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保制度的提法“很到位”
　　所谓“很到位”，是指金融危机关头，拉动内需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历史机遇一定要抓住。
　　温总理在论及2008年没有根本缓解的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时，将社会保障列为首要问题。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对促进社会保障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是一个机遇，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人人皆知的美国1935年首次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刚刚上台不久的罗斯福总统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之父。在一系列罗斯福“新政”中，《经济安全法案》和《社会安全法案》（即社会保障法案，security本来就是“安全”之意，我们译成“保障”）成为孪生兄弟，奠定了美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石，美国居民消费占比之所以从此始终保持在70%左右，社保制度功不可没。
　　自1997年以来，我国社保制度始终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且问题积累逐年增多，扯皮现象十分严重；此次金融危机应被视为“社保新政”的一个难得契机，化危机为新政，将社保地位从促和谐的“民生观点”，提到扩内需的“保八措施”的高度，短期内将社保作为扩内需、保增长，长期内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制度安排。
　　之所以提升社保制度的地位，将之视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制度安排，是因为今年提出“保八”这个熟悉的词汇，使人们联想起11年前，即1998年的那次“保八”。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正处于国企改革脱困三年攻坚战的困难时期，刚刚建立的社保制度四处筹资，为“两个确保”而战（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当时，社保（2001年主要指养老）覆盖面只有1亿人，而现在则是其2倍；当年，社保基金历年滚存余额还不到1000亿元，而今天则高达1.3万亿元。如果说，当年幼稚的社保制度还处于“民生阶段”，远没有能力担当起“保八”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大任的话，那么，现在已今非昔比，当年的GDP是8万亿，而今天是30万亿元。条件好了，机遇来了，问题是我们能否抓住！
　　30年改革开放，我们一路走来，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转变增长方式已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十分紧迫的重大战略问题，时不我待，稍纵即逝。
　　试想，如果这次机遇没有抓住，社保制度建设没有一个飞跃，那么，如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要远远大于1998年，下次金融危机在劫难逃将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试想，贫困率可被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间接”参照系。2007年，美国老年贫困发生率仅为8.1%，但如果没有建立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OASDI，我们通常说的社会保障即social security）则高达38.6%，而美国在1935年初建社保制度时老年贫困率是70%！

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保制度的提法“没越位”
　　所谓没有“越位”，是指在危机关头更要保持头脑清醒，要防止走极端。在经济繁荣的狂欢之时和在金融危机的紧急关头，都容易出现福利制度走极端的可能性。这里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我们的福利制度和社保制度要建立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早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就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一国全面发展之两翼，它们相得益彰，不可偏废。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在《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继续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前所述，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是拉动内需，其中，完善社保是重要议题。但福利水平一定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如果出现“越位”，福利刚性将导致其很难回头，在这方面，20世纪30－50年代的拉丁美洲有过沉痛教训，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等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也有沉痛的教训。
　　第二层含义是，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并转变增长方式是一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保制度只是二次分配的一个环节而已，难以大包大揽。初次分配非常关键，收入分配政策要统筹安排。因此，社保制度不能把全社会的胃口吊得很高，不能造成社保制度“包打天下”的误导。在完善社保制度的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的大格局，调整劳动力要素分配的比例。
　　第三层含义是，社保制度作为一个大概念，是分层次的，该加大投入的地方应加大力度，该强调制度建设的地方就一定要强调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而不能没有理性地“眉毛胡子一把抓”。 “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根据我的认识，这是个综合指标；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归纳为三点，即推进制度建设、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社保待遇。这样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恰到好处，为2009年主要任务甚至今后的改革目标指明了方向。

2009年“社会保险”的重点：扩大覆盖范围和完善投资体制
　　从资金来源来划分，大概念下的社保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即缴费型“保险制度”和非缴费型的“保障制度”，它们的功能不同，作用各异。
　　对于缴费型的“保险制度”来说，随着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在相当长时期内，制度收入必将大于制度支出（例如养老），就是说，保险制度“不差钱”，“差”的是制度建设！2009年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重点应有两项。
　　一是扩大覆盖范围。作为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如果覆盖范围长期不能扩大，不能实现应保尽保，绝大部分就业人口裸露在市场风险之中，就不但失去了民生工程的意义，而且也失去了抵御金融风险的功能，甚至久而久之，保险制度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2008年11月，阿根廷养老金制度之所以实施国有化的“再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私有化改革以来的十几年里，其覆盖范围始终呈下降趋势，在阿根廷金融危机中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伞”的应有作用。保险制度的建设，千条万条，扩大覆盖面是第一条。
　　二是完善投资体制。面对2%的过低收益率，1.3万亿元的保险基金业已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将来终究有一天，保险制度的最大难题如同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如何制定一个科学的投资制度，使天文数字的社保基金更够实现保值增值。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的目标之后，滚存余额将达10万亿元左右。在金融危机面前，决策者应不拘一格，下气力把缴费型的保险制度的改革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强调它的收益性、可持续性、自我平衡性等。一提到保险制度改革，就一味伸手要钱，这是不科学的，不应该的。保险制度比较复杂，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路线问题，又涉及很多协调难题，其中，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既有部门间博弈的因素，又有制度设计不合理的成分，总体看，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应借金融危机这个契机，对其实施一次较大的手术，而不应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否则，诸如农民工退保问题、待遇水平不得不靠外部行政干预问题、多轨退休制度待遇差别逐渐拉大问题，等等，终将是制度的伴随物，都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棘手的是，旧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就会出现，层出不穷。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不仅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且不利于拉动内需和促进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