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帝国在行动》
—— 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目 录
自 序
前 言 （略）
第一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4
三井财团成功地将上海宝钢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并将其打造成一部 “超级提款机”，从而在铁矿石涨价、海运费上升和钢材物流布局中享用着一道道美味大餐。在分享中国钢铁红利的同时，一个更庞大的战略正在酝酿，三井财团推进的“大东亚钢铁共荣圈”开始逐步形成。
第一节 启动中国攻略••••••••••••15
第二节 向全方位和纵深发展••••••20
第三节 占据上游制高点（略）
第四节 高明的玩家••••••••••••••24
第五节 梳理中国钢铁产业链（略）
第六节 大东亚钢铁“共荣圈”（略）
第七节 谁来主导中国钢铁联盟？•••29
第二章 踏上四通八达的跳板 •••••••••••••••••••••35
中国著名的“新浪网”是由四通集团创立的，而四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辉煌一时的产品“四通打字机”却与三井财团密不可分。因为四通最初的贡献，富士通、松下电工、瑞萨、ALPS公司、Ferrotec公司等一批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如今已经在中国市场茁壮成长，枝繁叶茂了。
第一节 “慷慨”的帮助••••••••••36
第二节 搏弈、竞合、抛弃••••••••41
第三节 鸠占鹊巢，借壳生蛋••••••••45
第四节 大中国工程（略）
第五节 活跃在全球居民周围（略）
第六节 失去的十年（略）
第三章 种下一棵“摇钱树” ••••••••••••••••••••••51
三井财团目标是将曾经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彩电的“上广电”（SVA）打造成“中国的索尼”。在此过程中，索尼、东芝、松下、NEC等三井财团的重量级企业借助上广电这棵“摇钱树”，都参与到了对中国电视产业链的战略统合之中。时至收获季节，曾经种下的摇钱树开始哗哗作响了。
第一节 重复“引进-再引进”的老路••52
第二节 种下一棵棵树苗•••••••••••••56
第三节 不由自主的 “龙头”•••••••••61
第四节 暗中的统合（略）
第五节 日本领头 “雁行模式”（略）
第六节 政府担当怎样的角色（略）
第四章 隐藏的垄断与共谋 ••••••••••••••••••••••••71
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为首组成的6C联盟和3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擎起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剑。此后，针对中国民间企业主导的EVD联盟的反抗，三井财团又通过“东芝HD-DVD阵营”和“索尼BD阵营”分别整合清华大学和中国华录集团的力量，实施“以华制华”的战略。
第一节 挥起专利大棒•••••••••••••••72
第二节 竞争背后的垄断•••••••••••••77
第三节 红光PK蓝光•••••••••••••••82
第四节 相煎何太急•••••••••••••••••87
第五节 内容为王的铁律（略）
第六节 中国需要怎样的产经体制（略）
第五章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 •••••••••••••••••••••••93
三井财团曾经错误地估计中国3G手机牌照发放的时间，也低估了中国政府对国产标准的支持，造成了早期的市场战略被打乱。NEC、松下、东芝、三洋这些三井财团的企业在试水中国2G手机市场之后，采取“以退为进”战略，隐身中国3G市场。其中，NEC摆开了“3G，以中国为核心”的棋局。
第一节 3G产业的幕后推手•••••••94
第二节 咄咄逼人的实力（略）
第三节 目标中国，以退为进•••••99
第四节 布局中蕴含的野心••••••103
第五节 整合资源再发力••••••••107
第六节 韩国带来的启示（略）
第七节 中国缺失“综合性企业”（略）
第六章 无敌的商人道 •••••••••••••••••••••••••••113
人们熟知的丰田集团是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深受三井商业文化影响的丰田集团向来以夺取商权为根本目标，其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隐藏的三井）身上。丰田通商与丰田汽车如影随形，在中国悄然投资了120多家企业，分布在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并不断延伸到其它领域。
第一节 影子丰田在中国••••••114
第二节 丰田汽车商社••••••••119
第三节 产业配套体系••••••••124
第四节 决胜流通领域（略）
第五节 价值综合者（略）
第六节 像商人一样思考（略）
第七章 商场如战场 •••••••••••••••••••••••••••••132
中国燃料油垄断企业“中航油”，曾经被《求是》杂志盛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却浑然不知地掉进了三井财团的大网中，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随后，三井财团的期货公司和战略研究所在中国境内展开行动，对中国能源市场和政策施加影响。
第一节 巨亏背后有玄机••••••••133
第二节 “3对1”的庄家赌局•••138
第三节 事后现身的操盘手••••••142
第四节 遏守咽喉，卡住物流（略）
第五节 情报力与战略视野（略）
第六节 学费不能白交（略）
第八章 “商人幕府”的真经 ••••••••••••••••••••149
为争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财团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基本上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中的原班人马。有所不同的是，在台湾出面领头的是“三井”，而在大陆换成了“三菱”。以台湾的“市场换政治”和大陆的“市场换技术”为背景，日本财团两岸通吃，满载而归。
第一节 政治挂帅显神通••••••••••••150
第二节 “三位一体”的攻势 •••••••154
第三节 进军中国“大提速” ••••••159
第四节 陨落的“中华之星”（略）
第五节 韩国为什么能？（略）
第六节 呼唤“中国产业军团”（略）
第九章 谁在觊觎“核按钮” ••••••••••••••••••••166
根植中国电力市场多年后，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以54亿美元收购了有“核电鼻祖”之称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从而顺利地从中国政府手上获得了80亿美元的核电设备合同。与此同时，三井财团还借助中科院和韩国企业的力量切入中国电力装备市场，并且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展开“核原料”的争夺。
第一节 悄然的渗透••••••••••••••••167
第二节 从“三峡”到“2008奥运会”(略)
第三节 抢占中国核电市场••••••••••171
第四节 “一鱼多吃”的手法（略）
第五节 资源争夺引发“核大战”•••••176
第六节 日本是怎么赢的？（略）
第十章 财团就是力量 •••••••••••••••••••••••••••181
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这种财团体制充满着家族文化和商帮文化的浓厚色彩，而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则直接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
第一节 对抗列强的坚定意志••••••••182
第二节 合纵连横，网状生存••••186
第三节 忠诚的经理人队伍（略）
第四节 争夺全球“商权”•••••••191
第五节 金融战败的教训（略）
第六节 新的丰收季节••••••••••195
第七节 从内看是社会主义（略）
后 记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后很快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强国，更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如今，美国借助金融实力控制着宏观经济领域，日本则一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气势，扮成一个“失去10年”的虚弱巨人，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
