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浮士德式惆怅”

一

歌德（1749—1832）笔下的浮士德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进入暮年，浮士德忽然对自己的知识生活感到厌倦，怀疑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价值。外面的世界是那样五彩缤纷，生机勃勃，而学者的书斋生活却是那样单调乏味，死气沉沉。宁静的生活自然有其价值，但摒弃喧闹总是意味着某种牺牲。浮士德发现，尽管自己参透了哲学、法学、医学甚至神学，对于生机盎然的现实世界并不知道多少；尽管自己能用理论将一切现象解释得头头是道，但这种解释对于现实却没有多少益处。

在《浮士德》的“悲剧第一部”开篇，独坐书房的浮士德在厌倦自己学术生活的同时，又恐惧于生命的无情流逝，不禁陷入深深的惆怅。 “我没有什么财产与货币，更没有人间的荣华富贵；就是狗也不想这样活下去。”[i]浮士德将矛头指向书房和故纸堆。在他看来，正是这书房和故纸堆使他远离丰富多彩的鲜活世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难道我还要困守这地穴吗？这该死的潮湿的洞眼，连可爱的天光从彩绘的玻璃透进来，都是浑浊不堪！”[ii]上帝创造了人类，又创造了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就是要让人类过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要人类在不断进取中满足自己不断成长的欲望。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活，远离世俗，就是背离上帝的愿望，就是将自身置于脱离上帝关爱的境地。这样一种生活，即使给它套上炫目的光环，也注定曲高和寡，注定被世俗抛弃。“我不过像虫蚁往尘土里钻，当它在尘土里求生觅食，路人会一脚把它踩死，踏烂。”[iii]

陷入这样一种无边的惆怅而无法自拔，浮士德准备用毒酒了结自己失去意义的生命。教堂的钟声响起，童年生活的幸福时光蓦然在眼前闪现。震惊之下，酒杯掉落地上。是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脱离书斋，也许可以实现另外一重生命的意义。于是，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特打赌，把灵魂抵押给他以获得青春和力量，去重新体验丰富而生动的人生。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其实就是毅然决然摆脱传统束缚的新生资产阶级；浮士德在与梅菲斯特打赌时立下的“绝不沉湎逸乐、绝不苟且偷生、绝不停止奋斗”的誓言，其实正是资产阶级进取精神的体现。浮士德对书斋的厌恶和怨恨，象征着资产阶级对传统的决裂态度，象征着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物质欲望对精神追求的唾弃。“浮士德式的惆怅”，缘于现代化推动物质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学者对个体价值实现的一种困惑，体现资产阶级在脱离母体过程的挣扎、犹豫和痛苦。不过，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将“浮士德式惆怅”理解为一种理论工作者对理论研究工作的怀疑、厌倦和排斥。

二

斯密（1723—1790）所处时代稍早于歌德，在歌德开始写作《浮士德》的1773年，斯密的《国富论》已在修改润色和准备出版当中。在《国富论》中，斯密也体现出对理论研究的某种“浮士德式的惆怅”。在《国富论》最后一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之最后一章《论公债》中，针对公债发行的意义，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发了一大通大而化之的形而上学宏论之后，斯密对自己的理论是否具有影响实践的价值存有怀疑。“这样的空论，说得再坏，也只不过是一种新乌托邦，虽没有莫尔的旧乌托邦那么有趣，但总不致更为无用、更近于虚妄吧。”[iv]斯密的怀疑，缘于他对理论的实践价值有着某种真切的期待，而理论本身又缺乏直接的实践价值。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斯密对重农主义的评价就已经显示出了“浮士德式惆怅”。第四篇是斯密著作中讨论经济学说史的部分，其中只介绍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斯密的整个理论是在批判重商主义中发展起来，而斯密一生的学术实践，可以理解为通过清算重商主义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虽然是反动的，但由于其理论的实践价值，因此值得重视。第四篇的九章内容，有八章用来评介重商主义，而评介重农主义只用了一章。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态度甚至显示出某种蔑视。他说他们的学说从来就没有被任何国家采用过，只是作为理论在法国的学者中间被讨论过。这样一种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言论，甚至连满是谬论的重商主义都不如，不值得他的关注。“对于一种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说的谬误，当然不值得长篇大论去讨论。”[v]

