真）的自我稳定性、真实（善）的自我调节性和真诚（美）的自我适应性。这里的“自我”是包括一切层次的“自我”，例如物质自然生态的自我、文化社会生态的自我、文明精神生态的自我，国家的自我、群体的自我、个人的自我，等等等等。总之，一切层次的“自组织”体的（“有机”的）“自我”。

有了上述的关于人类“文明”的概定，我们现在即可以同时也具有关于人类“反文明”的概定，很显然，人类“反文明”的（系统）状态一定属于如下的情形：

一，缺乏群体的“开放性”；（缺因）；

二，缺乏智慧的自然生长性；（缺果）；

三，缺乏真理（真）的自我稳定性：严重地禁止人人言论自然（缺流一）；

四，缺乏真实（善）的自我调节性：严重地禁止人人行为自主（缺流二）；

五，缺乏真诚（美）的自我适应性：严重地禁止人人思想自由（缺流三）。

到了今天，基本上可以断言：

凡是禁止人人言论自然的人类群体系统，也即缺流一的系统，必然是一个严重匮乏符

合真理的“真”的“自我稳定性”的系统，但有可能存在“假”的“自我固定性”的系统状态，这是一种丧失了总的系统的“自组织性”的“有机”能力的“自我僵化”的系统状态，因此它绝对是“非文明”的系统状态。简称“缺流一”的（“非有机”）系统状态。

凡是禁止人人行为自主的人类群体系统，也即缺流二的系统，必然是一个严重匮乏符合真实的“善”的“自我调节性”的系统，但有可能存在“恶”的“自我乱动性”的系统状态，这是一种丧失了总的系统的“自组织性”的“有机”能力的“自我腐败”的系统状态，因此它绝对是“非文明”的系统状态。简称“缺流二”的（“非有机”）系统状态。

凡是禁止人人思想自由的人类群体系统，也即缺流三的系统，必然是一个严重匮乏符合真诚的“美”的“自我适应性”的系统，但有可能存在“丑”的“自我欺骗性”的系统状态，这是一种丧失了总的系统的“自组织性”的“有机”能力的“自我摧残”的系统状态，因此它绝对是“非文明”的系统状态。简称“缺流三”的（“非有机”）系统状态。

很显然，所有“缺流”一、二、三的“系统”，全都必然是一个封闭的（“非有机”）系统，这等于丧失了“文明”的“因”，也即“缺因”。此外，人类的智慧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依赖人类的“言论”、“行为”和“思想”这三种最基本形式的“流动”，而“缺流”一、二、三的结果，明显是取消了这三种最基本形式的正常“流动”，因此，完全可以断言，凡是“缺流”一、二、三的“系统”，都必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人类的“智慧”能够获得“生存”的人类基本的“文明系统”，当然，更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人类的“智慧”能够获得“生长”的人类高级的“文明系统”。说到底，凡是“缺流”（一、二、三）的“系统”，全都将最终丧失“文明”的“果”（也即“缺果”），全都将最终丧失成为真正人类“文明系统”的可能。

所以很显然，对于一个人类“文明”的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即是必须满足“流”一、二、三的三个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说必须具有“流”一、二、三这三个最基本的“系统属性”。说白了，即必须满足：人人言论自然、人人行为自主、人人思想自由。

在具有了上面对于人类“文明”系统的概定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人类“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

人类“文明”从哪里来呢？

我的回答尽量简单：从人类对于“有机自然”的“发现”中来；从人类对于“有机社会”的“发明”中来；从人类对于“有机智慧”的“创造”中来。

很显然，正是“自然”的“有机”、“社会”的“有机”和“智慧”的“有机”共同组成了人类“有机”的“文明”。

这样一来第三个问题，也可以获得顺理成章的解答。

人类“文明”为什么始终都能够获得“进化”呢？

我的回答尽量简单：因为人类“文明”是一个具有“自然”的“自稳定”属性、“社会”的“自调节”属性和“智慧”的“自适应”属性的开放性的“有机”系统。何为“有机”？“有机”就是“具有”自然进化的“机制”。

在关于人类“文明”的问题做出了上面的三种回答之后，我们现在即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关于中国人的群体是否“文明”的问题的求解。

从总体来说，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文明”，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一个属于“自然”大系统中的人类，在中国人的本能之中就已经蕴含了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自然”动力的资源。不管中国人过去的历史之中显示出了多么巨大的“反文明”的人为的因素，但是中国人走向“文明”的总的趋势，却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问题的发现正在于不同人类的历史的比较。很显然，中国人的“文明”进步的“步伐”非常缓慢，尤其比之西方人，我们不是只差了“那么一点”，而是差了“一大截子”。