日本“装穷”为哪般••••••••••••201
微观经济的王者••••••••••••••••202
民族品牌的背后••••••••••••••••203
岂只金融有风险••••••••••••••••205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206
第二章 踏上四通八达的跳板 新浪网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4月29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中文网站的启动。这个四通利方公司是四通集团1993年创立的。然而时过境迁，在新浪已经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的著名企业时，四通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 四通公司于1984年诞生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日后会经历那么多的坎坷和动荡，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隔海相望的一个叫三井的日本财团联系在一起。三井物产十分看重四通的销售网络和人脉，并为四通初期的发展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 在三井物产的积极扶持下，“四通打字机”这个四通集团最辉煌的产品顺利诞生。四通需要日本企业的配件和技术，三井物产便积极奔走，为双方牵线搭桥。在四通扩张的过程中，三井物产扮演着好帮手的角色，为四通引来了众多的日方合作伙伴。 松下电工、富士通、乐天（LOTTE）、三菱电机等日本企业纷纷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与四通合资建厂。四通在客观上成了三井财团带动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一块跳板，而“与巨人同行”的四通却没能跟上巨人的步伐，最终丧失了所有筹码。 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但它缺少中国本土资本的扶持，只得充当三井财团的战略棋子。因为四通最初的贡献，富士通、松下电工、瑞萨、ALPS公司、Ferrotec公司等一批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已经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作 者 题 注 导言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谈到在中国的三井企业成员时，除了提到“上海宝钢”，再就是“四通集团”了。人们熟知段永基，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新浪网创始人、前任新浪网联席董事长。但是，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提起段永基曾经受到深谙多元化投资扩张之道的三井物产的启发，尝试发展中国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第一人。 第一节 “慷慨”的帮助 初识日本商社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四通集团以开拓者的身份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它与三井物产的不解之缘尤为值得一提。四通集团的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有一条线索却十分清晰。这条线索就是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财团企业与四通合作的历史。三井与四通建立起的关系还要从开发“四通MS-2400打字机”谈起，王缉志（四通打字机主要研发人）在他的《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一文中透露了很多线索。 四通公司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当时屋中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几把折叠椅和一个保险柜。偶然的机会，王缉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老朋友王安时和沈国钧（两人都是四通创始人），听说他们正在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王缉志在1984年6月加入了初创的四通公司，11月辞去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其实，王缉志本人也并不一定知道，他与三井财团的缘分早在参加上海宝钢工程建设就开始了。上海宝钢的技术和设备来自与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新日铁。为此，王缉志曾在1979年底被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准备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又称：个人电脑，PC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 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微机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从他的DATAMAX公司购买了DATAMAX 8000主机。在一位朋友王安时（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的推荐下，王缉志买下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然后，从港商那里订购了日本伊藤忠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推销的一种新型打印机，而且可以先拿去试用，不合适还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伊藤忠商事提供的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王缉志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居然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随后，王缉志动员他的研究小组，经过一个月钻研，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不久，王缉志研究出了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由于王缉志用伊藤忠商事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王缉志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伊藤忠的打印机。此时，王缉志意识到应该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很想找伊藤忠商事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他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从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商人的合作中，王缉志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王缉志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以贸易带动投资 1984年，王缉志进入四通公司后，马上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时，刚成立的四通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生产的3070打印机，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其实，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这也是双方合作的开端。 四通公司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1985年初，四通公司又从日本伊藤忠商事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四通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这一年，四通公司以1570型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和市场占有率，1985年3月，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和总工程师王缉志两人到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在会谈中，四通公司希望与三井物产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由三井物产投入开发费。