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做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在本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金融界最高决策层——一行三会的领导共同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表了意味深长而又振奋人心的讲演。听后深有感触，这里想结合自己最近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谈点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想。
首先美国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自己外向依存型经济的脆弱性和自己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前者表现为由出口主导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约压力，后者表现为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严重性，使得我们无法立竿见影地通过刺激内需等有效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龙头城市——上海，也因为出口导向的重工业结构和资金密集型的金融业的依赖，造成了当国内外市场资金严重不足的时候无法摆脱由于出口订单减少和资本市场低迷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于是，这些负面冲击让中国政府和上海政府都在思考两个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是创造价值的方式，二是财富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今后我们主观上和客观上是否还能够满足加工贸易和两高一低的产业结构（尽管它缓解了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否还能够在今后中国经济和国外交流的时候继续得借助于疲软的美元才行（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对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显然，今后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所带来的对外人民币增值和对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会让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调整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要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管理好自己创造的财富，关键要选择好自己国家的产业定位。根据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的产业定位决定了这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在产业发展的上游，创新、设计和标准是主要的特征。它是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构思“未来价值”的重要环节，所以一旦新型产业在市场上形成价值，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因为杰出的定价能力而将获得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它往往具有技术、创新密集型的特点。到了产业发展的中游，将思想转变为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安全的商品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大规模生产和制造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对于中国而言，生产成本的优势就使得我们成为世界加工厂的优势。由于这个环节缺乏定价能力，替代性强，价格竞争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明显的成本优势让我们迅速成为了全球名列前茅的制造大国。到了产业发展的下游，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增添其附加价值就是这个环节的首要任务，物流、营销和金融等都是这个环节最有代表性的行业。它往往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而能否再这样特征的产业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法律、会计、审计、监管、统计、信息披露等方面）、和诚信水准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由于它是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最后环节，它的财富分配的直接和间接的话语权都要高于生产和制造业。而今天中国恰恰处在中间环节，无论从财富获取的能力上，还是从产业发展的环境亲和程度上看，我们目前的产业定位是两面收到夹击，处于十分被动的格局。因此，中国政府想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而上海是最有能力通过打造自主创新的生态环境率先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的品牌和标准制定的先进制造业方面升级，也最有希望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好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现阶段，人民币没有完全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账户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上海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将直接影响到上海先行先试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规模和质量。而且，金融、航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发展也是纽约、伦敦国际化成功的经验。
第三，根据历史上各国发展的模式上看，产业配套发展问题也很重要。从很多研究资料表明，确实存在技术和创新密集型的产业往往也需要资金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作为配套。而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则需要产业体系外的政策保障能力的发挥。东亚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限制了要素市场的竞争，通过一定的价格管理，来保证企业的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来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息差收入，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切实需求。但是，一旦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资金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就会因为后者需要充分的价格弹性而破坏了前者成本稳定和便宜的前提条件，所以，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传统出口企业会在要素价格（比如，利率和汇率等）市场化的过程中慢慢失去它的优势，如果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它的优势（出于保就业的考虑），而放缓金融产品价格的充分调整，那么，很可能会造成投机资本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所带来的套利的机会进行贪婪的财富掠夺，最后让僵硬的价格机制不得不走向崩溃，由此带来今后调整成本巨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97年东亚危机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最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主体也会影响到自主创新的质量和金融发展的效率与稳定。就拿美国为例，产业两端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标准设定）与金融创新（服务）领域都是以市场为核心。它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征：技术含金两高而转让成本低，硅谷就是一个很好筛选池。另外，知识产权保障和市场交易制度完善。而且，企业做大做强、社会福利改善多数都依靠资本市场。但是，国内（制造）产业空洞化、贫富分化问题比较突出。