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国外智库在最近如何占据媒体版面并展现“影响力”：朝鲜公开宣称发射卫星之后，美国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SIS)当天就发布一张朝鲜发射基地的卫星照片，照片隐约可辨别出“导弹”，尽管ISIS的结论是“无法断定”，但ISIS的名字以及它的照片由此荣登全球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研究结论也成为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决策的依据；朝鲜正式发射卫星之后，英国的简氏信息集团和位于比利时的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的智库专家又发布报告称“朝鲜发射活动失败”，由此在全球媒体上“风光一回”；而CNN旗下的智库意见研究公司，则通过51%的美国民众支持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调查，来对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参考。
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即使在“智库的天堂”美国，尽管智库成员当中有许多未来的或过去的政府高官，但之所以能拥有自身的影响力，本质上还取决于他们所能提供的“思想”和“智慧”。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名之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前夕，于美国政府、军方一致认定中国不可能出兵的背景下，发表了一个后来为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尽管他们的研究报告打算以200万美元出售给五角大楼却遭到拒绝，但此后的美国政府却成了他们长期的头号客户。兰德公司也因此确立了自身在美国的价值和影响力。
当然，中国也有不少智库和“智士”试图以“智慧”在媒体上“风光”以及为政府提供政策意见，然而，他们发表的却多是诸如“火车票涨价可以解决春运难”之类令普通民众深感愤怒的观点。因此，这一“影响力”的结果自然是非常不专业，或者是没有经过很好论证的。
国内知识界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也与中国智库在建言献策时往往缺乏真知灼见不无关系。尽管这又有许多客观政策和社会背景的原因，例如民间智库是非盈利组织，却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资金来源和信息来源也都成问题，中国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也不够透明。不过，中国智库本身“智慧含量”与制度、文化、精神也有问题。中国智库在现阶段还十分单一，绝大部分智库还是官办。官方智库为政府决策和政策服务，也常有“马后炮式”的论证领导意见如何正确，而不是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此外，民间智库有一定的倾向性，东西方都不例外，但不能公开的可以“内参”的形式发布，而不意味着要为了符合“上意”和“民意”而成为正确论证的工具，先有结论再找证据，实际上这也是在帮倒忙，对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
2009年的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曾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为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就跟中国的大学每年生产的“博士”数量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总额世界第六，本土却没有在无意识形态差异的自然科学领域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按照国际评判标准仅仅认可中国大陆有智库74家，比亚洲的印度和日本都要少很多。
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国际化智库，是中国智库发展当中最大的缺陷。在中国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必须像中国企业一样走出去。例如美国智库ISIS在此次朝鲜事件当中，发布研究报告、提供卫星照片的速度、深度以及对全球各国决策的影响力，就为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所不及。欧洲国家与朝核问题无直接关系，但其智库如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同样会发布“朝鲜发射活动失败”等报告展现其国际影响力。各国智库都在这样的国际重要事件当中频频展现其“智士谋臣”的风采，而作为朝核六方会谈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智库却在国际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这一“无声的尴尬”已经有过前例。因此就不能不忧虑，大国需有大国智库，在中国的大国崛起历程当中，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绝对不能缺席。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视野局限于国内，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