万润南分析市场认为，产品开发成功后，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而四通可从三井物产进口大批文字处理机的硬件。万润南还表示，如果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日方的损失。 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对市场有敏锐的嗅觉，不会放过这样大的商机。谈判仅花了2个小时，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当场决定出资100万美元支持四通公司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后称：四通打字机），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四通公司与三井物产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这次三井物产的慷慨出资，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四通公司以往没有与三井物产的贸易业务，双方的合作很难谈成。日本企业投资的理念从来都是采用贸易带动投资，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为领头羊。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已经从三井物产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三井物产相信了四通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三井物产不能不心动。总之，四通和三井物产从单纯的买卖关系转为在资本和技术两方的实质合作。 贴牌生产的“四通打字机” 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是投资者，自己本身并没有研究开发的力量，所以选择了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物产向四通公司提出了三类开发方式供选择：一类是索尼（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贴牌生产）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 在三井物产的安排下，四通公司技术人员到了一家从事OEM工作的“ALPS电气株式会社”（简称：ALPS电气）参观。在中国，四通公司的人从未听说过ALPS电气，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当时，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ALPS电气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索尼（SONY）牌的，他们还为三洋（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 现在看来，索尼、三洋、ALPS电气这三家公司实际上都是“三井-住友”这个大财团体系下的重要关联公司。索尼创业的初期，三井财团在索尼的融资和投资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井银行积极的购买索尼的股票，为索尼公司日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为三洋的创始人与松下关系密切的缘故，在三洋初创时期的多个关键时刻，都是住友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ALPS电气的大股东主要来自三井-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也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 四通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四通公司与ALPS电气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物产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三井物产拿来了一台当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1986年3月，四通MS-2400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开发小组的人员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终于到4月11日，机器的调试成功了。三井物产和ALPS电气的领导都来向开发小组祝贺，并且称赞王缉志率领的开发小组说：“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两个月后，1986年5月16日，四通迎来了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中国打字机市场的经典之作——四通MS-2400打字机。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经过不断改进，到1987年5月16日四通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宣布四通MS-2401打字机正式推出。三井物产的评价是，MS-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 然而，在一次会议上，四通集团总工程师王缉志听到三井物产的负责人是这样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从三井物产的话外音中，似乎听到这样的暗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应该从事软件开发。 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 四通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叫“四通的第一”，专门介绍四通光辉的历史。其中，除了“第一个真正民有民营的高科技企业”和“第一个推出自主知识产权、年产值超亿元的电子信息产品——四通打字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一个建立遍及全国的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系统”。就算是到了现在，有相当多四通旗下的企业仍然具有贸易职能，销售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外国的进口产品，来自日本的产品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三井物产和四通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半散装件（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索泰克），把四通MS-2401打字机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合资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 由于段永基更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被任命为合资公司的总经理，王缉志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从那时候起，四通MS-2401连同后来以MS-2401为原型开发的MS-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一时间在办公自动化领域确立了龙头的地位。 在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眼中，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1987年底到1988年期间，四通名下出现了24个二级法人单位。比较知名的有四通电源、四通自动工程化、四通PC等公司。此后，四通陆续建立了包括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在内的庞大销售服务网络。到1992年底为止，共销售四通打字机10多万台，占据了国内高达80%的市场份额。 