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记

周末，和刘老一道去合肥参加了一个全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研讨会。

会议8点半开始，我们有意晚到一会儿，为的是避开领导讲话这样的无聊环节。其实，整个会议的色调就是灰色的，无聊是这次会议的特点。

一开始是川大张教授发言，讲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能否使用数学的问题。张教授看起来倒是功力深厚，他的发言条理清楚，逻辑严谨。不过，那个问题确实不值得讨论。数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有着大量的数学。问题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使用的问题。需要则用，不需要则不用，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数学而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毁坏了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也应该杜绝盲目形式化的风气。就我的认识，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初形态，同新古典及其以后的经济学相比，古典经济学的性质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包容着更多的人类知识积淀。在那里，数学虽然没有被拒绝，但形式化却不是其追求。

随后，来自社科院的一位副研究员发言，介绍上海财经大学主持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据说，这本教科书的编写，集中了全国最有名望的数十位教授；据说，编写这本教科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政治经济学日趋边缘化的背景下使其重振雄风；据说，为了使这本新的教科书有足够分量，字数规划在100万以上；据说，为了显示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前沿性，计划该教材20多章里每一章都要有一个创新性的数学模型；……悲哀！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之母，作为最古老的经济学，如今没落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而拯救的方法居然是形式化！新古典以来，政治经济学确实存在阵地逐步被侵蚀的问题，新古典成功的同时是政治经济学的衰落。新古典的成功，有着其形式化迎合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的原因。但政治经济学的失势却不仅仅因为其在形式化方面的落后。政治经济学研究放弃古典经济学的科学范式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失势，关键在于其成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背离了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是充分吸收人类知识进步的成果，不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适应时代变化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综合与创新，而是将复兴的希望单纯寄托在形式化的魔法上，其前景无法乐观。过分的形式化已经损坏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化只会将其变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兴起和政治经济学的衰落，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本身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至少其信誓旦旦宣扬的就是这样。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意识形态与作为政策指南的经济理论是可以在矛盾中并存的。我国进入体制转型以来，基本政策的策略性不仅容忍甚至利用了这种去意识形态的经济理论和观念。为了推动市场化改革，我们需要利用西方经济学，而其表面上的去意识形态特点正好回避了与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冲突。而政治经济学，由于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就存在种种局限。不过，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教学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主动背上的。他们背着这样的包袱，不过是为了摇尾乞怜，为了从既得利益团体那里分得一钵残羹。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何以还如同几十年之前那样沉闷、乏味、教条、晦涩、枯燥、令人窒息。

前两位的发言虽有偏颇，还能发现一点科学精神。随后的发言，则让人感到了时光倒转。来自南开的某教授发言前，刘老就提醒说，此君说话向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果然，此君的发言从开始到结束，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但没有任何两句话之间有着任何逻辑联系。声嘶力竭中，“西方经济学是彻底错误的”，“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学失败的表现”，“西方经济学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经济学”的断言不断冲击着听者的耳膜，可除了这些断言之外，千万别指望发言者会作出哪怕一点点解释和说明。让人感觉发言者似乎被激扬的革命热情所鼓舞，让人感觉发言者在进行一次煽动性的政治演讲而不是在作学术报告。随后，来自北京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院院长发言。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该院长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设想。在他看来，抽象的脱离国情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我国目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落伍，正是因为理论研究与实践和国情的脱节。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经济智慧，将这些内容纳入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其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将得到提高，从而将在与西方经济学的竞争中赢得优势。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臆想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大讨论中就深入研讨过。我的想法是，理论经济学本身有着抽象的特点，针对特殊国情构建理论经济学体系与理论的抽象性质存在矛盾。理论对实践的解释或者理论应用于解释特殊国情与构建国别经济学是两回事。对于发言者提出的将中国古代经济智慧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想法，我也持怀疑态度。经济学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门外来的科学。我们所学习和接受的经济学，从基本范畴、基本原理、逻辑起点、基本观念等等有关“范式”的所有方面，都是西方的东西。将中国古代经济智慧纳入政治经济学体系，如果说是要求重新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畴（如“义利”、“轻重”），则这些范畴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之间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这样一个新体系的逻辑一致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不需要重新构建范畴，而是直接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来表述中国古代经济智慧，则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又失去了中国特色。最后，我不得不说，该院长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想法，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精神，而与科学无关。让我强烈感受到时光倒流的是来自河南大学的某教授的发言。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该教授提出了几个“原则”：要坚持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清算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杜绝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鉴别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言者首先贩卖了各种标签，然后义正词严表达了自己的坚定立场，没有论证，没有分析甚至没有说明。听者感到的是帽子满天飞，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会场。随后，几位教授还就“社本”、“资本”、“官本”、“民本”等等概念展开热烈争论。这些争论，纯粹是是意识形态的混战，即使有人获胜，也不过因为声音大而已。实际上，在这里没有任何胜利者或失败者，因为人们都在自说自话，每一个人都在鸡同鸭讲。老人们的僵化腐朽还可以理解，毕竟，年纪大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了。可是，随后发言的年轻人却也一样的教条、僵化、腐朽、没落，这就让人感到真正的悲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在人类知识进步日新月异，在经济学发展天翻地覆的时代，人们怎么能够对这些变化和发展视而不见，人们怎么能够一如既往固守那些陈旧腐朽观念？

人大孟教授的发言让人看到一点点希望，不过，这一希望依然遥远而模糊。孟教授向大会汇报了他组织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等人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的有关情况。鲍尔斯是美国新墨西哥州桑塔费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桑塔费研究所是专门研究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民间组织。就经济学研究而言，他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假设前提存在的简单化倾向，主张扩展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将人置于一个更加复杂而现实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例如，在他们看来，人的经济行为不仅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利益最大化也不是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自利动机下的竞争关系，也可能存在利他背景下的合作关系。最近两年，汪丁丁在向中国经济学界介绍桑塔费学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他组织翻译出版了桑塔费学派的《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和《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但是，这些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保守的政治经济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孟教授组织翻译的《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作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着完整的体系，能够反映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人类知识进步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没有我们的陈腐教科书中到处充斥着的意识形态废话。但是，这样的教科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只能寄托在遥远的将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来讲，鲍尔斯的教科书显得太异类了。事实上，孟教授的介绍没有引起与会者多少反响。

两天会议结束了，谈不上有什么收获。

老刘安慰我说，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这样——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