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讨论12·5规划称不称职


 

到北京讨论12·5规划称不称职

 

陈绪国

 

 

近日,有人发电子邮件予我,让我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一个重要会议,是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会议。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过,我非常纳闷。我嘛,百分之百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草根小民,一介政治白丁,连最低一级机构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不是,凭什么去参加这样高规格、特重要的会议呢?平时嘛,除了当坐家偶尔舞文弄墨自娱自乐自恋自赏以外,身无长物。可以说,坐家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常常听说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抱怨,我们有很好的提案,反复提多次也不采纳。是在道上混的境遇如此,殊不知,不在其位的更是不能谋其政了。

我倒是不在乎自掏几千块钱去开会,而是自己称不称职、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回想近几年来,敝人自以为有好点子、金点子,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寄信件、发电子邮件,都十几起了,绝大多数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清楚地记得,唯一回复的是祖国六十大庆前夕,我发的电子邮件《祖国六十华诞向最高阅兵指挥官进一言》,于阅兵式结束后,一位姓刘的负责人给我回了个电话,表示感谢,询问我是不是现役军人,为什么住在军区大院里等等。

不是我吹牛的话,某些官方开的学术会议,倒是不如民间开的学术会议实在、周到。比如说吧,0589省人大法工委组织的讨论修改《物权法草案》的会议,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么重要而争议很大的法律讨论会,仅仅4个小时就打发了。什么论文稿也没有见到过,更甭说论文集了。至今也未见到过论文集。关于论文集,我在会议结束时专门向法工委筹委会一个年轻小伙子央求过,也不知他向上级报告没有。没有会议补助费,甚至于连一个工作午餐也没有。

988月中旬,肇庆市法学会组织一个殡葬改革研讨会,我在华南理工大学王德庆教授的推荐下参加了。会议在肇庆市松涛宾馆举行,开了44夜,还没有包括集体组织的旅游项目在内。每天每人补助100元,每天吃的是甲鱼、螃蟹、对虾和地方土特产。会议评选出优秀论文奖3名,每名500元,表扬奖若干名每人300元。我收到各种论文一百多篇。我们广州一行十余人,全部由他们的公车接送。我有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实用信息报和广东民政上。

再说,一个世界语组织,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组织。未调到广州市之前,我参加过5次市级会议。该会议每年一到两次,有开会的,有旅游的,每次至少一天时间。经费从函授学校里来。每个星期邮寄资料给我们。虽然是70年代,每天补助50元,相当于一个三级工人的月工资水平。

哪怕是企业内部的政工研究会、职教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经济管理研究会、职工科协研究会,也至少开一天会,至少要搞个论文集什么的,好的文章马上就在杂志上刊登了。每个企业会议,是那样的贴近生产,贴近工作,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没有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和官话。会议上,无论是官大官小,大家一律平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再看全国人大会议。某些已经双规的腐败分子也让他参加,也在那里装模作样地举举手、拍拍手、动动口。人大、政协的工人、农民的比例本来就少得可怜,为什么要让那些双规分子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是多么的庄严,时间是多么的宝贵?有的代表,一有空就去教其他代表跳拉丁舞,去到处串门吹牛,去主动接受记者采访闲聊。一讨论起报告来,除了好啊好啊,就没有新的思维和独立见解了吗?

回顾自己几年来的“出点子”历程,我几乎没有一个点子是合格的。都说那侯门深似海,如何比喻也不为过。原来,人大会议的规矩特别的多。比如,要提交一个议案,非得要25个以上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才受理;又比如,向中央最高领导人建言不能超过多少字,向政治局、中央委员建言不能超过多少字等等。尽管我是学过中文的,我的文章腐烂得要命,要我不超过1000字、800字、500字,我永远也不会写。写文言文吧,不符合现代的公文规范,再说我也不会写文言文。所以,几年来我向北京官方寄送、电邮的十几个自以为是“金点子”、“好点子”的玩艺儿,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如果此次我真的参加北京什么“讨论12·5规划”,不仅仅是身份不称职,而且是水平不称职。其结果,肯定必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再说,北京那么远,时间这么仓促,那个会议规格那么高、那么重要,如果我去,除了太献丑还是太献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仓促开学术会议的。以往历次学术会议,至少要提前半年作准备。连路程一起5天时间。这哪儿是开学术会议?分明是走马观花,分明是不宣而战,分明是要人家写什么“三步诗”。

至于什么“讨论12·5规划”,提个十条八条建议是没有问题的,这对谁也不难。难就难在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代沟的填充上。思忖再三,还是觉得“荣誉诚可贵,效力价更高”。什么官场哲学,什么官场潜规则,我一概不懂,我也应当有自知之明,我应当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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