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任继愈先生

陈来

7月4日，中午要飞台北，所以早上先打开电脑上网看看新闻。点击联合早报的新闻，见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逝世”的消息，心中一动，想起到台湾电脑使用可能不便，不如行前在博客上写几行字，纪念一下任先生。现在网上新闻很多，特别是政治新闻，往往都不可靠，联合早报我以为是比较严谨的一份报纸，所以我常常上该报的网站验证消息。但是这次早报网的消息是链接一个佛教网的消息，其中说任先生于“前天去世”，这使我产生怀疑，因为7月2日我在香山开会，我的旁边就是国图的副馆长陈力，他当天中午去了北京医院看任先生，原因是医院报了病危，但并未去世。7月3日我们一起又开了一天会，都没有提起任先生的事，可见这个消息不可靠。于是我又到新浪、搜狐、国家图书馆、社科院宗教所的网站查看，都无此消息。于是我断定此消息不确，庆幸没有造次。

不过任先生病而住院，我是知道的，因为5月时北大网站报导校领导去医院看任先生,似乎任先生病情颇重。因此之故，我打电话请学会的张利民同志去打听住在哪家医院，以便去探视。5月27日我和利民同志去北京医院看任先生，进门看任先生在睡，稍间醒来，我即上去说话，问好，任先生睁眼看见我，说“今天没办法跟你细聊了”，说完又闭眼睡去。看护的阿姨说任先生住院以来，晚上不睡，白天一直睡，昼夜颠倒。于是我到医生办公室，跟医生询问了病情的状况，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次住院，恐怕出院很难了。回到病房，过了一些时间阿姨叫他起来喝水，上洗手间，又到了吃饭时间，我们想让任先生抓紧吃饭，不便打扰，就告辞离开了。总共停留一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没有谈什么话。

7月11日任先生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医院，终年93岁，第二天我得到消息，但我人在台湾，无法前往祭奠告别，只能奉上一瓣心香，遥祝先生走好。

我跟任先生的关系并非一般认识。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任先生，任先生给我写的评语，我还记得有两句话：“有说服力，有创造性”，这是对我的巨大鼓励。我们这一届8个同学的论文答辩，任先生只参加了我的答辩。1985年博士论文答辩，仍然是任先生来作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我的论文给以了充分的肯定。这一年的博士答辩，任先生仍然只参加了我的答辩。我跟任先生的这种关系，用封建时代科举的说法，就是座主跟门生的关系，所以20多年前，我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起给任先生拜寿的事时，我说“两度门生，义岂可忘”，这代表了近30年里我对任先生始终不变的心情。

1977年我报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自己准备考试的主要教材，是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也参考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所以那时已经对任先生非常敬仰。而且我的大姐夫在西南联大附中上学时也给任先生和冯钟芸先生教过，文革后他们一班同学还到任先生家去聚会。1978年我们北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开课，任先生要他的几个弟子都来北大听课，所以无形之中似乎和任先生的距离也变得近了一些。1979年任先生应邀来北大哲学系讲演，谈他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我们当时都去听讲，而且相当认真地作了笔记。那时我们都读了任先生的《汉唐佛教史论集》，都认为任先生专门研究佛教，有一次楼宇烈老师跟我们闲谈，说任先生本来是研究理学的，我听了以后，很觉得有意思。所以，后来我的答辩都请任先生主持，我想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崇高，也是因为理学和朱子本来是他的专攻。

作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期间，都拜访过任先生，这一期间，我对任先生识人的高明，特别推崇。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1978年入学北大作研究生时，有位南方某大学的青年教师亦在当年来北大进修，也在我们的课上听课。但此君极善交际，堪称奇才，不但校内文科老先生们皆被他哄得高兴，对他表示欣赏，校外北京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领导人物也都被他的忽悠所迷糊，跟他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老先生之中只有一位不为所动，那就是任先生。这位青年教师还善为奇诡之事，后来事发自尽，也不必说了。那时我跟任先生说起，任先生说，这个人来，谈的都不是学问的事，只是说一些吹捧的话。这一点，使我对任先生非常敬佩。我跟任先生谈话，印象最深的有二，一是他于1942年开始教书，对他教过的西南联大、老北大的学生他都有评论。二是他对他能南渡到昆明参与西南联大的八年艰苦生活，非常自豪。

1986年5、6月间，忽一日收到任先生给我的信，要我约同学刘笑敢一起去他府上谈谈。我们便去了，任先生问我们现在都在作什么，我说我要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等等。原来，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断代、新的阶段，编书组的老成员，有些年纪稍大，编书组成员这时需要做些调整，所以任先生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参加编书组的工作。但任先生听到我们各自的计划安排后，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跟我们说，他那里也有学术沙龙，欢迎我们去参加，等等。

此后因我出国时间较多，以后也就没有参加过任先生的沙龙，又由于我成天满脑子都是写书写论文的事，所以跟任先生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多是在各种会议上跟他问安。但任先生还是很关心我的。1997年冬天，一次在国林风书店有个座谈，任先生也来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不记得有没有送呈任先生，于是就请问任先生，任先生说：“没有，你的书我都很注意。”于是我赶紧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请任先生指正。

