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由于中国在要素资源上严重缺乏“定价权”，而要素资源市场又因为我们自己的刚性需求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这个以出口导向为发展动力国家的国际竟争能力的强和弱，所以，中国政府按照东亚增长的模式，在经济起飞的现阶段，通过控制要素价格（也就是控制要素市场的竞争）的高企来控制企业出口的成本。

    但是，当国际市场投机资本“利用”中国政府的这种“保护”，凭借它们擅长的各种“手段”，持续“炒高”要素价格的时候，那么，就会带来政府保护的成本急剧上升。如果完成要素市场价格控制的载体又是几家国有垄断大企业，那么必然会带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大幅亏损，于是，当国际市场价格退潮或中国经济自身转暖的时候，“分摊”价格控制所带来的成本就会走到日程上来，何况他们都是一些在和相关部委接触时具有很强交涉能力的国有大企业。

    当然，国家对“抬价”的“度”会严格控制，因为中国政府控制要素价格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也不能因为抬价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威胁到贫富分化还很严重的中国社会的和谐问题。只要不带来这两个关键性的“负面效应”，那么，价格的调整就成为我们消化前期“救市”成本的“无奈”选择！

    据中钢协一份最新的分析，海外矿山巨头深谙此理，它们首先大幅降价并对中国市场大肆倾销，接着通过让利焦煤价格诱使日本（东亚大多数国家都和中日一样是以制造治国）接受铁矿石首发价，最后收紧现货市场，刺激现货价飙涨，逼迫中国国内钢企接受降幅较小的临时价格（因为它们做实际就是占去了我们的利润空间），从而导致中方在与国外巨头争夺“定价权”上越发被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有提高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走最终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路线），发展能够形成“定价权”所需要的成熟的金融市场，从“上游”（要素市场）和“下游”（最终产品）两方面来倒闭石油巨头无奈“退阵”，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拿下国际定价权、从而走出“把控制要素价格的成本让国内市场来分摊”这样被动的局面！

   上个月，参加了由中国矿业协会主办的（国土资源部有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百家矿业企业的峰会，在那个会议上，我感受到了中国矿业企业所具有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关心更多的是未来国际要素价格市场的走势，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在煤矿要素上尽早获得中国的“话语权”。为此，我也在峰会上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现介绍如下，虽然今天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和税制改革和我赴会时的情况不同，又取得了明显的业绩，但是，“输血型的复苏”现状如何转变为“造血型的活力”经济，尤其是如何解决中国“要素资源受困别人而影响自己财富创造”的尴尬局面，这里想借“抛砖引玉”之效，企盼有识之士拿出更多具体的解决方案。

    27日深夜，一位从俄罗斯直飞北京，再从北京转飞青岛的著名经济学家风尘仆仆地赶到黄海饭店。他就是此次峰会邀请的嘉宾之一——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作为会议第四板块——“全球经济与矿业走势”的演讲者之一，他此番出差归国，连家都来不及回。
　　6月28日，青岛黄海饭店。首届全国百家矿业企业峰会进入第二天。旅途劳顿的孙立坚教授坐到嘉宾席上，一开口就给与会代表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他刚刚结束了在俄罗斯召开的一个“金砖四国”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研讨的是金融危机下“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他说，会上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俄罗斯学界积极倡导发展“金砖四国”的经济。就俄罗斯本身来说，感觉到自己的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利用资源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全球没有话语权。二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金本位制度，用黄金来作为国际货币的支撑；甚至还提出了“油本位”，用石油资源来支撑国际货币。这样的信号应该引起我国矿业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全球经济仍在衰退之中

