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南京中心区规划布局

现在能够看到痕迹的南京，在早期完整的城市规划中有两方面：一个是产生于朱元璋建造首都时的规划；另外一个则是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之时，请美国建筑、规划家亨利·墨菲领导做的“首都”规划，两者没有矛盾、互相补充。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建造城墙：四四方方，一边规矩是三个门，这样东南西北九个城门对着，就是大道，九经九纬，左宗右社，前朝后市。不过南京这里有山有水，不可能完全这么工整地规划，因此作了些调整。去过北京和西安的人会发现，同样是明城墙，南京的城墙和那两个城市的城墙差异很大。西安和北京的城墙方位对称，距离对等，而南京城墙的走位极 不规整。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南京起伏不定的特殊地形，使得设计的时候采用了因地制宜、依山傍水的方法而建。不过，我看到明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则认为，明城墙设计思想是道家堪舆之术，其形态为天象“南斗”与“北斗”的聚合。

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认为，南京城市规划的象征主义体现了朱元璋欲借此将自己打扮成“国之中土”的、洞察秋毫的“天神”和“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虽然如此，但是看看朱元璋时建造的南京城，事实上还是用地情况的结果。朱元璋为吴王时，住在南京的王府巷；称帝后，本可以就地强拆民居建皇宫的。但考虑百姓已久经战乱，再经不起纷扰，便避开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南地带，而在城东荒地 上，建起了明皇宫。朱元璋没有去破坏原先的城市风貌建皇宫，而是为南京做了一个全新的规划，将本来荒凉的东郊和北郊包进了城区，使南京城的范围扩大了好几 倍。他的这一工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城市发展需要，还为后人留下了600年的发展空间。到民国为止，我们看到的南京城是这个朱元璋的规划。

民国期间，因为迁都于此，需要重新在原有的基础上规划。这样，便是南京第二个规划脉络的出现。南京大规模设计、兴建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建筑——但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民间流行风气，而是当时的行政背景。就好像1959年北京兴建“十大建筑”的时候所采用的民族形式和现代结构基调一样，也是行政主导。南京曾经有十多年明确的行政主导民族化现代建筑的历程。

1927年，以黄埔军校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同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虽经短暂宁汉分裂，但是国民政府遵照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遗言，将南京设为首都的方向并无改变。于是该政府宣布全国暂行的行政区规划中，将原本北京政府所设之金陵道省级城市，更名为南京市。翌年，北京成为国民政府领地后，南京与北京同时成为特别市——即南京特别市与北京特别市。

翌年，中国统一且政权确定后，在反对首都设立于南京的强烈舆论下，为了表达建都南京的决心，国民政府于1929年6月1日设立“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其中三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但担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也被推选为该会主席。除此，委员中尚有当时政要数十名，如：胡汉民、戴传贤、孙科、阎锡山等人。另外在委员名单里，确定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为当然委员，孙科为常务委员。

之后，该委员会实际负责人孙科聘请了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为建筑顾问，由清华大学留美学生吕彦直为其顾问助手，从事南京首都的整体都市计划。1929年底，首都建设委员会发布《首都规划》，该规划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都市计划。

主持民国期间规划南京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

这个亨利·墨菲对南京的规划和建设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查到了他的背景资料。墨菲是正式美国建筑学院科班出身， 1899年他从耶鲁大学建筑系毕业，1906年获美术学士学位（Bachelor of Fine Arts），这段背景可以在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中查到。1900年，他来到纽约，1908年在麦迪逊大道开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所。到1913年，墨菲和合伙人达纳 （Richard H.Dana,Jr.）在纽约州和家乡康涅狄格州初步建立起可靠的商业信誉。他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些校园规划，所运用的风格多种多样：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Rochelle）中采用的是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的卢密斯学院(Loomis Chaffee，1912年)的设计中则采用了殖民地复兴风格。1914年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墨菲和他的学生吕彦直这两位早期的建筑、规划家，对南京的规划和建筑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们的设计工作包括了对南京的重新规划、为一系列政府、公共、住宅建筑的民族风格与现代风格的结合进行设计探索。

先看看南京的首都规划。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定南京为特别市，1月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着手国都规划建设，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国民政府本着“用材于外”的原则，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和工程师古力治“使主其事”，聘请吕彦直建筑师等国内专家相助。1929年12月，《首都计划》正式由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是南京在民国时期编制的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