2004年张岱年先生逝世，之后我编《不息集》纪念张先生，请任先生撰稿，以刊于卷首。2004年11月我去任先生办公室去取稿子，任先生和我谈了许久。12月底任先生又寄来修改稿，附言：

陈来同志：祝新年好！纪念张先生文，寄上改正稿，原稿，方便时寄还即可。此致  敬礼     任继愈  2004．12．28

任先生在纪念张先生文中也没有忘记对我加以奖掖，他说：“张岱年先生在哲学史教学方面，未能尽其所长，但他培养研究生、教育青年学者成绩卓著，比如他带出来的博士陈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都体现了任先生对我这个老门生的爱护。2005年4月25日在北大召开了《不息集》出版座谈会，应我的邀请，任先生特来参加，这是任先生对我们的很大支持。

其实，任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80年代中期，任先生跟我谈话，说张先生是个儒者，他的意思是说张先生的面貌、行动、气象是和从前的儒者差不多，是不爱活动的，而他自己，他说他从年轻时起，便喜欢体育运动。自然，一个常常跑步的人，即使是学者，他的跑步的面貌，当然是很难和“儒者”的形象联系起来的。前几年，他90岁的时候，仍然看起来身体很好，特别是步履不老，冯先生、张先生90岁的步履都跟任先生不能比。任先生90岁时我跟他的照相，可以看出他他身体的清健。我那时想，照任先生的这个状态，寿数应当是要超过冯先生、张先生的。今年春节，我从台湾讲学半年回来，因为已担任了新一届的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所以想去任先生家去拜年，顺带请教学会的工作。但又怕春节拜年人多，就想过年后再说。但后来再打电话问时，说任先生已经住院，本以为任先生不过住个把星期而已，没想到最后竟未能出院。按理说，任先生高寿至如此，是大家都羡慕的，但以我们大家对他身体的印象，终究觉得还是走得早了一些。这恐怕就是“寿夭有命”吧。

关于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地位，是不用我来多说的。还在我上研究生之初，看到哲学研究上任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解放以后，他信从马克思主义，就跟他以前的老师说，今后他不再相信旧哲学，要走新哲学的路（大意）。我当时读了以为是指汤用彤先生。后来读书渐多，始知乃是熊十力先生，据任先生说，他从前也跟钱穆先生谈过。可见，任先生在北大毕业，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但早期思想并未受胡适的特别影响，而是与熊十力等来往颇多。他早期研究理学，后研究佛教，再研究老庄，所以他对儒、释、道三家都能进行研究。而其中，佛教的研究是他和其他中国哲学史大家区别的主要指标。如冯先生、张先生都不研究佛教，而长于宋明哲学，任先生则在汤用彤、熊十力的影响下，曾用力于佛教的研究，这也使得他有条件向宗教学的一般研究发展，成为我国宗教学科的创始人。这也许算是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的不同吧。

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是文革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教材，作者队伍汇聚了北大、社科院、人大的中国哲学史教师，从形式来看，此书结构细密，叙述精审，这奠定了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崇高地位。文革中，1973年以此四册为基础，又吸收了汝信、李泽厚等参加编写，主编完成《中国哲学史简编》，在叙述上更上层楼，进一步确认了任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自然，这与任先生作为党内专家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冯友兰先生等当然也是权威，而在彼时被作为资产阶级权威而加以批判否定；但是，就学术而言，冯先生、张先生而外，任先生确实是在这一时期的不二人选。而且就主编的工作说，任先生的组织能力之强，是当时的老先生们不能相比的，这在他后来的编书工作中更突出的表现出来。因而，这些历史的使命落在他的身上，是有其理由的。所以在张先生担任了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后，任先生被大家一致推为会长，而且也作了三届，那是学界的公论：他早已是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文革以后，任先生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认为60年代四卷本是教科书，讲的是比较简明的知识，对学界有争论的大问题避免采入，所以不深入；而发展史是要站在80年代初的认识水平，写出更详尽的哲学史，而所谓发展史就是注重其逻辑的过程。该书导言还强调，发展史不是教科书，是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当然是以任先生为主导的的一个写作集体的一家之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派的一家之言。虽然发展史的前三卷出版于1984、1985、1988年，但该书写成的部份早已在期刊上发表，在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80年代前期，在任先生的领导下，发展史写作集体构成了一个学派，是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最有活力、最有思想、最有水平的一家，我们那时研究生毕业，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的写作，至此而登峰造极，这是可以说的。当然，发展史也有其限制，这就是发展史仍然是通史，而发展史在写完第三卷时，中国哲学史学界的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开始遍地开花，而发展史以通史引领潮流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老一辈学者喜欢写通史，冯友兰先生是这样，任继愈先生也是这样。如果说冯先生“三史论今古”，有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那么任先生也主编了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这三史差可与冯先生所著的三史媲美了，虽然他们都是一家之言。而任先生所主编的三史足以证明，他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当之无愧的大师。

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外，有关佛教、道教的研究，任先生有同样大的贡献，不过这就不是我所能置言的了。在研究之外，“编书”是任先生后期的一大工作，在中华大藏经外，各种大典、文献、资料、辞典，不一而足，任先生为此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贡献甚大，但也不是我能一一数说的了。

哲人其萎，谨以此纪念任继愈先生。

200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