不仅要有销售网络，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脉网络。而对于三井物产来说，选择四通作为合作伙伴时，最为看重它的人脉。众所周知，经营企业离不开人脉的建立和维护。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策体制和观念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四通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多方面的资料显示，四通创业的资金是从四季青乡借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的贾春旺的居中协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通初期，创业元老沈国钧和李文俊（四季青乡长李文元之弟）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协调，由此可见四通对政府资源的重视。在四通1997年、1998年陷于严重财务危机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四通总裁段永基被市政府请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去当了总裁。 第二节 搏弈、竞合、抛弃 在与三井的斗争中打了败仗 在1988年，四通MS-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人民币，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办公自动化部（通称：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 四通并不满足于MS-2401打字机的旺销和眼前的利润。1988年，四通的领导专程赴日本对打字机部件的成本进行调查，得知MS-2401的机芯产自富士通公司。四通假借其它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获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并计算得出MS-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合计仅300多美元。于是，四通要求三井物产对进口打字机散件进行分项报价，如果某项的报价高于四通调查得知的最低价格，就自行采购。 精明的三井物产拒绝了分项报价的要求，于是四通就向三井物产施加压力，甚至停止了从三井物产进口MS-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三井物产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物产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自己解决。 四通公司接受了三井物产设下的条件后，三井物产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四通认为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但是，当四通再次向富士通询价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其实，三井物产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 这时候，四通公司发现自己在与三井物产的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物产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物产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但是，直到1991年花了三年时间，MS-2406才面世，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 本来MS-2406是为了取代MS-2401而推出的，但采用日本技术的MS-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MS-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MS-2411，四通对于三井物产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即使四通公司自己研究开发的MS-2406，也需要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从而使得香港四通公司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在北京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还将大量开发费转到香港四通公司，等于是被香港四通掏空了。 在此期间，由三井物产、四通集团公司、香港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合资兴办了一家所谓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索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现在的深圳四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三方分别占25%、5%、70%股份。该合资公司注册时间是1989年4月1日，资本金500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700万元人民币。截止1993年12月，创产值7亿多元人民币。显然，这家公司很少的投资却有如此高的产值，说明其实质上是贸易型的组装企业。 掉进合资的陷阱 尽管在四通打字机项目上，四通与三井物产、富士通因为分项报价曾经产生过不愉快，但三者的合作仍然继续了下去。1989年10月份左右，在三井物产的大力协助和推动之下，富士通派遣人员到中国考察四通及其合作伙伴，研究是否可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与四通合作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充分认识到了四通所具有的各方面的价值，这也是并不熟悉中国打印机市场的富士通最后决定与四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6月，在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特机部的基础上，四通、三井物产、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深通打印），从事打印设备的生产制造，公司注册资本300万美元。深通打印最早在国内掌握了打印头组装、检测及打印针焊接等关键技术，其生产的四通打字机核心部件——打印头、机架产品曾占全国市场的80％以上。在深通打印的历史上，主要的合作对象是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和富士财团的OKI（冲电气株式会社），合作的方式都是以加工组装为主。 然而让四通恼火的是，在深通打印建立后不久，富士通就开始另立门户。深通打印总经理范为强的文章《三次股权转让深通彻底和日资拜拜》透露：“从1991 年深通成立后不久，四通和日方股东的关系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富士通又跟南京734 厂合资成立了他们占60% 的股份打印机公司，并把其打印机放到这家公司生产。”深通打印也曾积极争取过生产富士通品牌的打印机，但被富士通拒绝了，理由是深通打印在为四通打字机提供配套，不能够生产打印机整机。 富士通给出的回答尽管刺耳，但这却是它对四通价值真正的定位。在富士通眼里，深通打印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富士通这一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相当重要，这意味着富士通和四通公司合资的定位大有文章。合资是为了赚钱，但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只不过是四通没有看到罢了。对于其他来自日本的合作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在它们看来，四通可以算是合资伙伴，但实际上“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才是四通真正的价值。 1996年，富士通就已经位居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三甲。同年，富士通极力拓展经销渠道，使得下属的经销商数量猛增到93家。另外，在广告投放上，富士通也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面。