我们中国人究竟“差”在哪里呢？我的回答：“差”在中国人的“主观”的“人为”。换言之，中国人“主观”的“人为”，不仅没有发现“自然”，没有发明“社会”，更没有创造“智慧”。说白了，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整个地“跟着”孔儒“反自然”、“反社会”、“反智慧”，总之，“反文明”。下面，我们就按照前面大标题之下的小标题，来一个一个地进行解析。

首先，一切人类的“反文明”状态，都是人类群体精神的病态。

什么是人类的“反文明”状态？按照前面的概定，凡是禁止人人言论自然的权利、禁止人人行为自主的权利、禁止人人思想自由的权利的人类群体之中的“人为”有害的“状态”，都可以认为是人类的“反文明”的状态，而所有的这些“状态”，也全都可以认为是人类群体精神的“病态”。为什么是“病态”？因为它们绝对都是引起人类群体系统“缺流”的状态，因此，都必然是造成系统严重匮乏“自我稳定”、“自我调节”、“自我适应”的“有机”精神的“病态”，也即引起人类的智慧产生错乱，甚至发生严重倒退的有害的“状态”。之所以称之为“病”，是因为它首先是引起人类群体的“精神病”，其次是引起人类个体的“精神病”（精神压抑、错乱、颠倒、健忘、等等等等病）。

中国人的精神病态即历史之中顽固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

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天下”，始终盛行“独尊儒术”、“尊孔读经”，始终盛行孔丘及其儒家所倡导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人生价值观，始终都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礼乐”、始终都盛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拜权主义”的天下“政治体制”，始终都盛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通吃”的天下观念，再加上孔丘所宣扬的“天下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等完整的一套为历代所有“既得权力者”服务的“死教条”，事实上它们在历代中国人的心中，已经非常牢固地树立了“权力神圣”的顽固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压迫其他一切的观念，而成为了中国人心中足以“独霸”一切的心理惯性。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为所有“既得权力者”的利益而在历代所有的中国人的心中牢牢地树立了“权力神圣”的“独霸”的观念，以至它竟然可以非常轻易地即能取消人人言论自然的权利、非常轻易地即能取消人人行为自主的权利、非常轻易地即能取消人人思想自由的权利，甚至更可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对于天下任何敢说、敢干、敢想的人们均能严酷地实行打杀，如同孔丘本人的杀害少正卯。

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孔丘杀害少正卯”的这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儆戒”的作用，我可以认定，正是这种“儆戒”的作用，它彻底地打开了中国人的从此患上了严重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的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代，我称之为“中国人的中世纪时代”。

“孔儒症”即中国人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

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它不仅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丝毫的人类“真善美”的文明的价值，而是反而给中国人带来了漫长的“假恶丑”的，也即“亲尊长”的“反文明”的祸害，这种“反文明”的全部后果，即是让中国人全都患上了“孔儒症”，这种“孔儒症”即是完完全全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我可以明确地断言，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无论是文人还是文盲，他们几乎全都是“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的严重的患者，如果有差别的话，也只不过只有或轻或重的差别而已。“严重”的患者可以立即杀人，或自杀，“较轻”的患者则整天都在恐惧权力的迫害。正是因此，中国人整体变成了一窝“窝囊废”。或是掌握了“权力”的“狂徒”，“肆无忌惮”、“嗜权如命”、“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或是远离了“权力”的“胆小鬼”，整天“担心受怕”、“如履薄冰”、见官如见狮虎、百姓怕官如同小鬼怕阎王。在历代的中国，对于老百姓“禁言”、“禁行”、“禁思”，不过是“小菜一碟”，“动则加刑”、“因言杀人”、“株连九族”、“杀人如杀鸡”。很显然，从来在中国，有权即有一切，无权即丧失一切。这不是说得玩的，而是世世代代的千真万确。为什么？因为“权力神圣”。“权力”为什么“神圣”？因为孔丘说：“畏天命”，即“畏大人”，即“畏圣人之言”。更有“权力”来自“天命”、来自“血统”、来自“礼乐”、来自“宗法”、来自“人治”、来自“极权”、来自“专制”。不必否认，这一切全都是来自孔丘及其儒家的“教导”。

很显然，中国人的“孔儒症”，即是中国人永远的“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中国人的“孔儒症”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全都扩大了无穷倍的“斯德哥尔摩症”，由此不难看到，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多么深重的历史苦难！！！中国人全都是“孔儒症”的严重的患者，也即全都是“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的严重的患者。惟一的差别是，极少数的人是“疯子”，是肆意妄为的迫害狂；极多数的人是“白痴”，是可怜兮兮的被迫害者。中国人无论如何必须从反文明的“孔儒症”之中清醒过来，这是全体中国人今后惟一的出路。

孔丘是中国人“反文明”的始祖。

我亲爱的同胞，至今仍然还有很多人看不透孔丘，还在一味为孔丘“讨公正”，似乎我黎鸣严重地亏待了孔丘。对于孔丘这个曾经具体的人，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因为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他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任何真正有一点点价值的“贡献”。

