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与暴力
如果说儒家的宽恕精神不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儒家主张复仇。在经过汉代人整理的《周礼》中，甚至有对于复仇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要寻仇者只要去相关机构登记仇人的姓名，杀死仇人就可以无罪。在儒家的五伦观念的影响下，所有在关系体系中的人，均有为对方报仇的义务，比如儿子为父亲，兄弟之间，甚至朋友之间也有报仇的义务。（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亲属复仇”部分）
在社会共同管理体系未臻完备的时候，允许私人了断恩怨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生杀予夺的权力被国家收回是势在必然。因此，从汉代开始，不断有法令禁止私人复仇，但是，在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之下，法律对于报仇事件的处理因与儒家经典结论冲突，而多陷入困难。同时民间的舆论一直美化复仇行为，比如东汉的赵娥，在兄弟早逝在情形下，以一个弱女子，为报父仇，抛家离子，最终达成雪恨的目的，而成为东汉的“列女”。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复仇的风气一直没有被遏制。不仅如此，复仇过程的暴力化成为复仇文化的重要取向。
在一般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快意恩仇取代了孔子对于复仇中“直”的强调，倾向于渲染复仇规程的“酣畅”，以手刃仇敌、食肉寝皮为复仇之上乘。那些没有被法律制裁的仇家自然是如此，即使已经伏法的仇家，也要追加惩罚，否则便被视为宿仇未报。比如，《旧唐书》中，王君操生吃仇家的心肝的行为，被视为“孝”的表现，而列入“孝友”录。
王君操，莱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斗竞，因被殴杀。君操时年六岁，其母刘氏告县收捕，君则弃家亡命，追访数年弗获。贞观初，君则自以世代迁革，不虑国刑，又见君操孤微，谓其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旧唐书·孝友》）
正式的史书如此，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复仇的暴力倾向也被渲染而成为作品中最受人欢迎部分。
最近关于《水浒传》的暴虐倾向多有评论，比如关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是否应该进入中小学课本的讨论，这些问题姑且置之不论，就《水浒》中存有的暴力倾向，却是不假。比如四十一回中描述处置屡次加害宋江的黄文炳的情节，一贯视之为李逵豪情的呈现。
“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
复仇中的暴力是基于维护伦理秩序，虽然与现代社会中的“正义“扯不上边”但是，总是目标明确，并不伤及无辜。因此，这样的暴力所获得的是伦理上的报偿，而非故意要将暴力扩大化。但是政治权力故意利用暴力而形成恐怖压力以及反抗者的报复，所产生的暴力，往往导致暴力的“泛滥”，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一治一乱的循环，暴力也随之出现周期性的泛滥。
恐吓式的“规训”
虽然主张复仇，但儒家并不是支持暴力，甚至在基本倾向上，反对政治领域的暴力，反对通过严厉的惩戒来阻止人们犯法，而是希望通过教化的方式来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制和法律。但是，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时代开始就被一些统治者认为是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反而是法家提倡“严刑峻法”的设计得到大部分统治者所实际采用。从商鞅开始，法家就提出“以暴制暴”的策略，比如商鞅提出“刑九赏一”，他推崇一种高压的统治，认为好的领导者主要是靠刑罚而不是赏赐和鼓励。
比“刑九赏一”更进一步的是“轻罪重罚”，韩非子说，最好的统治是令人畏惧：“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学说，只会带来不安定。
法家的学说，转变为秦国的政治实践，虽然秦国的暴力统治为历代儒生所批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无论是礼制还是刑罚，汉承秦制，也就是是汉代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国的基本制度设计。纵然儒家的思想家不断提出重教化的主张，统治者不再公开宣示自己要通过刑罚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在儒家的德政的旗号下，所施行的更多是依然残酷的刑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在实际的操作中比较倾向于采用恐吓式的“规训”。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酷刑的长期存在。
教化和刑罚之相辅相成，当为治理国家之不二法门，儒家强调以德化人，但对于不服从教化的人，也认为要用刑法来施威，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当然是春风化雨，但是刑罚则是暴风骤雨，残忍恐怖。
如果前文所说的“复仇”是法外的惩罚，那么以刑罚则是国家掌握生杀之权的直接体现，以酷刑来处置危害社会秩序的人，来震慑人的犯罪冲动，是传统社会最常用的手段，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均有各种“精妙的发明”，比如我们熟知的布鲁诺就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烙”刑，而“断头台”赫然是为了减轻罪犯的痛苦的一大“科技进步”。各种刑罚过程经常被公开展示，这样的展示，经常成为公共生活的一大内容。在福柯看来主要是为了“规训”。他说：“在公开处决的仪式中，主要的角色是民众。他们实际而直接的存在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必需品。如果处决秘密进行，即使广为人知，那也毫无意义。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不仅要是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而唤起恐怖感。”（福柯：《规训与惩罚》，63页。三联书店1999年）
而中国在刑罚的创造上，也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主张峻法的商鞅自己就是被“车裂”而死，而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凌迟。
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人不为，但是后世因“打天下”而获得政权的封建帝王们，为了维持其统治，一般都对“谋反”也就是危害其统治权力的罪行，处于最严厉的处罚，即凌迟。
有人说，凌迟来源于辽，但是在明清已然被合法化，其核心就是尽量延长被惩罚者的痛苦。因为凌迟过于残忍，所以并没有法典规定其程序，而是由刽子手们掌握的一门专门技术，按照孙家本的描述，一般由八大刀，即对脸、双臂、双脚、胸、肚及最后一刀，人头。
前 文所说的李逵杀黄文炳，其实就有凌迟的色彩，而在明朝凌迟酷烈的法律环境下，凌迟被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三百五十七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的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的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的身上。以凌迟现象伴随的是，人们对于这些被剔下来的“肉”处理方式，有的用来祭祀被迫害的人，有的甚至用来做烧烤，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虽然，一些残忍的刑罚在晚清新律的制定过程中被废除，但是，恐吓性的规训手段并没有绝迹，一些异常违背人性的刑罚，我们依然能够从不同的报道中听到，事实上，在合法性资源并不充分的时代，专政机构会倾向于采用比较暴力的方式来规训民众，从而使之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