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先生是澳洲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1]，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出版过《福利经济学》，《黄有光看世界》等书，在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发表过许多文章。严格说来，他的福利经济学主要不是研究社会福利的分配，而是研究外延更广、更重要的话题：如何使人类的快乐或幸福最大化。一年前，我看到他的博客，很感兴趣，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表示赞同他的许多观点，也请他看看我关于鸟雀华丽羽毛的发现和我对人类快感和需求进化的研究。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电子邮件对话和争论。我们之所以能够谈得来，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研究兴趣，重叠较多的知识背景，以及对进化论的一致肯定。从这些交流中我学到不少东西。下面是我感触最深的几个方面。

在人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上，黄有光教授是彻底的感觉主义者，他肯定：心理上的快乐是个人、也是社会的最终目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所有人快乐最大化。早期的福利经济学曾提出用偏好取代快乐， 但是黄有光教授坚持回到边沁的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立场， 用快乐解释福利（或福祉）。

个人赚钱多了， 国家DGP增长了， 但是快乐未必同步增长。为什么呢？ 黄有光教授解释说： 大部分人把钱用在攀比和炫耀上了。你买了奔驰后， 感觉优越了， 但是周围人都买了奔驰后，优越感就相互抵消了。再就是环境变差了。

坚持用最大快乐作为行为准则并不难， 但是一个理论研究者要坚持这个原则，会碰到很多复杂问题，比如：为什么人类把快乐当作目的？个人追求快乐会不会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一个人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忽视他人或后代的快乐？社会如何兼顾后代快乐？劫富济贫可以增加人类快乐？如何权衡公平和效率？

本人因为研究过人类需求和快感进化[2]， 考虑过许多相关问题， 但是没有仔细研究。 当我问起每一个问题时， 黄有光教授都能给我寄来几篇他写的文章。我相信他的研究已经遍历了人类快乐最大化的每一个枝节问题。 谁要研究人类快乐最大化， 或者研究共产主义， 我想， 那他应该先看看黄有光教授是怎么说的。

关于环境保护和后代快乐

黄有光教授是一个很积极的环保主义者， 他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不能为了GDP而忽视环境保护，政府应增加环保开支，对污染征税。 他特别关注二氧化碳排放和室温效应。对此我也非常关注。 我曾经看到一个照片， 上面是一只北极熊绝望地站在一个四周融化的冰柱上。这让我感到，稳定了上亿年的地球气候正在改变，不可预知的灾难或将发生。

在黄有光教授看来， 我们不光要重视当代人的快乐， 还要重视后代人的快乐。他说：“你们是愿意子孙们有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和前人相比）只有五六倍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为了达到七八倍的收入，而冒着使人类灭亡，子孙们根本没有机会出生的危险呢？我相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在当代人快乐和后代人快乐之间权衡？如果后代无穷多， 而资源有限，当代人的快乐的重要性相对而言， 不是要减到很小？有人提出后代人的快乐和当代人的快乐相比要打折，而黄教授提出：数百年以后，后代人存在的概率逐渐下降，用概率可以解决打折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在环保问题上，黄有光教授也是很理性的。

关于个人如何兼顾他人快乐

按照快乐最大化原则，如果他人的快乐不能增加自己的快乐， 那么自己可以不予考虑他人的快乐。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虽然重视自己的快乐， 也没有完全忽视他人的快乐。我问：他人的快乐如何能够增进自己的快乐呢？黄有光教授解释说，这需要道德感。这正是我需要的答案。

我曾经研究过道德的起源，我以为德德感起源于相互协助――比如鳄鱼不吃帮它清理牙缝的小鸟（我以为这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因为相互协助过程培养出的道德感）。当然， 如果有理性，则理性对道德感也是有帮助的。

我相信黄有光教授的道德水准就很高。为了人类幸福最大化， 他耗费了自己绝大部分时间。好在他的研究很成功，研究过程也给自己带来快乐。黄有光教授追求的个人快乐主要也不是物质上的享受，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安逸――类似于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他自己说的）。

黄有光教授兴趣广泛， 除了经济学， 还在哲学、心理学、数学等期刊上发表过文章[3]。他还写过武侠小说，楹联的水平非常高。他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没有损耗多少社会财富， 反而增加了大家的快乐，这是难得的。

关于快乐的度量――按需分配和共产主义情节

       如何度量个人的快乐？我们用横坐标表示时间， 总坐标表示快感――快感可能是负的， 表示不快感， 那么快感曲线下面的面积――正的部分减去负的部分――就是快乐。我和黄有光教授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定义， 还都画了类似的图。

