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署名为秦晓鹰的文章，《永远不做“奢华大国”》。文章指出，奢华之风不但会极大地固化中国现已存在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而且会加剧权力寻租式的“官腐”和投机赌徒式的“民败”。 “官腐”已经被讨论过许多次了，每年层出不穷的腐败大案、要案、窝案，早就让人对“官腐”现象深恶痛绝却又习以为常了；然而“民败”，却多少让人错愕。“民败”，意指民间百姓的精神败落，我们经常讲官场的贪腐，从大案要案中看出某些官员的精神堕落，但百姓呢？通常置于道德批判者的角色，很少有人反思百姓的堕落。

    2007年，孙立平先生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做《穷人手里没有抵御堕落的资源》，他指出，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正由于此，“民败”是随着“官腐”而产生的必然物，有“官腐”，便会有民败，因为伴随着公务员阶层、商人阶层等在攀比奢华中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拜物主义在民间难免肆虐，这种肆虐所带来的便是民间对利益的畸形追求。要么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要么是达不到目的不择手段，其结果是富者仇穷，穷者仇富，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加剧，分化加剧，社会稳定机制出现大问题。“民败”包括什么呢？譬如民间一边痛骂官员贪腐，一边想方设法和官员拉上关系“走后门”，一边痛骂富人，一边却也可以为了利益对穷人兄弟痛下黑手。官场讲利益，民间也讲利益，大家都是为了利益高声叫喊。

    虽然和“官腐”一样，“民败”只是局部的，但这种局部所孕育的破坏性能量却不可小觑。因为社会心理的仇视一旦流行开来，再想挽回将比登天更难。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反思“民败”是怎么造成的。奢华之风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它充其量是极大刺激了民间对官场、商场等领域的向往和仇视，更关键的不是奢华之风，而是社会向上渠道的堵塞。在传统社会，无论出身草野还是富贵之家，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通过科举和高考改变人生道路者大有人在，但如今，是“穷二代”和“富二代”并存，穷人孩子由于资源有限，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率受到了压缩，而富人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成功。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现在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正在热播并引起广泛争议的电视剧《蜗居》，所反映的正是底层精英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向上流动之后的无奈。由于资源缺乏，即便大学毕业，也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在高房价的约束下，所谓白领往往不过是白领工资的形象代言罢了。1980年代，我们还常常讲“知识决定命运”，“知识改变命运”，但如今在社会资源过度向权势阶层集中的情形下，知识已经很难再说是命运的第一决定者了。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穷人的孩子接受不到较好的教育，农村教育的匮乏自不待言；即使穷人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天分和打拼考取了大学，但要找到好工作，常常需要好的实习机会，需要人脉资源，这些都不是穷人的孩子所能够具备的，而富人的孩子从小接受优良的教育，甚至可以远赴国外求学，其先天性条件远非穷人子弟可比。可惜的是，社会虽然看到了其中所孕育的巨大不公平，也尝试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来缓解这种不公平，但农村教育的落后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彻底改变。曾经发生过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砍手党”村落早已给这个社会敲响了警钟：不尊重穷人，不尊重穷人的权利，穷人一旦堕落，其破坏性将超乎人的想象。

    可是，奢华之风仍然在愈演愈烈，一些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存在某种侥幸心理，认为社会在精神层面出现的堕落与己无关，即使有人看到其中蕴藏的危险，但巨大的改革惰性或改革所遭遇到的阻力，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想法，因为固然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但对于不少人来说，现行体制对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是最有利的，何况他们仍然如余世存先生所言，“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然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制必须得到改变，当越来越多的穷人被挡在上一个阶层之外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富人安枕无忧坐享资源优势的时候，贫富差距的对立和巨大的刺激必然使这个社会遭遇断裂，这种断裂的风险不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因此，该改变的，必须尽早加以改变，“官腐民败”绝对不是也不应是这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此说来，年末要突击花掉的2万亿财政款项，其实早应有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