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人文系列之十三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吗？

　　

　　文/范海辛

　　

　　此次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令已经高速行驶了30年的中国经济列车降低了速度。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一个中速或低速增长期。

　　

　　何谓高速、中速或低速？这当然是指GDP的增长速率。所谓高速，一般是指两位数的增长——10％以上；中速则在10％－5％之间；低速在5％以下。

　　

　　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没有结束高速增长期，只要对目前的发展方式作适当调整，我们有可能迎来另一个中高速增长的20－30年。

　　

　　此说当然会引起我国经济学家的一致批评，因为工业化以来的世界历史并没有哪一个经济体能连续50－60年（改革开放30年加上以后的20－30年）以接近10％的速率增长。中国果真会如此，那可是一个空前的奇迹。

　　

　　20世纪以来，日本、西德及亚洲四小龙都先后出现过两位数的增长。而英法美等老牌发达国家，其增长率一般都低于后发国家。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总是拿经济基数来说事——基数大则增长率相对较低，基数小则增长率相对较高。经验事实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解释，因为迄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在较大的基数上实现高速增长的。但这一说法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是十分可疑的。因为经济的增长与总量（经济基数）并无直接、必然的逻辑联系，而且根据马太效应，经济总量越大，越能高速率增长。以基数大小来解释增长速率的高低，犹如以人数的多寡来解释贫富一样。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与朝鲜相比，朝鲜比中国富。当时流行的解释是，人多必然穷，人少必然富。你看咱们周围，谁家子女多，谁家就相对穷，谁家子女少，谁家就相对富。人多难搞，人少好搞，这似乎成了一条定律。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与朝鲜的贫富对比发生了逆转。听说朝鲜当局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富是因为他们人多，朝鲜穷是因为咱们人少。

　　

　　由此不禁令笔者想起了小女在小学一年级时的回答。女儿的成绩不好，排名在全班倒数三名之内。生气的老爸责问她为何会如此，她想了想回答说：“因为我个子矮”。女儿个子矮，每天早操排队总是排在前三名，成绩排名恰与高矮排名一致，于是她认为找到了原因。

　　

　　窃以为，以基数的大小来解释增长的快慢，实际与以人口的多少来解释贫富、或以个子的高矮来解释成绩好坏是一样的。如果基数越大、增长越慢，那么我国GDP增长率应该逐年降低，但实际并非如此。2004至2008年，我国GDP在高速增长了20年之后其增长率又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而1979年之前的30年中，低于10％的年头有12年，其中有四年甚至是负增长。也就是说，基数的大小与增长的快慢、或人数的多少与贫富、成绩的好坏与个子高矮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那么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快慢的直接、必然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因素是国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按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需求（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为何富国的发展速度不及穷国？因为富国人民的需求已饱和，这是其增长速率较慢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基数大只是一个表象的、间接的原因。

　　

　　为何说中国经济还可能迎来一个20－30年的高速增长期呢？就是因为我国人民的需求强劲。如果比较2008年中美两国的人均GDP就会发现，我国的人均GDP差不多只有美国的1/11－1/12，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财富量只有人家的十几分之一，或说我们的追赶之路刚走了十几分之一，还有百分之九十多的差距有待跨越，凭什么就断言我们的求富意志在此时会减低呢？如果断言中国经济从2009年之后只能保持中低速率的增长，那么一定要证明如下两点：

　　

　　1）自然资源的限制（客观条件）；

　　

　　2）求富意志的减弱（主观条件）。

　　

　　有人认为，中国永远无法达到欧美的富裕水平，这是由自然资源条件限制造成的。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恰恰证明，自然资源并非贫富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贫富的必要条件。日本、瑞士，都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却是世界首富，而自然资源富国，大多却是经济穷国。

　　

　　说到需求，就不得不提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按照他的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它们是

　　

　　1）生理（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

　　

　　2）安全（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

　　

　　3）社交（情感与归属，又可分为友情、爱情、性亲密）

　　

　　4）尊重（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

　　

　　5）自我实现（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的能力）

　　

　　马斯洛认为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其理论可谓博大精深，此处无法一一详述。现在学界认为，马斯洛作为第一个系统提出这理论的人来说，其学术地位不容否认，但对其理论的细节，实际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受马斯洛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人的需求大致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需求为基础，属于人的生存层面，相当于马斯洛的生理与安全层面；精神需求属高级需求，当归为人的发展层面，相当于马斯洛的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三个层面。如果这样划分，那么来自人的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而物质需求又可细分为“吃、穿、用、住、行”五个层面。这五个层面也是由低到高、逐步递进的。

