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在于有国内的和谐稳定，一方面在于有国际的和谐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文化失败，那么首先就可能败在台湾。第二，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

李登辉曾出版一本书叫《七国论》，[1]在海外影响比较大。他在其书的第七章中明确地提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七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七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七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他所列七块，除台湾外其余与李登辉所主张的亦无太大不同。

从以上资料可知，李登辉的“七块论”是反华势力的一次整合和显现，并不是李登辉一人所为，以上提到的三个人都与李登辉有瓜葛。这说明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处境、未来都很危险。以七国论为代表的各类中国分裂论让使得中国变得更为复杂。西方梦与日本和美国联手的梦，如果是现代国家做出的，那么到底是为谁？因此，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这是为什么？正是因为中国腹地内部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这是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合议，而在21世纪初台湾的李登辉加以系统化的东西。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2]王国维在他的后期研究的蒙古史，以及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所以要学西学；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然后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晚年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我敢说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韩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仅仅军事强大就可以了吗？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冲突不断，血流成河。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图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经《妙法莲花经·卷六》局部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我坚持认为：文化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化都将过去，成为常态，是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需要去检视这个冲突而化解这个冲突，这需要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然而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却很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人了。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危险是很明显的。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它强调：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不同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3]著名东欧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说法，而是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强调“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他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4]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需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同一种文明内部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了，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5]很多人认为今天是个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实在应该居安思危！中国因为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崛起，使得日韩等感觉到“雁形”经济的领头雁可能是未来的中国的时候，那么亚洲的复杂化使其正坐在“火药桶”上。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肆无忌惮地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确实是真正崛起了！于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早已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污蔑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因为在政治、经济上中国无可避免地崛起，所以有些人就在文化战争上打主意。“文治武功”的“文治”之所以要摆到“武功”之前，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谁把握了“文化”这把钥匙谁就得天下，谁把握了“人心”谁就顺承天下。相反，仅仅是敌对攻打，最后的结果就如现在的伊拉克一样。钢琴曲《巴格达的星空》那分外清澈的旋律，使人感到难以平息的郁闷，因为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但代表西方文明高峰的美国却用它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击中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脉动的心脏——巴格达。事实证明，发达文明也许会反过来对其母体进行打击，这意味着文化对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是在多极世界中相当重要。

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入人心，成立国家文化安全机构，加速编制国家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也就日益紧迫。[6]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实施机构从事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规范、研究，那么国家文化安全就很可能还是无法达到，也不能对积极应对国际文化争端。而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正是国家文化安全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中国遭受妖魔化和误读化

20世纪大半个时期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7]和“走出东方”[8]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观点，[9]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10]大半个世纪以后，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结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有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它的指标是人均GDP1000美金，要求是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正在做。第二次现代化是人均GDP3000美金以上，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是其表征。[11]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也日益突出。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到西方偏见是攻击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有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包括五帝和夏、商、西周在内的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从西汉的刘歆开始，历代学者就想尽各种办法推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但两千多年过去了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12]于是，在学界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疑古”中，人们只能从《三字经》模糊的记载中远看中国史前史：“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1996年5月16日，国家“九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等四位首席科学家领头下，组织了多个单位的多位专家联合攻关，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的问世将我国的历史准确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13]

图 浙江绍兴大禹陵

但只隔了两天，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11月10日）刊载一篇署名为Erik Eckholm的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的文章，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批评说，这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年，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准上，表明这是一种政治和民族主义上的冲动。此前2000年7月20日，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刊载署名Bruce Gilley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该文认为：中国把夏朝列为中国神圣历史的证据，其意义等同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吹嘘自己历史，中国发动此项工程的目的值得怀疑。2001年6月，北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刊出一篇长文，摘译报道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外引起的讨论，[14]其后《中国文物报》又花了一整版篇幅，予以摘要刊登。[15]

在我看来，《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反映出西方学人中仍然存在相当的文化种族偏见。虽然一些汉学家立场中肯，但有其他不少人附和西方媒介，不仅完全否定夏商周工程，攻击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性的正当学术性质疑，加码到对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无端怀疑，进而借古讽今，称中国学者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不少西方学者继续怀疑夏代的存在，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问题很多，值得在分析批判的同时，认真地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有一部电影叫《刮痧》反映了这样的文化偏见，在西方人看来，把孩子的背弄得那么红就是残害儿童，虐待儿童吗；而在中国人看来，爷爷给孙子刮痧是关爱他，而刮痧背后呈现出的是五行经络，代表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怎么能说是虐待儿童？东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其中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化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在黄土高坡奔跑着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的人，同样很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的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了。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块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最后，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今天的美国男人之手不能再抚摸他了。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以上例子说明了西方人的文化偏见虽然根深蒂固，却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并非决然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时期，必须弄清经济与文化的紧密关系。经济高速发展并非以文化低迷为代价，相反，经济应该在振兴的同时促进和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整体意识，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我想强调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后，如果一味全盘西化，还有什么可以代表东方文化？如果到了40年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综合国力接近于美国，或20年左右等于日本发展水平时，中国能以怎样的文化精神形态出现在世界面前？19世纪以后，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全盘地“拿”来，导致中西方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我坚定认为，中国必须从最初的挪用走向自己的文化创造，这才是这个民族的未来。

其二，文化是否重要？显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想实现两次现代化的平衡过渡，要想使西方“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化解，就是要重新发现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