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风风火火，打黑成效有目共睹。但是，全国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像重庆这样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重庆打黑模式能否推广？这是值得人们期待的。重庆打黑之后，另一个打黑行动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中国足坛的打黑。很多年以前我就决定不看中国足球、不关心中国足球。这次足坛打黑传出消息说，针对中国足坛的打黑，有关部门已经秘密进行了十年，可见其黑的程度。虽然我对中国足坛已经很生疏，俱乐部和球员的名字都搞不清，但我宽慰自己说，如果前几年我没有做出拒绝看中国足球的决定，那么，这些年里岂不都在观摩足坛黑社会的表演？买一张球票都会变成资助足坛黑社会。幸亏我及早认识到中国足坛之黑，拒绝中国足球，才避免了自己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然而，对于种种黑恶现象，仅仅眼不见为净、置身事外是不行的。足坛之黑危害还比较小，其他领域的黑恶现象，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就很大。所以，多年以来，我做了不少法制宣传方面的工作。近日，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打掉黑恶势力团伙13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000多名。公安部网站还指出，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异地用警、异地办案等专门工作机制日臻成熟”。这让我联想到多年前，中纪委惩办重大贪腐案件时，也多次使用类似的“异地”手段。在最近重庆的打黑行动中，这种“异地”特征也非常明显。薄熙来就是异地的地方官，王立军也是“异地”的高级警官。为什么在打黑反贪中，“异地机制”能出奇效？只要看看打黑的对象就会发现，文强以及一批黑恶势力头目，都是本地的。
“异地机制”简单说就是把人情、面子、关系网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虽然一个优秀官员也能“挥泪斩马谡”，但是，人情关系网、利益关系网肯定会相当程度上束缚住很多官员的手脚。这就是中纪委、公安部在反贪腐、扫黑恶行动中经常使用“异地机制”的原因。从更远的历史角度看，这种“异地机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行政制度中早已有的一个严格规定，叫做回避制度。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异地机制”，实际上只是古代回避制度中的一部分，叫做“地区回避”。
古代的“地区回避”有很详细的规定，简单说就是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对于“地区回避制度”的松紧，一般体现在对“本地”的不同理解上。有的把本地定义得比较小，比方说一个县和相邻的县，也就是说，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及相邻的县当官；有的把本地定义得更大，比方说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当官。当然，“本地”概念扩大到本省后，地区回避往往是指某些级别以上的高级官员；还有的把本地扩大到出身地和寄居地，也就是说，虽然某官员不是在本地出生成长，但是在出生地之外的某地长期居住，当官也要回避。古代寄居地的回避还有更为详细的规定。比方说在京城等行政机构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地区回避和寄居地回避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古代官员任命制度中，还有一个规定：在官员行列中，专门分出一个系列，叫做“亲民官”。所谓“亲民官”就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职位，比方说市长、法官、警察局长等。换句话说，在部委机关集中的京城等城市，坐办公室、很少与百姓直接接触的，可以不用遵守“地区回避制度”，但是，那些经常要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官位，依然还执行“地区回避”。
把现在的“异地机制”和古代的“地区回避”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不同。“异地机制”更主要的是出现问题后，处理问题时采取的事后措施。这种方式在古代也有。例如在宋代，如果某人在本县接受审判，觉得审判不公，可以上诉。上诉后的再次审判，不一定像现在这样从区法院升到市中院，再升到省高院，而是平移到另一个地区的法院。中纪委在打击贪腐的行动中，经常采用的“异地审判”，其实就是这种方式。但是，仅仅采用“异地审判”还不全是“地区回避”的本质，“地区回避”实际上是从官员任命的开始，就开始实行“异地机制”。
前不久看到一个报道说，国内某地的一个县城，县政府各机关被几个家族长期把持，这几个家族的成员分别占据了县政府各个重要的官位。这种现象必然会造成官官相护、任人唯亲的结果。一旦出现问题要处理的时候，说情、钳制等关系网便开始发挥明的、暗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官员任命的时候，没有坚持中国古人早已实行的“地区回避制度”。我曾经说过，如果当今中国坚持古代的“地区回避制度”，像陈良宇这样的官员就不容易出现。结合重庆打黑问题，如果执行“地区回避制度”，文强这样的官员也不容易出现。就算当年文强做了一些贡献，要提拔文强，如果把他放到本地之外的地方，文强等人未必能形成在重庆的关系网，重庆的黑恶势力也未必会像现在这样盘根错节，涉及面如此深广。
我曾经批评某些崇洋媚外者的“制度崇拜”，在这里要稍微修正一下。仅仅从中国古代严格的回避制度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古人是非常注重制度建设和制度设计的。因此，我们反对的“制度崇拜”，其实是反对对于外国制度的崇拜。比方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其实与“地区回避制度”的内涵正好相反，它不主张地区回避，反而会因为本地化而获得选举优势。目前在我国乡村行政体制中，选举村长之类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大量的“贿选”现象。村官级别较低，地区回避意义不大，实行起来也没必要，但是，如果把这种现象扩大到县一级、市一级，选举就很容易造成地方利益集团占据政府权力的现象。选举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瓜分权利的方式，近日在菲律宾发生的流血惨案，其实就是西方选举制度与地方利益集团紧密结合的产物，而中国古人的“地区回避制度”，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力求避免这种现象。
很多人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东方社会，往往只强调东方人所谓的“民主素质”，觉得是东方人民主素质太差，所以要等到未来提高了素质才能搞西式民主。其实这是一个误判。东方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长期注重家族关系。注重家族关系并非完全不好。但是的确也有不好，那就是容易形成人情和关系网。因此，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实际上就是针对注重家族关系的社会现实而制定的行政制度。西式民主之所以在西方社会相对有效，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关系网，而是西方社会的家族关系网远没有东方社会这么普遍。因此，东方社会注重家族、注重亲情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西式民主引入东方社会，常常会出现水土不服，这才是西式民主在东方社会普遍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式选举在东方社会，更容易成为地方利益集团得心应手的工具。
那么，东方社会注重家族、注重亲情的传统是否需要改变？事实上，这种传统已经被改变了不少，但还是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彻底改变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个社会真的变成人情冷漠也很悲哀。因此，在这个长期遗留的传统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理解这一传统的益处，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到，这一传统如果与西式民主无原则地结合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我时常说要面对中国现实，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地区回避制度”更适合中国这片土壤。我们不否认选举制度也有它的益处，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上，西方的选举制度，比方说基层村干部选举，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当今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造。
从中纪委、公安部打黑反贪的“异地机制”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制度措施往往更有效，因为它是在这片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制度，它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强。当今中国在借鉴西方制度时，不能照搬，同时，也应该借鉴中国古代的制度。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就应该吸取精华，适当调整后，重新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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