　　

　　吃饱穿暖，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中华民族为此奋斗了五千多年，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解决了这个千年难题。“用”系指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等），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用”的需求更广泛一些，还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实际是对城市化需求。“住”则指“人均一室，户均一套”，有着现代化设施的私有住房。“行”则指能体现个人自由意志的私人轿车。这五个物质方面的需求，实际就是现代化的需求。经过30年的发展，城市居民已经解决了“用”的需求，正在为解决“住”和“行”的需求在努力；农村居民则正在解决“用”的需求（最近家电下乡可说是一证明）。估计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这五个方面的需求，人均GDP至少要达到一万美元的水准。

　　

　　从我国30年的经济发展路程来看，人们在追求满足这五个需求过程中，会表现出如下特性：

　　

　　1）      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前，不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譬如住房问题解决之 前，一般人不会有购私家车的念头。

　　

　　2）      当令需求满足之前，也不会有对已经满足了的低层次需求进一步提高的愿望。譬如，住房问题解决之前，不会将彩电升级换代为最新款式。

　　

　　3）      当令需求具有相当刚性，不能被打压，遇打压会反弹，易激起民变。20年前的风波是最好的例子。其时城市居民刚解决了温饱，开始对彩电冰箱洗衣机产生了强烈需求。学生运动刚起时的诉求口号是民主，工人市民阶层对此并无多大反应，但当学生提出“反官倒”的口号后，立即激起民众的巨大响应。何也？盖因民众对高干子弟垄断彩电冰箱票的愤怒。彩电冰箱凭票供应，这些票证本身并不要钱。但由于票证大部分被权势者垄断，民众需花钱才能得到，因此激起民愤。这就是当令需求被打压引起的后果。

　　

　　4）      在这五个需求被满足之前，中国人民可说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也就是挣大钱，买房（盖房）买车。因为有房有车被认为是成功人士的标志，因此这不仅是物质需求，也是获得尊重的精神需求。这同一颗大树的成长在形象上有些类似，大树只有在长到一定高度才会分叉，民众只有在现代化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需求才会从单一转向多元化。

　　

　　估计中国人要基本满足这五个层次的需求，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这也是今后20－30年内中国经济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从90年代末至今的这十年的发展，是继80年代高速发展后的第二个高潮，引发此轮高潮的动力，来自房地产与轿车。到金融危机来袭，这一轮高潮顶多只进行了1/5—1/3，有何理由认为，还有4/5—2/3甚至更多的刚性需求不会带来此轮高潮的继续？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你的逻辑，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应该是非洲那些穷国，因为这些国家一是人均自然资源丰富，二是人民处于温饱不能的状态，其求富的意志难道不比要买房买车的中国人更强？

　　

　　对此质疑，笔者辩解如下：经济学界有供应学派，该学派认为是供应而非需求决定着一国的贫富。譬如非洲穷国，就是因为缺资金、缺技术，导致供应能力低下，因而贫穷。本人的观点与供应学派对立，应属需求学派。

　　

　　供应学派认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此观点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供应与需求，是经济领域一对真实的矛盾，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与供应学派对立的，是凯恩斯学派，此学派认为，是需求决定供应，因而也可称需求学派。供应学派实际属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对经济实行最小限度管理，推崇“看不见的手”，认为自由市场体制是最完备的体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弊多利少。而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市场非万能，政府应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成就了凯恩斯学派。有学者认为，正是依据凯恩斯的理论，美国在30年代采用银行按揭的办法，释放了国民购买耐用消费品（房子、汽车）的需求，从而消灭了过剩型的经济危机。而过剩型经济危机，恰恰是放任性的自由市场体制的产物。

　　

　　窃以为，供应学派与需求学派各有其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产生所依据的条件不同。在市场经济初期，社会剩余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供应、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需求；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的时候，需求的作用开始上升。我国眼下的情况与80年代初完全不同了，那时候资金、技术是王，需求并不稀奇，我只要能生产出具有国际品质的产品，销路不用担心。现在情况则颠倒了过来，有订单者为王，是需求决定供应。如果哪个经济学家还拿萨伊定律来给企业家上课，那是一定会挨巴掌的。