《首都计划》的指导思想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新的规划概念与内容，以美国矩形路网为道路规划的理想模式。规划者对欧美模式采取三种态度分别对待，第一，在欧美得到实践检验、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规划模式，直接运用于《首都计划》：如道路、铁路的设计，规划形式及指标都直接借用了欧美规划的成功经验；第二，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如确定城市人口、城市分区用地方面，大都参照欧美的规划指标稍加修改；第三，摒弃欧美国家实践后出现问题的规划模式，以新的规划观念和模式代替。如城市干道布局力避“对角线式”。

城市建筑形象提倡“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及新街口、秦淮河地区都充分体现了上述规划的思想与观念。《首都计划》还在规划方法、城市设计法案、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批判地借鉴了欧美模式，在规划理论及方法上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之先河。

《首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共编制了南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都市界线、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建筑形式的选择、道路系统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的改良、公园及林荫道、交通的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的位置、自来水计划、电力厂的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的设备、电线及路灯规划、公营住宅的研究、学校规划、工业、浦口计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的筹集等二十八项规划内容。

规划的国都界线，南起牛首山，北至常家营，西至和尚路，东至青龙山，界线全长117.2公里，面积855平方公里。远期人口规模预测至百年后，远期南京城市人口为200万人，以六年为近期期限。规划分区为：中央政治区在中山门外紫金山麓；市行政区在鼓楼以北的傅厚岗；两个工业区在长江两岸；住宅区分三个等级，除旧城区外在城北另设高级别墅区；商业区在明故宫；文化区在鼓楼、五台山一带。

道路系统规划采用方格网，路网密度高，交通组织灵活。规划的干道有：中山路（今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陵园路、子午路（今中央路）、热河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玄武路、中华路等。此外还有专为党政军机关规划的国府路（今长江路）、黄埔路、中央党部路（今湖南路）。计划还拟将旧城墙辟为环城大道，成为"风景路"。市内交通保留从下关至建康路的"宁省铁路"（即"小火车"）。计划在新街口建立环形广场，周围成为全市交通、商业、金融中心。

工业区规划是根据孙中山"南京新建设计划"安排于沿江两岸，江南片为第一工业区，以发展不含毒、危险小的工业为主；江北片为第二工业区，作为污染性工业之基地。

商业中心拟在明故宫旧址处，这一规划安排目的在于引导全城向东发展，实现城市以同心圆式向四周均匀拓展的目的。

文教区规划基本保持现状，以鼓楼、鸡鸣寺一带为基础。公园区除在市中心设新街口公园之外，还计划以林荫大道联系全城公园，使之浑然一体。

在交通规划上，城内道路拟分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类型。环城大道拟利用明代城垣改筑为能行驶小汽车的"高架"道路，城垣内侧拟筑林荫大道相辅，供游人通行。市郊公路共设九条，以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并以横路联络"状如蛛网"。铁路规划考虑了新线铺设的走向、总客站位置的调整以及火车渡船、过江隧道的设计构想。其中作为近期规划的客站选址，拟模仿欧美模式，总客站设于将来市中心位置——明故宫、富贵山之间，意在"促其为一优美繁盛之商业区域，与纽约中部铁路总站，具有同一效力"，以此引导城市中心区向东迁移。港口规划以美国各大内河港为样板，试将南京建为国际贸易港口。南京港分为下关、浦口两部分。飞机场规划设有红花圩、皇木场、沙洲圩及小营四处。红花圩机场紧接中央政治区之南，平时作为民用，战时可作军用机场，用来保护政治区。

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

墨菲、吕彦直的第二个重要工作，就是探索设计具有中国形式的现代建筑，特别是政府建筑、公共建筑。

自从义和团运动之后，一部分在华基督教会，主要是美国北方的美以美会、美北长老会、美国公理会以 及美国圣公会，调整传教重点，开始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及资金，尤其重视教会大学的建设。墨菲抓住这一机遇，陆续为在中国南北各省传教的基督教会规划设计了多所教会大学的校园：长沙雅礼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部分建筑。由于这些基督教会都希望减小中西文化差异给传教带来的阻力，因此倾向于在建筑方面表现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所有这些校园虽然分布在南北不同地域，却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这与同一时期中国国立大学普遍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因此，墨菲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探索工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地位。不过，因为意识形态上“殖民主义”、“宗教侵略”双重原因，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贡献，现在，走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北京大学校园，看到那些抗战前建造的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建筑，一多半人不知道是他主持设计的。