第一，   他没有文明的思想。所谓有文明的思想，必须有真理的发现、有真知的发明、

有真逻辑观念的创造。孔丘这三项一项也没有，所以孔丘没有思想。

第二，   他没有文明的业绩。孔丘当教师他教的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六经”、“六艺”，

他的全部教育“思想”，惟一的就是为“既得权力者”继承“香火”，他的“教育”完全与人类“文明”的事业无关。什么是人类“文明”的事业？简言之，即“真善美”的事业。孔丘没有，他惟一只为“亲亲尊尊”，而“亲亲尊尊”实际上所维护的是“假恶丑”，尤其孔丘提倡“为亲者隐”、“为尊者隐”，这种“隐”的“方法论”是明明白白“假恶丑”的“方法论”，而根本就不是为了“真善美”的“文明”的“方法论”。所以孔丘没有文明的业绩。

第三，   他没有文明的著作。至今所谓孔丘的著作并没有出现，号称孔丘著《春秋》，如

果《春秋》真是孔丘著的，它也并不是什么有文明价值的“著作”，而是“断烂朝报”（王安石语），而是对“臣民”的“恐吓”，即孟柯的所谓“使乱臣贼子惧”。孔丘原本就是“既得权力者”的一条永远的走狗。而实际上的《春秋》，其实也与孔丘无关，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著作称作“经”。“经”是古人的东西，明显与他无关。

第四，  有人把孔丘称作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此话不实在，把他称作古代“书”

的“汇编者”或许还有点道理，因为所谓的“六经”，包括“诗经”，全都是“官方文献”，《尚书》其实为《上书》，《礼》、《乐》、《易》、《春秋》明显为“官书”，“诗经”是由周代官方收集的各地区的“风”、“雅”、“颂”诗歌，据说原有三千首，经孔丘之手删减为三百首。孔丘的“汇编”，以其说“有功”，不如说更造成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巨大的遗失。这是因为历代“尊孔”的原因，原来官方应该起作用的“文献保护”的功能反而丧失了。例如据说老子曾是周代官方的“图书馆”官员，按说，“官方图书馆”的“图书”应该比“六经”多得多，但是由于后来的“尊孔”，反倒以孔丘的“六经”为全部的“官方文献”了。尤其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中国古代典籍的散失就更是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遗憾，永远的浩劫。

第五，   后来人尊孔的最主要的根据是他的弟子们汇编的《论语》。按照现代人类的学

理论，《论语》根本就不能够认为是一步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它不过是孔丘的众多徒子徒孙们“你一言，我一语”对其“师”夸饰、虚构、煽情回忆的种种语句的“汇编”，完全是一堆“大杂烩”。更为重要的是，它全部的核心，明显地都是在鼓吹和教学“礼乐”的基础上进行的。后来的人们把“仁义礼智信”视为孔丘为中国人所提倡的“价值观”，而且人们全都只按照今天人们对于这五个词汇的理解去看待其意义。即使如此，“仁义礼智信”也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人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因为：

第六，   “仁义礼智信”的核心是“礼”，孔丘原意的“仁”是“克己复礼”；孔丘原意

的“义”是“礼仪”之“义”；孔丘原意的“智”是知礼；孔丘原意的“信”是信礼。翻遍所有的儒家文献，也看不到“仁义礼智信”与当今人类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的任何关系。顺便说说，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所谈到的“道德宝”则几乎完全与“真善美”同义，这是后话。

第七，   孔丘真正为中国人所倡导的“价值观”其实是“亲亲尊尊长长”，是“君君臣

父父子子”，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等等等。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在中国人心中漫长时间的“独占”，牢固地确立了“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在历代所有中国人心灵深处普遍泛滥的历史恶潮，这股恶潮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时间之中，让百万、千万、万万、亿万的中国人深受“权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也即深受“孔儒症”的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折磨，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动情地“怀念”、“感激”、“颂扬”迫害他们的“孔儒症”的首创者孔丘，无限地呼唤他、无限地歌颂他、无限地感恩他，就完全如同“斯德哥尔摩症”的“精神病患者”对于迫害他们的“暴徒”的感激的、酷爱的情感。

第八，  孔丘是谁？是中国人的“反文明”的始祖，是中国“孔儒症”的首创者，是“权

力神圣的精神压迫症”的制造者，是真正东方、中国的撒旦、魔鬼的化身。

    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能够体会我写下上述一切的心情吗？我看到的一切，你们竟然看不到，你们不仅看不到，反而污蔑我“愤世嫉俗”、是个“老愤青”，似乎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丧失了清醒的理性的反倒是我，而不是紧紧跟着孔丘，深深陷入了“孔儒症”而永远都不能自拔的你们。天啦，我亲爱的同胞们啊，认真地思考一下吧。继续跟着孔丘“反文明”，我们中国人的前途将会在哪儿？我们还会有前途吗？（2010,9,1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