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一片博文涉及学术资本主义，它的发展使大学人文学科的课程和研究受到影响。这里转载一篇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该文章从此次危机出发探讨资本主义道德重建问题，认为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文中提到的道德精神浓缩成一条简单的原则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怎样去对待别人”。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重建资本主义道德
作者：拉扎德国际董事长 肯•科斯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石已经松动。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重点对资本、股本和结构方面的漏洞进行了补救。这些努力当然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解决造成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我们不为经济行为重新确立健全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覆辙。
近些年来，金融业已经忘记、或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它自身的角色是从属者，而非主导者。让市场做主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观。我们逐渐认同了市场，但却忽视了这一道德观的真正目的：使我们能够履行一种责任，这是由于共同的人性对更广泛人群欠下的责任。金融家们凭空创造了信贷，却回避了作为创造者的责任。
但是，我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是我们所知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最佳途径。正因为如此，财富创造才是一项责任，企业才必须得到扶持，后一点正是英国影子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所强调的。整个社会也因此受益——只要单个企业都建立在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白这点。他决不像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是一位鼓吹残酷竞争的人士；相反，他认为，如果没有道德基础，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他认为，人们在做出行动时不应完全漠视他人。
为什么我们似乎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我们似乎丢失了道德准则，至少是在商业领域？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短期利益冲昏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忽视了长期责任和互相关联的好处。市场是由人组成的，全球市场也不例外。
在商业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这些人（整个社会）是始终存在的、无形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存在是对人性本质之微观看法的一种驳斥，这种看法在近些年来很是盛行。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重建道德，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道德精神，以使它最大限度的服务所有人。监管尽管必不可少，却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在方框里划勾的草草形式是不能尽到责任的。它没有解决人类的复杂性。我们有精神欲望（对幸福的渴望），有道德精神（一种直觉：若想把事情做好，就要正确行事），还有财务责任。
上述道德精神浓缩成一条简单的原则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怎样去对待别人。”尽管措辞像是圣经上的字眼，但这一训诫却可在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和各个时期找到。它在实际影响力显而易见：如果那些提供有时带有欺骗性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人，曾经遵守这一黄金法则，那么许多苦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尽管金融市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法则，而且很少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我们未能遵照这条举世公认的原则行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极具诱惑性的短期利益的强烈吸引；更深刻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缺少将这条法则融入日常行为的办法。
把原则付诸实践需要一种世界观。从本质上讲，世界观有两个要素：一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假设，以及如何把这组假设应用到生活中。如果把世界观比作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描述的就是人类历程的最终目标——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我认为，故事应该是这样：市场是人民的奴仆。然后，我们就可开始依照资本主义的道德精神行事，把我们道德和精神观念赋予市场。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实践中需要采取三个步骤：范例、教育和参与。范例意味着，领导者必须定下基调。教育意味着，在未来的领导者中建立一种健康的商业文化，并在企业中建立与（比如说）薪酬委员会地位相同的道德委员会。参与则意味着，与其它所有可促进商业发展的社会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增加慈善捐赠，并应对环境退化和贫困。由此，我们就可着手重建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石。
本文作者为拉扎德国际(Lazard International)董事长、格雷欣商学教授。本文内容是基于作者
译者/汪洋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538
重新为市场经济定义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下，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事件。它标志着社会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受控试验的结束——即将德国划分为两个经济区域，一个为中央计划经济，另一个为市场经济。40年后，两个区域的生活水平差距如此巨大，实验不得不终止。
但原因何在呢？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常见描述，将贪婪视为人类的主要动机。承认这一现实，并且尽可能不要施加限制，最容易实现经济发展。尼日利亚和海地都实行这种经济制度，但却没有成功。人类学家柯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所描述的Ik山人也身处这种商业环境，而且依照前副总裁劳伦斯•麦克唐纳(Lawrence McDonald)的记述，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两个案例中，市场经济同样没有成功。
关于市场的成功之道，更为全面的描述包括三个因素。价格是信号——由价格机制指导资源配置，而非中央计划。市场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让经济制通过混乱的试验过程适应变化。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实现政治与经济实力扩散的能力。这是保护社会不受寻租文化影响的最有效的办法。在这种文化中，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不是创造财富，而是依附于别人所创造的财富。
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过于注重第一个因素。但后两个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其结果是，无论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混淆了支持商业的政策与支持市场的政策。这种混淆损害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合理性，并产生了严重的政策错误。
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是市场作为发现过程的最雄辩阐述者。他的论点是先验性的，但得到了事实的论证。从战后东欧集团的失败中，我们得到了这些计划经济在开发上落败的更清晰证据，不仅在消费者产品领域，还包括商业方法，以及除军火之外的几乎所有应用技术领域。
中央化经济体制开展的试验太少。它们会找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何新提议会失败——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正确的。但市场经济的繁荣依靠的就是持续不断、毫无道理的乐观情绪。当这些试验偶尔获得成功的时候，它们便迅速受到模仿。
如果说市场经济更善于创造和传播新观念，它们也更善于摈弃错误观念。在庞大的官僚机构里，诚实的反馈是不受欢迎的，英国政府的药物顾问可以就此作证。在一个威权政权中，这种报告会置提交报告者于死地。
市场迎来颠覆性创新的最常见途径是通过新进入者。市场经济的健康取决于创意的持续补充，其来源往往让人意想不到。如果你在上世纪70年代筹划电脑产业的未来，你会去请教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吗？如果你在上世纪80年代筹划欧洲航空业的未来，你会去请教迈克尔•奥利瑞(Michael O'Leary)或斯泰利奥斯•哈伊楼诺(Stelios Haji-Ioannou)吗？如果你在上世纪90年代筹划零售业的未来，你会请教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吗？当然不会：无论是政治局、内阁还是大公司董事会，都只会去咨询那些与他们一样穿着西装革履的无趣人士。
市场不是一架润滑良好的机器，而是一个不断变化与适应的生物系统。多元主义是它的动力，混乱是它的本质，而固有的不确定性则贯穿于它的发展始末。如果我们可以预测市场将如何演进，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市场了。
本期专栏基于约翰•凯(John Kay)在温考特基金会(Wincott Foundation)发表的年度演讲。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