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

■ 刘涛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感慨道，“1932年对于经济学家可谓是生逢其时。”众所周知，1932年正是20世纪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刻。但与此同时，大萧条又如斯芬克司之谜，吸引了当时包括萨缪尔森在内无数最优秀的头脑，终其一生，试图去破解经济周期背后的奥秘。借用伯南克的话来说就是，“理解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萨缪尔森无疑是其中最为热忱的一位，他甚至公开否认自己生于1915年，反而认为1932年迈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一瞬才是他诞生的日子。

而就在两天前，在世界即将走出21世纪最严重危机的前夜，萨缪尔森却撒手人寰。这一头一尾，堪称“生于危机、死于危机”。

无可否认，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汗牛充栋，身后留下的精神遗产自然也是不可胜数。但撇开那些令人敬畏、过于学术化的公式和模型不谈，站在中国的视角，他的思想宝库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引起思考的呢？

首先，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当认识到，宏观调控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需指出的是，萨缪尔森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内心中既有倾向于市场和自由放任的一面；但又与许多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杰出经济学家一样，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繁荣“过于脆弱”。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涉，甚至还自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者。

但他一再提醒：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已经产生通胀。这对于那些幻想可以持续通过“双松”政策同时实现保就业和低通胀目标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药。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这位前辈更承担了“行为世范”的角色。萨缪尔森在将数理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学方面贡献卓著，其目的是为了提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使之成为一门教人学会冷静的科学，而非拍脑袋的艺术；但另一方面，萨缪尔森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作为经济学家，他从未真正忘记对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几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家应当替穷人说话还是替富人说话”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替富人说话与替穷人办事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他们并未正面回答，当富人与穷人直接出现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些中国经济学家非常聪明地将富人界定为遵纪守法的商人，而将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之徒统统排除在外。但站在老百姓眼里，这样“坏”的富人恐怕才真正代表富人。

作为弱势一方，却总不见有经济学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相反，他们看到太多的经济学家整日衣着光鲜地在电视上与开发商们把酒言欢。这种言与行的不一致，又如何叫老百姓相信经济学家是为他们说话和办事的呢？

令人意外的是，萨缪尔森晚年，却忽然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了，沦为饱受指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制造业工人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失去工作，当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于是他开始质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对于正统经济学而言，这显然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言论。然而，批评他的人似乎没有耐心听完他的后半截话——

“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们可以用税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这样的富人的钱再分配给不富裕的人。这几乎不会阻止我们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萨缪尔森，一位值得敬仰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