　　

　　供应学派或说市场万能论者们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供应在一定条件下能生出需求，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抑制需求；凯恩斯主义者容易忽视的是，需求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供应，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抑制供应。只有在需求与供应达到均衡时，二者才会进入良性互动。

　　

　　当供应强于需求时，会出现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与之伴生的是通货紧缩；当需求强于供应时，会出现通货膨胀，严重时会伴生滞胀，导致滞胀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者无力可图。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可说是自由主义的供应学派占了上风，政策法律都向投资方倾斜，由此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今后20－30年若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须改弦更张——从向供应、投资倾斜转向需求、消费倾斜。具体来说，就是降低对外贸的依赖，使内需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目前正义为奢侈品的现状，使农民工这一国内最大的消费群体获得国民待遇，使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内都包含住房、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教育等方面的开销。

　　

　　有人担心这一举措会令中国劳动成本大幅上升，使中国货丧失廉价的优势，从而吓跑投资者，引发经济衰退。

　　

　　中国目前以低工资、低物价、高污染来贴补全球消费者的做法严格来说是非理性、不合理的，是损人不利己，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低价商品倾销全球固然有利于全球消费者，但同时也摧毁了当地企业，并使中国劳动者的合理需求备受打压。如果现在我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10倍、物价上涨3－5倍，那么劳动者的福利是增加的。由此中国货的价格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劳动成本也会上升，这样会在丧失外贸市场的同时又吓跑投资者吗？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10）通过对罗斯福新政的回顾，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30年代之前的美国，是一个正义匮乏的社会。罗斯福上台后，采取了三大措施：

　　

　　1）对富人大举加税；

　　

　　2）支持工会大幅扩张；

　　

　　3）借战时薪资控制大幅缩小薪差。

　　

　　罗斯福此举被称为“大压缩”，也引起人们对物价上涨、老板撤资的担心。但由于工人薪水增加、耐用消费品按揭施行，二战爆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需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尽管老板的成本与税收都增加了，但市场能承受价格的提升，需求强劲，老板的利润不降反增。，真正实现了双赢与多赢。

　　

　　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主要是刺激公共投资，实际其前任胡佛也采取了这些措施（胡佛水库就是一例），但因为没有将最大的内需调动起来，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我国要给农民工和工薪阶层大幅加薪以调动内需，必然会引发物价上涨并致失业率上升。问题是物价涨幅与失业率的升幅能否在宏观经济的承受范围内，这是我们目前难以判断的。理想的状况是，在几年时间内，工资上涨十倍，物价上涨3－5倍。出口萎缩10％，内需增长翻几番。中国经济整体实现“华丽转身”。不要以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至少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内需翻番增长的情况下，外贸不会出现大幅跳水。

　　

　　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可说是举世无双，唯一能与中国劳工竞争的是越南。但是越南劳工在数量上不足以取代中国劳工，而且越南劳工成本上升也是早晚之事。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劳工会否取代中国劳工？在经验可以遇见的时期内看不到这种可能。首先因为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差，其次是民主体制（好斗难缠的工会与仰赖选票的政府），最后还有神圣化的文化氛围。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文化，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印度人因宗教虔诚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印度因为英语而成为世界的办公室，但是因为这三方面的原因，绝难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印尼与菲律宾呢？热带土著居民在聪明与勤劳这两方面，无法与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北方民族竞争，这一点也适用于黑非洲。阿拉伯民族则因宗教虔诚与资源诅咒，短期内难以与中国劳工竞争。拉丁美洲的劳工在忍受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劳动上可能与中国劳工不相上下，但是在聪明方面似乎略逊一筹。

　　

　　因此，即使中国货价格上涨3－5倍，世界可能也不得不接受，因为数量与性价比。你嫌中国货价高吗？你可以买价格低廉的哥伦比亚货，但是请不要在花色品种与质量或交货期上抱怨。我们只担心中国货价格涨了之后外贸会萎缩，但也有可能是价格大幅上涨最终只导致市场的小幅萎缩。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仅是负面的，还有正面的，这就是中国人举世无双的聪明勤劳。

　　

　　30年前，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决不会想象到今日的富裕；今日，如果我们继续本着经验主义的路径依赖，也无法想象20－30年后的富裕。跳出经验主义的窠臼，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以加薪为起点，我们完全可以再有一个高速增长的30年。

　　

　　200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