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同志是一位1916年出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在他93岁高龄去世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对吴大观同志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报国有成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中组部决定追授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会同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吴大观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吴大观同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阅读了新华网上发布的吴大观同志口述自传《我的“中国心”》以及《吴大观采访札记：信仰的力量》等相关报道与评论。一个原本极其陌生的名字及其形象慢慢地在我的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

　　    吴大观同志生前所从事的主要是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与统计工作相去甚远。他所经历过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也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和平环境有着质的不同。因此，统计工作者学习吴大观，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学习他的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报国有成。

　　    在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报国有成这三者之间，爱党爱国是基础，无私奉献是保障，报国有成是归宿。没有爱党爱国这个基础，就谈不上报国有成，无私奉献也会失去方向；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爱党爱国就会成为空话，报国有成也难以实现；而不树立报国有成的远大理想，不坚守报国有成的执着信念，不脚踏实地地为实现报国有成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吴大观同志是国民党培养起来的技术人才。1942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那他为什么会不念国民党这种旧恩而投奔了共产党，跟着北大的地下党组织参加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成为新中国的技术人才呢？因为他意识到，国民党的当权者们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加之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即使在国民党手里有一批有志之士，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自己才有出路，自己的一技之长才能有用武之地。所以，他在解放区见到聂荣臻司令的时候才会说：“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

　　    说到无私奉献和报国有成，吴大观同志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了《悲惨世界》中主教对冉阿让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give not to take）。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影响了他一生。与此相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局徐昌裕副局长所说的，“我们每天到班上，坐在办公桌旁，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工作的，责任重大。”这些话也让吴大观记了一生，受益匪浅。吴大观同志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自己毕生精力投入到飞机发动机的研制当中，一心想为国产飞机安装上一颗“中国心”，即使在文革时期受到迫害也没有泯灭这种信念，即使在生命最后的30年只能用一只右眼也依然如饥似渴地工作；之所以能够从1963年起连续46年每月“多交党费”累计达21万元，给希望工程等各项捐款9万元，临终前上交10万元积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这些与他年轻时所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联系统计工作和民调工作的实践来看，同样需要弘扬吴大观同志这种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报国有成的精神追求。统计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事关国家宏观决策。统计工作者的爱党爱国，最重要的表现就应该体现在热爱统计工作、献身统计事业上；统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最重要的表现就应该体现在为统计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上；统计工作者的报国有成，最重要的表现就应该体现在数不准确死不休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千方百计搞准搞实统计数据，既是对统计工作者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统计工作者报国有成的最大贡献。每一个统计工作者特别是具有党员身份的统计工作者，都应该自觉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自觉遵守统计职业道德，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下，积极开展工作，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不做有损于政府统计形象的事，不出有损于政府统计形象的数。只有这样，才会逐步减少社会各界对政府统计数据的种种非议与质疑，才会减少来自各方面的人为干扰，才会让统计部门和统计工作者赢得尊重、尊严和尊敬。

　　    吴大观同志在自传中提到，他舅舅家门上的一副对联“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影响了他的一生。联系到统计工作，我们不妨将这副对联改为“统计有道唯准确，数据无华但求真”。这应该成为我们大家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