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蓬蒿看《俄亥俄小姐》，首先列文情欲性极强的剧本，绝对是一个爆点。

话剧讲一个老乞丐为庆贺他70岁的生日而要找一个小姐来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并由此展开了他与自己的儿子和一个街头妓女三个人的纠葛。但如此情节，至多是少儿不宜，也不足以在话剧史上来上一笔。真正的转折正在于话剧的后半部分。当前半部分，性意味极强的剧情已经挑逗的观众坐立不安的时候，真正的“俄亥俄小姐“才登场。当然，不是那个街头妓女，所谓的”俄亥俄小姐“不过是老乞丐的一个梦——梦想和美国最高级的妓女“俄亥俄小姐”干上一炮，以此来刷新自己在70岁生日这天的不举和羞辱，和这种垃圾生活。并且在对于这场“俄亥俄小姐”的幻想中，父子都继续发生了更离奇的幻想：儿子幻想自己的父亲是个富翁扮成乞丐，为的是让自己知道生活的艰苦和不易；父亲也幻想自己的儿子是各富翁扮成乞丐，为的是来垃圾桶里体验生活。。。

至此，这出话剧已经显现出了存在主义的荒诞特质。而列文的戏也一向如此：一面是人物无法抵制感官享乐的诱惑，一面又是因为诱惑而被残酷地惩罚。所以他的人物对这个世界既恐惧、又蔑视，而这种相悖本身就是一种荒诞，可惜这种荒诞又刚巧是基于切切实实的存在本身。因为没有存在感，也就不会感受到这种荒诞感，倒是虚无常常容易显得严肃。可惜列文笔下的世界恰恰是一个存在感极强的世界：一些支离破碎，一些肮脏卑劣可怜。并且与此同时，残存一些希望和理智。于是他的人物，便很明确地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关系，即是那种“完全缺乏自爱自怜的暴力跟那种无限的亲和、极大的怜悯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可以说成是颇富教养跟毫无精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

再说列文先生最为别具一格的的戏剧语言，由于显然是继承了犹太口头文学的传统，于是常常在那些插科打诨、相互羞辱的场面中，让一些话语听起来相当尖刻、刺耳。比如这出话剧中的粗口，当然这对于他所要表现的主题而言，确是恰如其分，就是用语言将犹太民族的黑色、幽默、痛苦、悲愤、可怜、肮脏、智慧、珠玑、希望近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

确实，列文的话剧中，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犹太民族的种种，比如他最著名的就是一些在以色列都曾引起巨大争议的政治讽刺剧：１９６８年的《你、我和下一仗》对前一年以色列社会的自夸态度进行了嘲弄；１９７０年的《浴缸皇后》是嘲讽总理梅尔准备对埃及发动的战争；１９９７年的《暗杀》是对巴以之间的暴力冲突的谴责。总之都旨在迫使国家对自身所具有的伪善和自欺屡次进行检查和反省，使其认识到即将溃烂的社会和政治的脓疮。

所以反看《俄亥俄小姐》，在一种表象的肉体与欲望之下，也未尝没有涉及到犹太族群的身份认同。可惜这种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在剧情或是台词本土化的转译之中，难免变的模糊不清。毕竟，单纯“在卑贱中看见梦想”这种主题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要不仅只看见卑贱，同时要看见这种生存状态中，人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以及一种值得尊敬的痛苦。而这些，恰恰是犹太族群最为世人所知的身份标签。

至于角色塑造方面，蓬蒿的现场绝对加强了亲历性和震撼感。但是表演本身有些制式了。每次情绪或者态度的“转”都显然不够自然。而这种不够自然，直接影响了观众对于角色的接受。就是妓女表现的太像妓女，而乞丐也表现的太像乞丐，过于绝对，容易叫观众失去对角色是一个普通人的认知。比如：塑造儿子的演员在表演上过于立足眼下，零碎以至让人看不到贯穿角色的主要动机，一会儿是想被爱，一会儿是不想被爱；一会儿是对金钱无所谓，一会儿又是斤斤计较。。。难免叫观看者无所适从。而妓女的表现也过于平板，姿势是全世界妓女都会做的姿势，怎么玩儿弄别人，又怎么被人玩儿弄。看不到一点特殊性，于是当她转变的时候，实在叫人觉得缺乏可能性。而这两个演员的戏，搭的显然不够火候，于是也只能让饰演老乞丐的演员，显得突兀尴尬。加之舞台空间的呈现，松散有余、张力不足。于是整出话剧，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只能说是拉了列文的大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