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老师是一位知名著述家，也是我一向尊敬的学者，他关于文化研究的许多见解让我受益，但今天读了他在《南方都市报》“思考+文化评论”版上发表的《美国军人的荣誉感》之后，我觉得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徐贲老师比我有学问多了，但在该文所涉及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我想得明白。三天两头在报章写专栏文章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根本没时间把问题想清楚就胡乱写。美国可以夸，我就是一个哈美分子，我一直觉得美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但徐贲老师那种夸法，我认为是错的。

 

    为免去点击链接麻烦，我还是先引述一段徐贲老师的文章吧——

 

    这使我想起郑凯梅女士在《美国兵眼中的战争》一书中采访的二战老兵麦克唐密克。麦克唐密克于1944年参加了攻占日属塞班岛的战斗，当时岛上的日本平民集体在岛的北端跳崖自杀，先是把孩子扔下去，然后自己跳，“日本军队抵抗非常顽强，誓死不降，结果我们登陆的时候，抓到的俘虏只有100多个人，其余的全部战死或自杀了”。

 

    斯蒂夫说，他二战时当海军陆战队员的叔叔也曾向他讲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的军队往往也是对别人最残忍的军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把人的生命当一回事。美国军队就绝对干不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

 

    ——孤立看这段议论好像很深刻，斯蒂夫教授的话还具有警句效果。但其实里面的道理经不起推敲，非常荒谬。我直接说吧：塞班岛上的日本人誓死不降、绝然赴死直至杀生成仁竟被读解成“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再以这种对死亡没有感觉来证明他们对生命没有感觉！这是什么逻辑？斯蒂夫教授这样解读，徐贲老师竟然就这么随便同意了，而且不仅同意，还把这种错误的观点作为自己文章立论的基础？

 

    可我不同意。先说我对斯蒂夫教授的不同意见。

   

    第一，什么叫“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恐惧死亡是对死亡的一种感觉，那对死亡不恐惧不害怕又何尝不是一种感觉？对死亡很有感觉很在乎，可以表现为怕死，也可以表现为不怕死。日本军人和平民不怕死不意味着他们对死亡没有感觉，正因为他们太把生命当一回事了，所以，他们取你的命会和取自己的命一样严肃而隆重。斯蒂夫教授将日本军队说成是“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的军队”是不成立的。

 

    第二，进而论之，不怕死不等于不重生，怕死也未必就是重生。而事实上，很多人就是以通过赞美生命来为自己的苟且偷生寻找借口的。生命血性旺盛的人一般理性意识差点。而赴死——疯狂也好慷慨也罢，很多情况下应该是出于一种勇敢——敢于用死来确认某种生的价值，而他所弃绝的那个生，则不是他所认同的那个生，这是一种信念。

 

    第三，不能把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暴行的讨论，放在一个被定义错误的生死观上来展开。具体说：从“日本人对死亡没有感觉”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推不出“日本军队是最残忍的军队”这样的结论（虽然他们确实相当残忍，但二战中的德军不残忍吗？苏军不残忍吗？“残忍”是一个什么样的度量标准？），所以，由这样一个结论，引申不到只有日本人才会干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这个讨论的层面上去。但南京大屠杀是另外一个问题。

 

    接下来再说徐贲老师的观点。其实我是同意徐贲老师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军人的荣誉感的，但如果你同意我上面对斯蒂夫教授观点的批评，那么，你就会发现徐贲教授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完全错误。

 

    前两天看了部美国片《护送钱斯》，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使得军官迈克尔那么执着那么敬业地将阵亡的钱斯的遗体护送回家呢？有论者王书亚从生命伦理意义上解释为对遗体的敬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但我觉得他的观点不是从电影里看出来的，而是他自己附会在电影上的。至少这部很仪式化同时也很教科书化甚至很科普化的电影没有从生命伦理的层面上打动我。影片中，我看到了严肃、精确、极具威仪、有崇高感的英雄主义气质，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感动。但这种感动跟生死无关。

