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获保留之后

    昨天下午，北京市文物局给我发来传真和邮件：“7月28日我局会同市规划委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同时表示，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那里是他们1946年至1951年的住所，是他们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为解放军绘制北平文物地图，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抢救景泰蓝工艺的地方）也将得到保护。这实在是意外之喜。这份文件还表示，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要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

    北京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专嘱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对我呼吁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表示感谢。这让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报道北京城市建设的记者，和梁思成的研究者，我可能比其他朋友了解更多梁思成、林徽因的故事，也因此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也是别无选择。

    因为有关方面不知情，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险些被拆掉，这也使我深深自责。虽然我在2004年应《北京青年报》编辑赵晓笠女士之约，写过一篇介绍此处故居的短文，但只有这样一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能多写一些，让各个方面多了解些情况，可能就会避免这次折腾了。市政协文史委路舒平副主任今年春节拜访郑孝燮先生，郑老对她说，日本要为梁思成先生建纪念碑，感谢他在二战中保护京都、奈良，我们也应该以适当的方式纪念梁思成先生，否则，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到市政协开会，路主任非常关切地与我谈起此事，我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住过好几处地方，北总布胡同24号和新林院8号最有代表性，应该保护下来，国家文物局和清华大学对新林院8号已有保护之意，最要紧的就是北总布胡同24号。路主任就请我写一份保护梁思成故居的建议稿。因为这事儿那事儿，我拖拖拉拉。就在这个时候，得知北总布胡同拆迁的消息。7月10日以来，我为这处故居的保存所写的四篇文章，皆是在绝望之中对自己灵魂的拯救，竟在这么多朋友，那么多未曾谋面的朋友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实在是巨大的荣幸——同时，更加深了我的自责。

    在这个事件中，我看到了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形象。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黄艳主任读到我的文章后，主动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刘玉民副主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叫停拆迁；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主动约见我了解情况，以坚定的态度表示要保护这处故居，并澄清对名人故居保护政策的认识。他动情地说：“一个城市能不留下自己的足迹吗？能不留下让我们感动的历史记忆吗？我们不能以建筑价值来论名人故居的价值，可能最普通的房子，才最让我们感动。”上周三下午，我看到前一天《北京晚报》上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有关负责人的言论，很不能理解，给孔繁峙局长拨去一个电话，那几天他正在宽沟开会，不了解具体情况，他跟我说：“我要回去问问，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前天一早，我接到了孔局长的电话，他说，局里的态度是，这处故居不能拆除，要坚决地保下来。就在今天下午我回家的路上，还接到他热情洋溢的电话，说文物局执法大队已向建设单位发出通知，北总布胡同12号金岳霖故居也要保护下来。“对旧城进行整体保护，就是任何一个四合院都不能拆了，”我听到电话里他急切的声音，“现在不能只谈挂牌文物的保护，如果只保护挂牌文物，北京还要拆多少东西啊？只保护挂牌文物，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

    这段时间我发表的言论或有偏激之处，我们的官员不但容忍了，还在昨天逐一作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特别是“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这一条非常重要，亟待在文保区之外尚未被拆毁的老城区得以有力施行。2005年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的《胡同保护规划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老城区的胡同还有1571条，其中保护区之内660多条，保护区之外900多条。保护区之外的这900多条，也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岂能不被纳入整体保护的范围！

     还有“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对北京旧城来说，弄清文化遗产的家底，第三次文物普查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拆的力量很大，修的力量也很大，不弄清家底，就是修也会把那些有文物价值的老房子修坏了，甚至修没了。所以，文物部门的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啊！我深知你们往往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总有人错误地把你们的工作跟GDP对立起来。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们越是要记住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请相信，子孙后代会记住你们今天的每一分努力！

    回到孔局长的那句话：“任何一个四合院都不能拆了。”这句话，2003年4月，刘淇书记说过。也是在那一年的9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对谢辰生先生关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来信作出批示：“赞成，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有关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同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谢辰生先生的同一封来信上作出批示：“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建设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提高认识，在工作中注意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严格执行城建规划，坚决依法办事，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引自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胡同保护规划研究》，2005年2月，第33页）这样的精神，正需要落实在每一个四合院的保护中。唯此，2005年1月由国务院批准的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我也知道，旧城内还在施行的那些成片拆除的危改项目，要全部停下来还有相当难度，光靠孔局长一个人是顶不住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顶吧！

    在这个事件中，我真实感受到了“负责报道一切”的《新京报》精神，作为北京的市民，我为我们的城市拥有这样一份报纸而感到骄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众多新闻媒体的同仁们，以不妥协的职业信念，作出忠实于事实的报道，发表令人信服的评论；在新浪网的调查中，网友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保留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并恢复原貌（占76.7%），支持加大对北京名人故居的文物普查力度（占80.5%），支持扩大保护范围，对全城的胡同四合院“应保尽保”（占80.4%）。谢辰生先生在病榻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有关部门联系，敦促保护；徐苹芳先生一次次在媒体上公开表态，支持保护；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委员们赴现场察看，吁请保护；开发商难能可贵地表示“听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积极行动，他们的意见虽然尖锐，政府部门也笑纳了。可以说，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我深知，这个过程不会是一马平川，好在，它已经开始了！