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富士通已经成为了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上的领导者，以DPK700窄行票据打印机为代表，富士通凭借着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绿色环保的优势，成为了政府、金融、医疗等行业首选品牌。 当四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富士通控制之后，香港四通于1998年决心收购富士通在深通打印的全部股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四通甚至还将深通打印做成大幅亏损，最终以16万美元的代价获得了富士通拥有的全部股份。借助深通打印，富士通实际上早就成功地获取了所需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信息。此外，富士通早已经通过技术、设备转让和零部件供应贸易等方法收回了投资。原本就精于开拓市场的富士通，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放弃深通打印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结局是为他人铺路搭桥 前来四通公司淘金的日本打印机企业不仅只有富士通一家，其传统竞争对手OKI也加入到与四通合作的行列。2001年，日本OKI DATA公司（日本冲电气（OKI）株式会社的打印机工厂）希望收购深通打印60%的股份。OKI希望通过投资深通打印以加大对中国市场份额的占领。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收购工作班子，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摆出了一幅势在必得的架子，甚至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OKI DATA（中国）有限公司。 也许是从与富士通的合资中吸取了教训，四通公司这次没有轻易答应OKI公司的合资要求。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在经历了多次的瞪眼睛、拍桌子、摔资料之后，OKI公司终于丧失了对深通打印的信任。尽管双方在合资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但由于利益分配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谈判的破裂。2001年9月12日，OKI公司单方面决定退出谈判，放弃收购深通打印的工作，而准备采用独资方式到深圳设厂。 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公司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而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作为四通与日方最早的合资企业，深通打印的经历充分表现了日本企业实用主义的作风。尽管借助四通打字机的辉煌，深通打印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但当三井财团发现深通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时，便果断地抛弃了四通这个合作伙伴。 曾经促成四通与富士通合资的三井物产分为两个阶段退出了深通打印。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深通打印的大股东深圳索泰克（SOTEC）电子公司到期清算。三井物产持有索泰克25% 的股权，当索泰克经营期满转入清算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得以让出了自己间接持有的深通打印的股权。第二阶段，也是三井物产从深通打印完全撤出，那是深通打印停止组装四通OKI 打印机的2004 年。三井物产象征性地以不到5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25%的股份转给了深通打印，最终完全退出了深通打印。 到此为止，四通公司圆满完成了作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协助富士通登陆中国专业打印机市场的任务。由此可见，实际上从一开始，四通公司就是一个壳，富士通正是通过四通公司才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概括地讲，日本财团跳板战略的基本步骤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对于四通公司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铺路搭桥。如今，富士通在中国市场上却已经是“大红大紫”了。 2007年12月，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的DPK500宽行通用打印机再次在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中标中国银行总行打印机设备采购项目，签订了近4000台量的大订单。在此次合作之前，南京富士通与中国银行还在窄行通用打印机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富士通DPK300窄行通用汉字打印机在中国银行总行上半年的采购项目中成功入围，目前仍被中国银行各省分行陆续的批量采购。 满怀收获喜悦的富士通，在其中文网站上写道：“富士通公司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在通信、计算机、软件开发、半导体以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十年来，富士通在中国的总投资金额超过19亿人民币，共设37家公司，员工18000多人。1995年5月成立的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富士通在中国事业的统合和战略制定。” 第三节 鸠占鹊巢，借壳生蛋 “四通”成为孵化器 在新兴高科技产业之外，被外人视为最善于资本运作的四通集团领导人段永基很早就开始涉足金融业务，这是段永基在向三井物产咨询海外扩张思路时得到的答案。1987年，段永基升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年12月，四通就成立了作为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四通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四通财务公司具备了筹资和融资的功能，类似日本财团主办银行的雏形，但是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1991年，段永基就任集团公司总裁，全面接掌四通集团，推行“与巨人同行”的二次创业战略，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里所谓巨人首先就是“三井物产”。1991年至1996年这段时期，四通、三井物产共同与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工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与日本LOTTE和韩国LOTTE制果合资建立“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合资成立“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四通的创业者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其拥有的人脉是普通的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作为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到政府、学术界、国有大型企业等等各个方面的人和资源。事实上，作为三井财团核心组织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选择四通公司为孵化器，在中国本土培育出众多合资企业，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以合资为切入点，三井物产率领的日本财团企业群借助四通这个壳，得以把握各种网络资源，从而顺利登陆中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住友财团的松下电工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1993年1月19日与四通合作，在北京合资建立了“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四通松下），从事照明、配线器具、电器产品的制造。因为有三井物产介入，合资公司获得了资金上的支持。