 

    护送钱斯的迈克尔内心充满高尚的荣誉感，但从影片中，我不知道这种荣誉感从何而来。迈克尔和钱斯的生死关联，在影片中并没有被构建起来，他们的确只是一种职业上的关联性。迈克尔在乎的是他是一个军人的职业身份以及由这种身份带来的荣誉感（从他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骄傲地不肯摘下身上的勋章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但这种荣誉感里面没有生命感。从影片里，我看到了死的伟大——其实是概念上的伟大，但没有体验到生的光荣。所以，它没有给我带来《入殓师》所带来的在敬畏死亡中所传递出来的生命卑微而结实的温暖。

 

    看《护送钱斯》的这种感受和读徐贲老师文章的感觉完全一样，我要说的是，如果这个片子能够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美国军人的真实精神面貌，那么，它的确可以用来证明徐贲老师对美国军人职业荣誉感的高度赞扬。但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徐贲老师一方面想赞美美国军人的荣誉感很职业，另一方面又要夸奖美国军人对生死很有感觉——这可能吗？常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越职业的东西，就越没有感觉，反之亦然。

 

    不知道徐贲老师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点破，其实，美国军人的生死观以及建立在这种生死观基础上的荣誉感，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职业化，而是因为他们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才是最核心的、最真实也是当下最无敌的美国价值观。

 

    转引徐贲老师所引述托克维尔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以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

 

    如果一定要去追究日本军人和美国军人在对死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日本人遵循的是有宗教感的伦理的绝对主义逻辑，这个逻辑走到极致，反而很职业很仪式。他们极端职业地工作，极端职业地生活，极端职业地杀人，极端职业地自杀。这一点，美国人再怎么职业、敬业，也比不过日本人。他们很实际很现实的很理性的，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就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

 

    这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就是：作为极端分子的日本人从不对生死随便提问题，生死问题是一个信仰和信念问题，是不能提问的，更不能随便质疑。可是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美国人就不一样，他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值不值、有没有意义，等等。

 

    生命或者死亡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可以用某种价值尺度来考量的吗？我想起不久前看的另一部英国电影《我的儿子杰克》——同一个问题放到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框架中来看，会很有意思。那是一部讲“一战”真实故事的电影，好战的大作家吉卜林培养了一个同样好战的杰克，可杰克这个近视眼在战壕里度过了他18岁生日之后一出战壕就光荣战死。借用徐贲老师所引述托克维尔的解释，有封建贵族基础的英式传统价值观就是赞颂这种为国捐躯的光荣的死，虽然整个家庭痛苦不堪，但极有荣誉感。英国故事的结束，就是美国故事的开始。接下来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美国问题）当然必须面对：这种明知也要勇敢赴死的为国捐躯精神是否值得？杰克的妹妹在影片中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式的思维：你明知把一个近视眼送上战场等于就是送他去死，所以杰克的阵亡如同父亲对儿子实施的谋杀。但吉卜林和杰克却不这么看，杰克这一次就是要去死，因为这种死很光荣。

 

    对生死做价值提问，进而做价值评估和考量，这绝对是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思维。这个问题开启了另外一个逻辑的路径，那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路径。这个路径的走法无需我来提示，徐贲老师文章所引述托克维尔的话已经阐发得再清楚不过的了。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日本军人和美国军人对死亡会有不同态度，答案就简单了，因为面对死亡，日本军人应该不会问：这死是不是值得的。但美国人却一定要问个明白。如果值，就去死，如果不值，那就一定反战，那就一定要反思。所以，日本人属于极端主义阵营，容易出狂热、偏执而且极有血性的极端分子，他们和另外一些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分子很容易搞到一起去。这一点，我读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有很强烈的感受。而美国人从来都视他们为敌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纠结在一起，却不能和谐相处。

 

    越扯越远也越扯不清楚了，就此打住吧，因为我搞不清楚，对于生命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