    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正常地发表意见，甚至是不同的意见，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北京晚报》的“未名”先生，您供职的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媒体，我欢迎您指名道姓地对我提出任何不同的，甚至是批评性的意见，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您和我都平等地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请您不要用“迫不及待地脱下理性的外衣”那样的字眼来描述我，更没有必要说同情旧城保护的人士“不明真相”，也请您不要曲解我的那位朋友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落泪的故事——他落泪，只是因为热爱北京；我这样写，只是为了释放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许，您以“未名”二字署名，是因为另有苦衷。没关系，如果哪一天我们相识，就在一起喝杯啤酒吧！

    昨天——2009年7月28日，是我无比幸福的一天。这一天，我陪同康乃尔大学的韩涛教授（Thomas H. Hahn）访问河北正定（又是一位外国朋友，“未名”先生不要见怪啊），踏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3年从北总布胡同出发，到这里调查、发现、测绘的开元寺钟楼（建于唐代）、县文庙大成殿（建于唐末或五代初年）、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北宋）等雄伟的古代建筑，看到它们得到悉心保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同学们利用暑假时间，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那样，握着笔和尺，攀上高高的梯子，再一次测绘这些伟大建筑的每一个构件，心中无比欣慰。

    站在开元寺的唐代地层上，眼前是风格豪劲的中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我接到了北京市文物局打来的电话，收到了孔繁峙局长转来的问候，得知文物局和规划委员会刚刚开会商定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诸项事宜，我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一刻，看着身边忙碌着的天津大学的小梁思成、小林徽因们，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历尽数千年磨难而不曾中断——正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心灵中有一种永远也磨不掉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是这样呈现的：

    第四天棚匠已将转轮藏殿所需用的架子搭妥。以后两天半——由早七时到晚八时——完全在转轮藏殿、慈氏阁、摩尼殿三建筑物上细测和摄影。其中虽有一天的大雷雨雹，晚上骤冷，用报纸辅助薄被之不足，工作却还顺利。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禁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梁思成全集》第二卷，第6页）

    彼时，已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日寇又占领承德，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直逼长城一线，很快占领唐山、蓟县，越过平谷、三河，攻占密云，进攻怀柔，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继续南进，使北平在其枪口之下。

    国难当头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冒着枪林弹雨，对华北大地上的古代建筑进行抢救性调查测绘，心之所系，正如前面引文所述，“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一面拼命赶着测量”。这样的情况，他们已习以为常——“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晚上骤冷，用报纸辅助薄被之不足”。后来，病弱的林徽因过早地去世，朋友们向梁思成叹道，都是她跟着你在外面受苦啊！这样的苦，却让他和她的心，是那样的甜。

    站在开元寺钟楼前，当年林徽因身穿旗袍攀上这处唐构梁架上的美丽身影浮现在我眼前。还是在几年前，梁从诫先生身体康健时，我捧着林徽因的这张照片，跟他调皮道：“您母亲好厉害哟，穿着旗袍就爬上去了，什么诀窍啊？”梁先生还以同样的调皮：“这是我们梁家的秘密！”

    1998年底，梁先生告诉我：“我们家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个院儿，还在！”这让我大喜过望。转过年，他老人家和夫人方晶老师就领着我去了，折入那条小夹道，左手一拐，就进了大门。

    这处院落残破了。现在，更加残破了。那么，就让我们把它修复吧！

    今天下午，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请我作了一期节目，主题是名人故居的保护。主持人张锋先生提了一个好问题：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应该如何保护呢？是按照图纸重建么？但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自己就很反对建假古董的行为，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我的回答是：尽管我不提倡复建古建筑，但我主张完整地修复这处故居，使它成为我们和子孙后代纪念他们的场所；我们不是在建假古董，24号院还保留着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是在修复一个真实的场所，也是真实表达我们崇高情感的场所；这样的行为只会让我想起波兰的华沙，二战时，华沙百分之八十五的历史建筑遭到毁坏，可波兰人民在战争结束后，严格按照保存下来的图纸，以十几万人，义务劳动量数十万工时，历时五年，庄严修复了这个历史名城。重获新生的华沙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因为它“表明了努力保留波兰传统文化环境的真切心情，并以经典的方式显露了20世纪下半叶重建技术的功效……”。

    就让我们庄严地修复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吧！我的手中，正握着林徽因在1936年写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手绘的那张北总布胡同寓所的平面图。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这处院落的老照片和相关资料。就让我们严格按照这些文献，以经典的方式让它重获新生吧。

    我们欠他们的情已欠得太久，尽管他们不需要我们偿还，我们也必须作出努力。难道不是吗？

王军

2009年7月29日

附北京市文物局7月28日发给我的邮件全文：

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委共同研究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建筑遗存保护问题

    1. 7月28日我局会同市规划委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

    2.邀请专家参与指导院落的保护方式、方法，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尽快落实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

    3. 梁思成1946年到1954年的居所位于清华大学内（新林院8号），不仅见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的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而且从这里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我局将与规划、校方等共同研究，做好相关建筑的保护工作。

    4. 已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文物法和文物普查认定的相关标准做好相关建筑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5.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

2009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