除了设计教会大学以外，墨菲还进行了北京清华学堂校园的整体规划和四大建筑的设计，以及位于上海郊外江湾的私立复旦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前者规格较高，属于地道的西洋风格，后者规模较小，基本上也属于中国古典风格。1918年7月墨菲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个人事务所，作为他在上海的分公司。

墨菲真正对南京造成影响的是从1928年开始，当时蒋介石注意到他的现代建筑设计中强烈的民族形式因素，因此聘任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主持制定了1929年南京的首都规划，并在南京等地设计了一批建筑作品。紫金山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塔、堂和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大楼等，都属于政府机构的官方建筑，继续采用中国传统形式。

墨菲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培养出更加精心设计民族现代建筑的中国建筑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时期负责设计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两大建筑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就是墨菲的助手和门生。因此，我们说墨菲在中国的成就，起码有三点：第一，探索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主要是长沙雅礼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这些高等学府的建筑，给中国日后探索民族现代建筑提供了案例和模式；第二，规划了新的南京；第三，培养了吕彦直这样的第一代民族现代建筑大师，仅就这三点，他也应该在中国建筑史上有个记录吧？

墨菲亲手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中的精英人物就是吕彦直〔1894---1929〕，吕彦直应该是对中国早期民族现代化建筑影响最大的一个建筑家了。他是山东东平县东平镇护驾村人，1894年生于天津。幼年丧父，喜爱绘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随其姐居巴黎数年。常参观罗浮宫博物馆，酷爱绘画和雕塑艺术。回国后，入北京五城学堂习国文。1911-1913年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求学。1913-1918年由北京政府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先入电机系，后转入建筑系。1918-1921年担任我们上面提到的亨利·墨菲助手。墨菲的民族形式与现代建筑结合的思维和手法给他很大的影响。在墨菲的工作室，吕彦直担负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建筑工程设计，用中国传统风格设计现代建筑，初显才华。1921—1925年9月回国后，先后与养默、黄锡林共事于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上海银行公会等大型建筑工程，后独立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期间，他的建筑设计多为小巧、舒适和花园式洋房，但已在研究中国古典式建筑，并努力融合中西建筑艺术的精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是年5月，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向海内外悬奖征集中山陵墓 设计图案，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美术家纷纷报名应征。当时吕彦直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建筑师，但他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毅然报名，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与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展开竞争，终于荣获首奖。吕彦直设计中山陵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作为第一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优秀元素， 同时又学习了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他把二者结合，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历史性建筑。中国这一代建筑师均是如此，他们从国外学成归来以后，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建筑，也没有完全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中，而是有机结合，加以新的创造。中山陵的平面图呈一 警钟形，寓含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这个建筑群用现在的审美水平来看，依然是一个精品。

查看这个建筑的设计，过程大概如此：吕彦直是在1925年9月—1929年3月接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任陵墓建筑师。 接受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他反复推敲，设计出的中山陵墓方案，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风格与特色。截止到9月15日，筹委会收到中外建筑师40余人应征设计图案，经评选委员会及中外专家顾问的评选，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名列 榜首，获得奖金2500元。孙中山家属代表和筹委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并决定聘他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师，限于两个月内完成工程详图。吕彦直受聘后，即赴南京实地考察，赶绘全部工程详图。当年12月，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中山陵墓建筑工程遂即开始动工。

在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进入高潮之际，吕彦直又承担了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他设计的两份建筑图案，因其构思别致，水平高，又以首奖入选。图案入选后，受“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于是，他为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成，奔波南北。

中山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期间，吕彦直已病魔缠身。他忍着病痛，不分昼夜推理演算，以顽强的毅力设计出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详图，并主持了工程建筑事务。就在工程临近尾声时， 因患癌症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逝世。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中山陵祭堂的西南角立一纪念碑，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有于佑任题词：“吕彦直建筑师建筑陵宫积劳病故，特此纪念”。

在南京，我在中山陵拾级而上，感慨万千，这座已经完成了80多年的建筑群，依然是浩气磅礴、气势万千。这些年我们在全国做了多少庞然大物，却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吕彦直设计的这个高度、这个文化的浓度，第一代建筑家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心血建造出这样精彩的作品，难道对我们就不是一个启示吗？

广州中山纪念堂

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到了亨利·墨菲、吕彦直这两个人。其实，当时参与南京规划、“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人数不少，他们为我们中国的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使得我们迄今拥有这么多既成事实的作品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实在难能可贵。

 

 

2009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