　　本板块主持人中国矿业报社社长王家华就此格外提醒与会代表：矿业界对这样的信息要高度敏感，它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透过这个信息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随后，他话锋一转，向孙教授幽默地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发表了这样一个见解——企业的发展不要听专家的，专家说东你就朝西走，专家说西你就朝东走。问题是，对全球经济走势专家有各种说法，有“V”形，有“U”形，有“W”形，有“L”形，这样企业就糊涂了，不知朝东走还是朝西走。您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究竟见没见底？回没回暖？什么时候回暖？
　　孙立坚坦言，对这个问题经济界确实有各种说法，以他之见，从今年前5个月的各项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见底并出现回暖迹象，但是全球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仍在衰退之中。尽管中国经济已从低谷走出，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支撑主要靠政府的投入，社会资本的跟进速度缓慢。虽然政府主导的救市政策效果显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回升，但是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进出口额连续5个月负增长，发电量也同比下降，这说明外需仍然萎靡，内需也不振。令人欣慰的是，财政收入从连续4个月负增长，进入5月后同比增长了4.8%。经济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真正回暖要看财政收入的状况，因此这个亮点值得关注。
　　学术界对经济复苏的标志趋同于这样的看法：一是GDP持续增长；二是温和通胀；三是失业率下降；四是房地产市场活跃；五是股市信心重振；六是货币出现强势。主持人以这6个标准询问陪同孙教授前来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房地产专家华伟：“近来，上海楼市价格重新攀升，是不是经济复苏的前兆？”
　　华教授认为，上海房价攀升是实体经济资金的转移。他举例说，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因金融危机有80%停产歇业，投资者惧怕进入不稳定的股市，便投向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楼市，认为上海的房地产有保值升值的功能，再加上欧美都处于零利率和低利率状态，国际游资必然涌向经济增长良好的中国，到大都市购置房产。但是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楼市依然不死不活，说明刚性的消费依然不振，所以上海房价的攀升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复苏，而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孙教授认同上述看法，他认为，各国央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都增加了流动性货币，但是这些流动性货币未必都流入了实体经济，有相当部分流入股市、楼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凡与金融衍生品有关联的大宗商品，近期价格都有所反弹，包括石油、黄金、有色金属，但这并不完全是实体经济需求的增长。至于今后全球经济的走势，主要要看西方国家能否解决银行的有毒资产，提振消费需求，改善信用紧缩的局面。

虽然反应过度，但全球矿业经济仍处在第四个周期

　　充当第四板块的另一位嘉宾是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新安研究员，在会上，他自感“很有启发”：矿业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本身具有“周期规律”。于是张研究员便从二战以来“矿业的周期”谈起。他以翔实的数据，阐述了二战以来全球矿业历经的4个周期：第一周期是从1944年开始，由欧洲的战后复苏所驱动的；第二个周期是1960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矿业的“黄金时代”；第三个周期从1980年到1990年初，是 “东亚模式”的确定和“四小龙”的崛起；第四个周期是从2003年开始，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
　　张新安认为，矿业周期总体上具有4个特点：一是矿业周期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周期；二是矿业周期主要不受成熟市场支配，而主要受新兴市场支配；三是矿业周期主要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而经济周期主要受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四是除石油、黄金、铜等矿产品之外，矿业与资本市场衍生产品联系的程度不密切。
    在对矿业周期进行分析后，张研究员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当前，全球仍然处于第四个矿业周期中，金融危机并未使矿业周期反转，只是使第四个矿业周期暂时出现了一个低谷，由“金砖四国”等国家支撑的第四个矿业周期是一个扩张期长、波峰高的周期，时间可能持续28年。因为“金砖四国”的人口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2％，这么多人口要实现工业化，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是惊人的；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基础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是蒸蒸日上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发展，将为第四个矿业周期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总体上侵蚀较小，收缩期可能比较短。
　　“但是矿业自身结构调整的需求和金融危机的叠加影响，使得在2008年下半年矿业市场出现了‘反应过度’。出现矿产品价格骤跌，矿业上市公司市值严重缩水，矿业企业效益直线下滑的局面。”张研究员说：“尽管‘反应过度’，但依然是第四个周期的插曲，从今年前5个月的矿业走势来看，矿产品价格出现反弹，矿业上市公司市值也有局部恢复，似乎困难的情况有所缓解。”不过，令张新安担心的是，煤炭、钢铁的行情仍然不尽如人意。他认为，这两项远离金融衍生品的商品，却与实体经济关联度很大，因此，可以判断实体经济的复原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孙立坚认为张新安所介绍的“四个矿业周期”对自己的宏观经济的研究“帮助很大”，对张研究员谈的“反应过度”他也表示认同。他说，俄罗斯的专家也认为，经济繁荣要看经济的基本面复苏，需要有实体经济的收益来“捧场”。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是不是到了实体经济有良好收益的时候，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目前，国家牺牲了财政收入，由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前5个月银行放贷5.8万亿元，增加流动性，但中小企业资金仍很困难，可见资金的血液还难以流入大多数的实体经济，只是流到了由政府担保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甚至有的可能流到了虚拟经济中去，因此，这样的经济是不够稳定的。另外，全球增加了货币流动性，提高了通胀的预期，有的消费出现了非理性。“金砖四国”的经济状况要好一些，但强大的消费市场在欧美的这种格局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欧美市场没有复苏，我们仅靠拉动内需来恢复经济，力度和强度都不够。而政府的救市举措不可能保持长久，一旦政府退出市场，而社会需求又没有提升，经济的增长很难保证。

