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讨论12·5规划称不称职
陈绪国
近日，有人发电子邮件予我，让我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一个重要会议，是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会议。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过，我非常纳闷。我嘛，百分之百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草根小民，一介政治白丁，连最低一级机构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不是，凭什么去参加这样高规格、特重要的会议呢？平时嘛，除了当坐家偶尔舞文弄墨自娱自乐自恋自赏以外，身无长物。可以说，坐家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常常听说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抱怨，我们有很好的提案，反复提多次也不采纳。是在道上混的境遇如此，殊不知，不在其位的更是不能谋其政了。
我倒是不在乎自掏几千块钱去开会，而是自己称不称职、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回想近几年来，敝人自以为有好点子、金点子，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寄信件、发电子邮件，都十几起了，绝大多数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清楚地记得，唯一回复的是祖国六十大庆前夕，我发的电子邮件《祖国六十华诞向最高阅兵指挥官进一言》，于阅兵式结束后，一位姓刘的负责人给我回了个电话，表示感谢，询问我是不是现役军人，为什么住在军区大院里等等。
不是我吹牛的话，某些官方开的学术会议，倒是不如民间开的学术会议实在、周到。比如说吧，
98年8月中旬，肇庆市法学会组织一个殡葬改革研讨会，我在华南理工大学王德庆教授的推荐下参加了。会议在肇庆市松涛宾馆举行，开了4天4夜，还没有包括集体组织的旅游项目在内。每天每人补助100元，每天吃的是甲鱼、螃蟹、对虾和地方土特产。会议评选出优秀论文奖3名，每名500元，表扬奖若干名每人300元。我收到各种论文一百多篇。我们广州一行十余人，全部由他们的公车接送。我有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实用信息报和广东民政上。
再说，一个世界语组织，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组织。未调到广州市之前，我参加过5次市级会议。该会议每年一到两次，有开会的，有旅游的，每次至少一天时间。经费从函授学校里来。每个星期邮寄资料给我们。虽然是70年代，每天补助50元，相当于一个三级工人的月工资水平。
哪怕是企业内部的政工研究会、职教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经济管理研究会、职工科协研究会，也至少开一天会，至少要搞个论文集什么的，好的文章马上就在杂志上刊登了。每个企业会议，是那样的贴近生产，贴近工作，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没有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和官话。会议上，无论是官大官小，大家一律平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再看全国人大会议。某些已经双规的腐败分子也让他参加，也在那里装模作样地举举手、拍拍手、动动口。人大、政协的工人、农民的比例本来就少得可怜，为什么要让那些双规分子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是多么的庄严，时间是多么的宝贵？有的代表，一有空就去教其他代表跳拉丁舞，去到处串门吹牛，去主动接受记者采访闲聊。一讨论起报告来，除了好啊好啊，就没有新的思维和独立见解了吗？
回顾自己几年来的“出点子”历程，我几乎没有一个点子是合格的。都说那侯门深似海，如何比喻也不为过。原来，人大会议的规矩特别的多。比如，要提交一个议案，非得要25个以上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才受理；又比如，向中央最高领导人建言不能超过多少字，向政治局、中央委员建言不能超过多少字等等。尽管我是学过中文的，我的文章腐烂得要命，要我不超过1000字、800字、500字，我永远也不会写。写文言文吧，不符合现代的公文规范，再说我也不会写文言文。所以，几年来我向北京官方寄送、电邮的十几个自以为是“金点子”、“好点子”的玩艺儿，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如果此次我真的参加北京什么“讨论12·5规划”，不仅仅是身份不称职，而且是水平不称职。其结果，肯定必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再说，北京那么远，时间这么仓促，那个会议规格那么高、那么重要，如果我去，除了太献丑还是太献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仓促开学术会议的。以往历次学术会议，至少要提前半年作准备。连路程一起5天时间。这哪儿是开学术会议？分明是走马观花，分明是不宣而战，分明是要人家写什么“三步诗”。
至于什么“讨论12·5规划”，提个十条八条建议是没有问题的，这对谁也不难。难就难在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代沟的填充上。思忖再三，还是觉得“荣誉诚可贵，效力价更高”。什么官场哲学，什么官场潜规则，我一概不懂，我也应当有自知之明，我应当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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