在经营活动中，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根据日本的银行运作政策，向日本银行信用贷款筹资40亿日元，无须担保，也无须抵押，年息仅0.86%。 “松下电工”的历史，可追溯到1918年松下幸之助所创建的“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与“松下电器”都起源于同一个母公司，互相之间是“兄弟公司”的关系。截至到1999年，松下电工集团拥有日本国内关联子公司64个、海外关联子公司40个、以及符合“持分法"的公司8个，开展了照明、信息设备、电器、住宅设施建材、电子材料、控制设备等范围宽阔的业务活动，具有从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设计施工、直到维修服务的一条龙体制。 通过与四通的合作，使得松下电工获得了中国市场的第一手情报，也逐步与四通的经销商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由此，松下电工开始积极推进在中国的投资和营销战略，1997年9月独资成立了“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松下照明）。这是一家全部承担日本松下电工在华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4,649万美金，1998年7月开展业务，自1999年8月开始经销在华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2000年3月，北京松下照明全面开始销售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并以大连、北京、苏州、上海、福州、厦门、广州为生产基地，投资建厂15个。 侵占和接管网络资源 2000年10月，松下电工开始改变在华投资的策略，从前期分散独立式的投资向后期的集中统合转变，并着手建立各合资公司间的网络联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对此的描述如下：今后将继续集中各合资公司的总设机能，统扩财务、人事及法务部门业务，统一管理售货管理，支援各合资公司的高效运营。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利用四通等中国合资伙伴培养起来的销售渠道和制造企业，松下电工的转型才能够水到渠成。 在同一时期松下电工开始了针对经销渠道的“授权”行动。对于没有松下电工授权的经销商，将采用严厉的措施，制止其经销松下电工的产品。与其说松下在“授权”，不如说是在“收权”。在强势的松下电工面前，分散的经销商根本就无力抵抗这样的清剿，于是纷纷投降。最终，四通与松下电工的合资企业“北京四通松下”的网络资源几乎被松下电工全部侵占和接管了。 如果打开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页，查找经销商名单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这份名单中，有10家经销商的名字中带有“四通”二字。经过调查，这些经销商的身世原本的确与四通有关。个别企业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1984年，那时松下电工还没有在中国投资设厂。然而现在，这些企业已经被纳入到了松下电工的势力范围，和四通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此时，在松下电工积极的市场运作下，四通集团很快失去了松下产品的分销权。为此，香港四通电子开始积极拓展以四通为品牌的照明产品。但是，2002年9月25日公布的中期财报上，对于四通有这样不利的描述：“本集团于2001年推出‘四通’品牌的照明产品，于2002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销售比2001年同期下跌，主要是由于在2001年上半年终止对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松下’产品的分销权所致。” 注重营销的日本企业，尤其是三井物产这样以贸易为主业的综合商社，更是不可能低估四通网络的战略价值。如果仔细观察，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只不过它缺少中国本土大资本的支持，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财团谋求发展。一旦他的渠道、人脉被松下电工所熟悉和掌握后，四通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四通愿不愿意，它都会被日本财团边缘化，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将手中的股权廉价转让给日本财团企业，换得一些现金去投身新的资本运作。 2001年，四通集团将四通松下35%的股份转让给松下电工，仅剩象征性的5%的股份，获得约1.349亿元的现金。北京四通松下电工公司中的“四通”两字被抹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网站上也仅能见到这样的介绍：“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1月19日，是由世界一流企业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资兴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注册资本为4000万美金，公司英文名称缩写为BJMEW。” 在收编北京四通松下之后，松下电工并没有收手。2006年，松下电工又聘任朱希铎为松下电工（中国）公司总裁。朱希铎有在四通工作的15年经历间，曾经有3年是以四通常务副总裁身份出任四通松下电工公司的董事，曾经参与过四通跟三井物产、三菱电机、富士通、OKI、日立等的合作，并作为四通松下电工产品中国销售的总负责人，使松下电工的产品销售在中国市场从零起步，逐渐形成中国的著名品牌。因此，四通松下电工的照明产品和配线产品的市场做到了全国名列前茅，月销售额最高可达3000多万元。 对于朱希铎的加盟，松下电工的解释是希望选择一个曾经与之有良好合作经历的人来做高管，这样彼此会相互信任。至此，松下电工利用四通进入中国的全过程得以结束。四通不仅丧失了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落得一个人财两失的境地。此时，松下电工已经在中国相继设立22家企业，其中包括16家制造厂。目前，整个集团在华从业人员约7000名，2006年度中国地区的总销售额已超过45亿元。 谁是下一个“四通”？ 虽然四通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关于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在中国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寻找一个新的重量级伙伴，代替四通的角色，成为三井物产新的任务。2006年，中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看到“节能、环保”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关心的经济热点，三井物产找到了一个像当初的四通那样期望“与巨人同行”的新伙伴。 2006年9月1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豪科技）正式签署合资协议，决定成立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泰豪科技是一家涉及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发电机组、软件、军工等多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泰豪科技此次携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被认为是泰豪科技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泰豪科技想借助日本财团企业，为其全力开拓中国建筑节能市场提供有力保障，也为投资方企业共同打造建筑节能产业的发展平台。 这个被称作“清华之子”的泰豪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有着深厚的人脉背景，从签字仪式到场的嘉宾中不难看出一二。在盛大的签约仪式上，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日本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堂之上先生、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节能中心刘前光副主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出席会议，他们分别就目前我国在大力推广建筑节能工作的有关政策做了发言，并对公司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再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对合作伙伴“泰豪科技”有着多么高的期待。