       但是，如何汇总不同的人的快乐呢？ 困难的是， 不同的人心理感受是难以比较的。有人提出，根据语言分级――比如根据“有点快乐”、 “很快乐”、 “最快乐”来度量快乐， 有人说用行为――比如用可以换取快乐的走路或劳动――来度量快乐。但是黄有光教授坚持认为：可以用最小可感知快乐量作为快乐单位，这样定义的快乐是人际间可比的。

       如果社会在最大化所有人快乐之和的时候用最小可感知快乐量作为快乐度量单位，那么就会对快乐敏感的人予以较多的优惠。这似乎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黄有光教授出生于马来西亚，早年信仰过共产主义。看来，这种度量方法正好迎合了他早年的共产主义情节。

       我曾经提出需求和快感的自动控制模型[4]，肯定快感反应缺少，是激励人追求的反馈信号。从这个角度看，快感强度和敏感性反映需求的迫切程度。这样一来，优惠快乐敏感者， 也就是优惠需求迫切者（比如穷人）。所以我认为，黄有光教授肯定的按最小分辨快乐加总度量社会总快乐，不但反映了快乐按需分配，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物质资源按需分配。

       我现在不反对这种度量方法。但是我依然认为：我们最终是通过行为来定义“快感”、“最快乐”这类语言的。比如做了还想做（do it again），那就是快感。看了还想看， 甚至想接近，那就是美感。甚至色觉的定义也是如此，血引起的色觉就是红的，不管你心理上的色觉如何[5]。如何对待行为主义，我们是有差别的。我希望我能说明：最小分辨快乐也是通过行为定义的。

关于公平和效率――心脏左倾， 大脑右倾

黄有光教授赞成通过累进所得税增加政府开支、救助穷人。 但是，他也重视效率。他和同事提出并证明了：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在他们消费的时候，一元等于一元， 这样有助于提高效率。根据这种观点，通过所得税调节贫富之差就行了， 不需要通过食品补助和奢侈品征税来再次调节。再次调节会增减正常消费，降低效率， 不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证明的， 但是我相信这一结论是有道理的。

       对此，黄有光教授自嘲地说，他是心脏左倾，大脑右倾。原来他也是个理性主义者。

关于生存目的

       为什么人把快乐作为目的呢？人为什么有美感？进化论告诉我们：为了促使人追求对生存有利东西， 回避对生存有害的东西， 进化于是赋予人以各种快与不快感受功能。主观上人拿快感或快乐作为目的，客观上，快感或快乐又服务于生存目的。

       由于国内过去对社会生物学持否定态度， 中国美学界至今都不能接受上述结论。当我向黄有光教授提出快乐服务于生存目的时，没想到黄有光教授完全赞成，他说，这已经是生物学的ABC了。

       这样一来， 是不是存在两种目的――快乐和生存？ 光看人的主观目的，我以为黄有光教授是对的，快乐是人类的唯一最终目的。但是，一个人一但有了自觉的生存意识， 特别是繁衍后代的意识――比如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那么繁衍成功就会称为他的目的。不过，这种成功反过来也使他产生精神上的快乐或不快乐。所以黄有光教授认为， 这种快乐也应该考虑，所以他对生存的追求也是为了某种快乐。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黄有光教授还是有些差别。我始终认为，人类越是了解自己， 就越是有种使命感――我们是生命之火的延续者，快乐目的要让位于生存目的。黄有光教授赞成通过刺激大脑神经增加人类快乐，认为这样可以低成本获得极大快乐。但是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 我总觉得， 只有途径和目的相一致的快乐才更加持久， 才更值得追求。

 

       （写于2009年6月， 黄有光教授看过原稿说：“除了过奖（我肯定没有研究所有快乐问题），没有大问题。‘最小感知快乐‘应该改为‘最小可感知快乐量‘。”本书前面主要讲在测不准的情况下， 如何使投资资金增长最大化。 但是金钱财富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三年前袁宝 因杀人被处决了， 一年前魏东跳搂身亡了， 几天前杨俊（钱君安总裁）因病去逝了。这些证券界大佬相继死亡，让我门反省：赚钱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赚钱不能带来幸福， 赚钱有什么用？ 我把这篇文章作为最后一篇收集在本文集，是希望大家在赚钱的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最初目的――快乐， 包括自己、他人和后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