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教育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眨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种教育进行比较时，突然发现，文革的教育是毁人，今天的教育似乎也不在育人。如果一定要说两种教育的不一样，那么我只能说文革的教育是“学生斗教师”，而今天的教育是“教师斗学生”。与文革的教育相比，今天的教育无非多了“考试”这一手段，“考试”这一手段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拯救了文革时期濒临破产的眼镜业，并且使其成为最暴利的行业。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仅限于某种手段或方法而没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改革，要想改变教育的面貌是不可能的。

这三十多年来，除了恢复考试，“改革”确实未曾停止，新口号、新措施层出不穷，但教育受到的诟病越来越多，人们不满意的情绪越来越严重。教育确实没能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培养的有影响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人才，也确实不要说不能与欧美相抗衡，就是与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相比也大为逊色。通常一个国家独立后30年便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建国已60多年，文革结束也有30多年，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哪里，不仅今天看不到，可怕的是明天仍然看不到。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一直很苦很累，我们的教育改革一直持续，为什么不见效呢？说白了，我们从来就未曾有过真正的改革，都是一些表面上的、细节上的小打小闹，尽管热闹，尽管辛苦，但永远不可能见效。什么素质教育、什么新课改，应该说都没有错，但我从来就没寄于什么希望，事实上也没什么成效，无非是流于形式的一阵阵喧嚣。离开本质的形式上的大喊大叫的改革仍将会轮番粉墨登场，但其闹剧或悲剧的结局将永远不可能改变。因此，我盼望着教育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抓住本质，还教育“实事求是，民主自由”的本真。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是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教育的“手段”。要达到“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目的，教育本身必须是“真”的，也即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文革时期的教育假大空泛滥，今天的教育就体现实事求是了吗？时代不一样了，但反实事求是的做法和现象仍然比比皆是：总结时，自吹自擂；评估时，弄虚作假；发言时，口是心非；执行时，阳奉阴违；统计时，拼凑涂改；定位时，贪大求全；建设时，华而不实；应酬时，虚荣摆阔；监督时，与狼共舞；用人时，唯上唯亲；施教时，言不由衷；求知时，不懂装懂；写作时，移花接木；研究时，投机取巧；汇报时，套话连篇……。容得了沙子的眼睛肯定是失明的，容得了虚假的教育肯定是无效的。伟大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学模式、科学的管理举措、正确的改革主张为什么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皆因没有实事求是的生态环境。在当下领导讲真话就成新闻的情况下，如设有“弄虚作假诺贝尔奖”，那么必定非中国人莫属。中国教育要想唤回尊严，承担起培养“真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不仅需要教育家，更需要政治家。把中国的教育变得“实事求是”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教育需要实事求是，也需要自由民主。学校是知识传播创新的场所，理应是思想最自由、师生最平等、管理最民主的地方。然而，今天的学校尽管高喊“以学生为本”、“民主管理”等口号，但实际上“看似热闹的课堂里却是一片苦闷的灵魂”，看似活跃的校园到处弥漫着铁腕统治的恐怖。一言堂、官本位是当今学校管理的基本特征。不能说没有宽松的学习环境和学术的自由，教育就不能激发人的潜能。当今的教育在让人变得“媚上欺下”、“攀官结贵”和“对官权的顶礼膜拜”方面却能发挥神奇的作用。当然，此种 “目中无人”的教育，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是在撕裂具有生命整体性的人，是在摧残具有智慧生命的人，是在压抑求知创新的人，是在诋毁有求善意向的人，是在扼杀有生命活力的人。可以说，没有管理民主、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人格的独立、思维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