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松下电工副社长野村淳二出席了签约仪式，并分别代表日本投资方介绍了各自公司的状况和产品，并针对此次签约进行发表。出席此次签约仪式的还有，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兼三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岛宏利、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北京事务所的气贺泽所长等。 北京市发改委节能中心副主任刘前光在签字仪式上介绍，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且不说新建筑的设计、材料、节能电气和其他节能设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仅仅我国40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如果有三分之一需要进行节能改造，按照每平方米改造费用200元计算，就有26000亿元的市场。 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发言时说，“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从产品本身，另外还有构成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零部件所使用的原料，都要坚持符合节能的要求。生产这样的节能产品，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给予强有力的支撑。此次组建合资公司，三井将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这有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显然，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产品将会通过这个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平台大批进入中国市场。 “此次组建完成的中日合资公司，将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示，并依托泰豪在建筑电气节能设备和智能建筑系统集成领域的本土化优势、松下电工在节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三井物产的资金优势和技术引进能力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从而为我国的建筑提供先进的节能控制系统，在解决我国建筑大能耗问题的同时，使合资公司在2010年成为我国建筑节能行业里的领头羊。” 泰豪科技总裁李春生的这番话完完全全说到了三井物产的心坎里。 泰豪科技对北京泰豪进行了增资重组，再由日方企业受让北京泰豪其他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增资后，北京泰豪的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亿元人民币，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松下电工株式会社分别受让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0万股、1490万股、1490万股，最终形成泰豪科技的出资比率为70.2％，松下电工和三井物产各为14.9％的股本结构。 为了培育中国建筑智能化与节能市场，泰豪科技作为新组建合资公司的控股方事前已经进入该领域多年，并依托清华大学的技术实力，成长为国内智能建筑电气的行业龙头之一，先后承担人民大会堂智能化改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北京大学科技园等300余项项智能建筑与节能总包工程，近期又中标人民大会堂节能改造项目。在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眼中，这个泰豪科技就是一个“当代的四通”。鸠占鹊巢、借壳生蛋的好戏又要重演了。 第四节 大中国工程（略） 从“三菱四通”到“瑞萨四通”; 没有了四通的身影; 为进军中国市场铺路;大中国工程初见成 第五节 活跃在全球居民周围（略） 从不显山露水的“ALPS电气”； 四处扩张，全面开花; 对ALPS集团的再认识 第六节 失去的十年（略） 中国第一例MBO成“悲剧”； “互联网”等同于“高科技”？；重新评价日本的财团模式
北京松下照明的市场极其广泛，从办公楼、商业设施、工厂、住宅、公共设施到街道、城市景观，经销的产品涉及家用电器、照明灯具、信息装置、住宅设备、电子材料、控制装置等领域。北京松下照明在经营策略上采用“代理公司”加“分销”的渠道模式，提供优厚的售后服务，并建立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成都、深圳的七大地区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在松下电工的悉心培养下，松下品牌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中拥有了良好的口碑，并与欧司朗、GE和飞利浦共同成为了中国照明市场上的佼佼者。
前 言（略）
第一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主持人提问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很多公司没有冠以三井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可能也是三井的成员或者说是下属企业？是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三井的企业？”。上岛重二回答说：“在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是宝钢”。
三井物产、新日铁作为三井财团的主力，与中国钢铁相关的各个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合资合作，涉及的范围包括生产、贸易、技术、资金等几乎所有方面，成功地将上海宝钢等中国钢铁产业的领军企业纳入到财团的“利益共同体”中。
自从2001年帮助全球最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CVRD）成功并购CMM公司后，三井物产于2003年又跻身为Valepar公司（CVRD控股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此时，三井物产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Rio Tinto）和必和必拓（BHP）的合作伙伴。
时至2004年，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钢铁行业、海运贸易等一同实现历史性的繁荣。此时，刚刚完成布局的三井物产和商船三井开始获得丰厚的红利。从最开始的铁矿石涨价，到后来的海运费上升，再到未来的钢材物流，三井财团享用着一道道美味大餐。
在分享中国钢铁红利的同时，三井财团并没有停下行动的脚步，一个更庞大的战略正在酝酿。作为中、日、韩三国钢铁行业的主导力量，上海宝钢、新日铁、浦项制铁的关系日益紧密，三井财团推进的“大东亚钢铁共荣圈”的雏形也越来越清晰。
作 者 题 注
导言
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总经理会议一样的定期交流和战略协调机制。宝钢所必需的铁矿石原料，大多由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参股控制。可以说，在宝钢的资金、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销售的每个环节都能看见三井的影子。当上海宝钢与三井财团形成利益共同体时，不是 “中国财团对等日本财团”的合作，而是“中国独立企业被日本财团统合”的事实。
第一节 启动中国攻略
建设宝钢，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1年，三井物产驻纽约的人员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新闻受到启发，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发现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大量地从英国和加拿大进口废铁，而英、加对废铁出口似乎有所限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铁出口国。于是，三井物产的就频繁与美国、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当世界上大多数商家还在认为美中经济交易往来为时尚早的时候，三井物产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分别与美、中谈判成功，1972年3月，大批废铁从美国运往中国。