然后，我们以日本为例，它不同于美国那种“分散式”的创新模式，而是采取“嵌入式”的企业创新模式，具体而言，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向产业高端部位走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内部。日本企业的研发主要是依靠大企业自有的资金实力和银行的贷款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向社会转让的成本高，而技术质量的评估又无法市场化，于是，也就无法保证企业的创新产品在市场上都有竞争力。另一发面，日本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它们常常挂靠在大的企业下为其提供配件生产等外包服务。但是，一旦大企业的利润受到影响，那么，中小企业就会随之而倒。夏普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技术研发由于没有及时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最终不得不放弃转变成创造利润的产业发展机会，这就是近期一个企业内部创新模式失败的案例。第三种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模式。主要特征在于，产业政策先行，财政扶持计划在后，而企业从中受惠（央企和国企明显）。只要政策方向把我的准，用人用得对，那么，效率有时候会高于市场和企业运作机制。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形成产业同构现象（跟着政策走）和寻租问题（跑步“钱”进），尤其是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考核标准如果侧重于数量的话（比如，GDP）那么，由此带来的地方和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地方与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创新成本的控制和创新企业自身的发展动力。
基于上述的几点认识，这里想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关于金融扶持产业创新的战略。不管什么模式，科技创新需要成熟的金融机制扶持，而金融健康的发展也需要科技进步和企业发展（经济增长点）作为前提，美国纳斯达克的繁荣和日本“主银行体系”的强盛都验证了这一点。所以，上海发展金融要从科技创新作为抓手。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即在准入条件上，要政府引导，专家配合，不要光强调起步时候企业的资信条件（何况长三角有大批优质的中小企业），而是要从宽口径的企业的生产内容上判断企业未来成长的空间（比如，从事新能源、生物科技、下一世纪的信息科技等），至于最后中小企业哪家能够获得融资，只要发挥市场的识别机制就能挑选出真正有发展潜力的好企业。为此，在这里呼吁政府一定要培养和引入大批的专业化投资团队，因为企业量大，成分不同，只有私募基金、阳光基金、风险投资家等专业投资者才有抗风险和识别创新企业的能力。否则，一般散户的“进场”(直接对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投资)，可能会搞砸这个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业板在世界上成功的案例不多的原因（除了美国纳斯达克，英国AIM市场以外，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模式都失败了）。
第二，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经济而言，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是以美元来保障的话，无论是从铸币税的流失，还是从投资收益率和汇兑成本的角度，我们都要面临无法摆脱又无法控制的市场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作为大国发展的战略势在必行。
但是，目前我们刚刚开始走第一步——正在“先行先试”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业务，离人民币完全国际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而要跳跃产业结构的调整，急于现在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并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实行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实现国际货币所需要的另外两个重要功能——储备和投资功能，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弥补人民币货币功能的缺陷，充分发挥人民币结算功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上海市政府应该着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建设，通过航运、贸易和金融等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甚至通过创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促成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完全推向世界经济舞台的宏伟目标。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推进亚洲金融合作的任务，只有当世界最大的经济活跃主体——亚洲各国都参加到对他们来讲也带来双赢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时候，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才可以说真正形成。就目前而言，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并不成熟，从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亚洲的魅力并不十分强大，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亚洲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美元资产的事实和亚洲各国都有改变美元投资的动向的时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否通过开展美元离岸业务，能否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能否形成亚洲共同的投资基金，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要的人才锻炼、制度建设和金融文化的培育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只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深入而变得日趋成熟，那么，在我们积累了上述宝贵的国际金融业务经验之后，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否则，没有亚洲金融合作的基础，忽视目前国内缺乏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包括人才、制度和文化等），而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都会造成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结果。同时，为了保证在现阶段有条不紊地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资本进入和流出中国的时机和规模上的监控，要注意开放和改革的时机和顺序，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非但没有产生明显的改革开放效果，反而会不知不觉重蹈东亚危机的覆辙。
总之，对中国政府和上海政府带来的最大挑战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制造业发展和金融业发展上的冲突问题，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三是政府对打破产业同构现象的努力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之间的两难选择问题。只有迎面挑战这些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棘手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可以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状态下续写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奇迹。
[注]当我的一位同事又是战友正在拿出勇气、渡过难关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叩问自己：应做什么？能做什么？谨将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对他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