　　诸多“背离”，社会经济学家要了解矿业经济规模

　　主持人提出：“当前的经济数据有‘八大背离’，如投资高增长与进出口下滑的背离，工业的增加值上升与用电量下降的背离等等，请孙教授对这样奇怪的现象做出诠释。”
　　孙立坚说：“八大背离”正是我们不能轻言经济复苏的原因。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经济不可能迎来‘V’字形，很可能是‘U’形和‘L’形，也许会陷入日本失落的10年。他是美国社会一位反叛人物，严厉抨击过小布什的经济政策，属于西方经济的悲观派。”孙立坚接着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和日本陷入经济危机时一样，先从拯救金融机构入手，但在后面的做法却不同于日本，就是把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由政府买下来，等待市场复苏。这种做法却类同于我国，通过国家信用拯救金融机构，所以现在美国的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活过来了，初步稳定了金融业。这项成功的做法使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崩溃性风险已经显著降低，对全球经济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欧美的实体经济已受到了重创，通用的破产是一个典型事例。民众的提前消费意识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市场的萎缩不可避免。奥巴马政府提出发展新能源等高科技，是要使资金流有去向，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以上分析，欧美市场的复苏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实现，这当然对我们的经济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矿业的税费负担过重，是业内十分关注的问题，但很多社会经济学家都提出，提高资源税费有利于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提高资源价格有利于国民珍惜资源。但是，税负过重使矿业企业不得不采富弃贫，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样反而浪费了资源。对这个问题，主持人请孙教授发表看法。
　　孙立坚坦陈原来他也持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参加了峰会以后，意识到社会经济学家只考虑了需求，没有考虑到供给的问题。税费过高，意味着成本增加，企业要获得利润，必然导致采富弃贫，造成资源的浪费，这是社会经济学家对矿业经济不够了解所致。因此，他认为，今后要发表看法，必须深入到行业当中去，了解其规律，这样才能避免犯低级的错误。
    对当前我国钢企与世界铁矿石巨头进行价格博弈的风波，孙立坚也谈了他的看法：首先，定价权始终掌握在跨国垄断公司手里，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认为，定价权还是一个实力问题，只有手中有矿才能心中不慌。中国需求占世界铁矿石贸易量的50%，是一个重要砝码，但要让铁矿石价格降下来，这个砝码使用不当，反而累及自己。如果能杜绝重复建设，压缩钢铁业过大的产能，减少铁矿石的进口，发展民族的铁矿山，谈判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俄罗斯提出“油本位”也是这个思路。
　　张新安也表示深有同感。他说，中国进口的某种矿产品越多，国际价格就越高，像铁矿石；中国生产的某种商品越多，国际价格就越便宜，像稀土。怎样打破这个怪圈？矿业界自己要反思。我的看法是要理性发展产能，并不是越多就越好。
　　激情飞扬的演讲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代表们依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会场内座无虚席，屏声静气；会场外走廊里代表们抽烟聊天的常见现象几乎绝迹。最后，当主持人宣布第四板块结束时，代表们久久不愿离座，好像仍旧在回味会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片刻之后，会场才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