也许正是出于对单纯的学术生活的畏惧，1764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3年之后，斯密接受财政大臣汤申德的聘请，担任其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虽然作为私人教师并没有脱离学者生活，但是，同学校教师相比，毕竟有了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有了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根据协议，担任巴克勒公爵私人教师之后，其家族每年给斯密提供300英镑的年金。这是一个很高水平的收入。在苏格兰，可以列入最高收入的行列。应付斯密简朴的生活绰绰有余。但是，斯密一直渴望着有一个展现自己才华的更大更现实的舞台。1770年前后，斯密曾经要求巴克勒公爵帮助他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未能如愿。1778年，巴克勒公爵终于为自己的老师谋得了苏格兰海关关长的职位。这一职位给斯密带来的不仅是每年600英镑的收入，而且更多的处理实践事务的机会。对于理论家斯密来说，担任海关关长是对他的理论信仰的一种背叛。一贯信仰自由放任并将宣传贯彻自由放任作为自己天职的斯密，对海关的存在及其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持有否定态度。但是，当这样一个实现自己参与实践的抱负的机会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丝毫没有感到与自己理论和信念的冲突。

这样一种“浮士德式的惆怅”在熊彼特（1883—1950）那里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二十多岁的时候，熊彼特就为自己确立了成为“维也纳最风流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宏愿。熊彼特最看重的也是他自己认为实现程度最低的是最后一个愿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所向往的世界一流，是有理论创新而且能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那种经济学家，而绝不是那种书呆子类型的理论家。在熊彼特眼里，那些真正能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世界的人才是值得崇敬的，这样的人——比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才配得上在历史圣殿里的神圣位置。熊彼特之所以对自己不满意，正在于他一生都没有像他的竞争对手凯恩斯那样影响过世界历史的进程，他的理论终究只是理论，只是纸上谈兵（由于历史的局限，熊彼特对于自己的理论贡献对经济学发展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的认识过于狭隘。实际上，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以及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即使不如凯恩斯，他还是不失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浮士德式惆怅”所蕴含的理论家对理论价值的怀疑和否定，也成为熊彼特评价历史上经济学家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他的思想史巨著《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总是给那些不仅有理论贡献而且有实践能力的经济学家以很高的评价，比如担任过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的杜尔格以及作为卓越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成功的金融家的大卫.李嘉图。而对于比较纯粹的理论家斯密，尽管一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熊彼特对他的评价却很低，甚至认为他的成就不如杜尔格。

三

理论家对理论既依赖又排斥的微妙态度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通常我们说理论来自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但更加普遍的现象却是理论与实践的隔绝。一般而言，人或多或少会有惰性，人们总是比较热衷于那些自己驾轻就熟的东西，而对那些自己陌生的事情会退避三舍。理论家们熟悉的自然是书斋或实验室，是抽象和思考，是写作和演讲。对于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实践操作，由于不熟悉而可能畏惧，可能排斥。更多的时候，自以为是的理论家会对实践投以鄙夷的目光。但是，实践是不需要看理论的脸色的。相反，理论家却需要实践的喝彩。没有实践的认可，再天花乱坠的理论也是纸上谈兵。这样，理论家在实践面前有时候会显得自卑。斯密对重农学派的失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理论的失望。在他看来，一种无用的理论除了引发人们的空论之外，再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理论家，作出这种判断可能是痛苦的；当他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也不过是无用理论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无奈。

不过，将“浮士德式惆怅”简单理解为理论家对理论的排斥可能显得狭隘。理论并非一概无用，即使是那些被誉为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并非没有用处。人们的行为总是受观念支配，而观念的形成和变化，总是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影响的结果。看似没用的东西，也许会对实践或者世界历史进程能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伟大的凯恩斯才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自天启，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vi]

理论研究的存在和发展不过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事实上，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掌握人类知识的很少一部分，这种分立的局部知识不具有任何直接的生产性。不过，因为有市场的存在，分立的局部知识可以被整合为有机的整体知识而具有生产性。只要理论研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合乎科学发展的方向，反映人类知识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规律，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理论研究者由于其工作内容与现实的相对隔离，其价值的实现或许需要一个迂回的过程，其社会评价也许会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而出现扭曲。这一切，都可能使理论研究者陷入某种尴尬。但是，既然理论研究总有其存在的价值，就得有人来坚守这块阵地。如果所有人都像浮士德一样投身于自我满足或者改天换地的社会热潮中，这个社会的发展必然失去某种推动和校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