5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对后来中国钢铁行业影响深远的事情。1977年1月下旬，冶金部明确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考察和谈判，1978年3月19日，中技公司和新日铁在京签订《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宝钢建设之时，正逢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日本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那时的中国，也正处在千方百计重振经济的状况。
1978年6月28日，中技公司和日本的新日铁、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三一企业株式会社签订《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号技术协作合同——设备订购规格书、报价、评价、设计审查与审核》，标志着上海宝钢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时的三井物产因为与台湾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和政治联系，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非友好商社”，所以在上海宝钢的建设初期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露面，而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则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
宝钢项目对日本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太大了。当时的经团联会长、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的社长土光敏夫曾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像宝钢一样的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宝钢一期工程原料输入、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初轧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的。
新日铁正是看准了中国钢铁生产大量高档产品必须进口的现实，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纵观国内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和技术：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武钢王牌产品硅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自于新日铁；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工业设备和电气设备分别来自新日铁和东芝；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由新日铁提供……
然而，某些“意料之外”的麻烦，也为中国钢铁行业日后出现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例如，日本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味的铁矿石，因此建成后的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上海宝钢建设的计划中也包括了可停泊十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同样成为了这些项目的收益者。
时至2007年11月5日，《宝钢日报》在一篇题为《宝钢与新日铁携手走过三十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宝钢一期和二期工程建设期间，宝钢引进了新日铁成套先进设备。新日铁社长三村明夫在与宝钢30年合作庆典仪式上说，新日铁在尽全力协助建设宝钢一期工程的过程中，加深了双方的信赖关系。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则表示，宝钢与新日铁30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两国经济界合作共赢的一个典范。因此，宝钢与新日铁的合作意义非凡，任重道远。”
谁在扶持宝钢快速成长？
1992年，宝钢与三井物产签署了综合合作协议，建立定期干部交流机制。从那时起，双方定期举行干部交流和各项专题业务交流，尤其是在剪切加工中心领域拥有多项合作。同时，双方还互派骨干员工赴对方公司进行培训，迄今为止双方互相培训已达300多人次。为了巩固和深化三井财团与宝钢的合作关系，三井物产一直在进行着十分细致的协调工作，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与宝钢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在新日铁和三井物产为宝钢提供技术、物流服务和人才培训的同时，三井财团又开始“帮助”宝钢进行新的产业“扩张”。1993年时，宝钢以9000万日元建立了自己的日本子公司宝和通商，主营宝钢所需的钢铁生产设备、零部件，以及钢铁产品的出口。除此之外，宝和通商还涉足集装箱贸易、港口投资等多个领域。在日本，宝和通商是中国主要集装箱生产商的代理商，经营规模达到了15000TEU标准箱。
当然，想要在铁板一块的日本市场打开缺口，没有三井等日本大财团的默许，根本是不可能的。1990年代，大型国有企业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宝钢却已经表现出领军企业的气质，这与三井财团的全力支持分不开。在帮助宝钢练好内功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积极扶持宝钢对外扩张：一方面，帮助宝钢建立自己的商贸企业；另一方面，与宝钢一道进行资本运作，以合资方式借助宝钢切入中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那么，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商事（新日铁的商社）20.132%股权，而且拥有新日铁5%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新日铁又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在钢铁贸易方面, 三井物产是新日铁最大的钢材代理贸易商，平均每年代理比例达到新日铁产量的35%以上。早在1988年12月，新日铁商事、三井物产、阪和兴业等日资企业与中国的合作者招商港务（深圳）在深圳特区内成立了一家名为“深圳深日钢材有限公司”的高级薄钢板加工中心。
新日铁虽然不是三井财团二木会（总经理会议）的成员，但实际上它与三井物产以及三井财团其它成员之间的相互持股、共同投资、贸易代理等的实质联系，已经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这表明新日铁作为在三井财团“准成员”的地位。事实上，三井物产从来都是低调的说三井财团是松散的组织，但其合作的渗透能力极强，并直接进入所有微观经济领域。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正是三井财团的真正核心，充当财团成员之间的纽带作用。
三井财团与新日铁的密切程度从其他方面也暴露无疑。1999年，三井不动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支柱企业之一取得了日本能源公司总部大楼“新日铁大厦”的经营权；2007年，新日铁住金与住友商事、新日铁商事组建新的合资公司；2008年初，新日铁与住友商事分别出资约6,300万美元，向三井住友银行收购三井矿山2,000万股优先股，使各自的持股均提升至21.7%。由于三井财团与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在2001年实现了合并，所以新日铁与三井-住友大财团体系内的企业通过相互持股和合作经营等方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软硬兼施的布局
1994年4月20日，三井物产、宝钢集团、宝山区月浦镇工业公司以及意大利塞柯成套咨询工程公司合资兴建了“上海意达彩涂钢材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总投资952万美元，1995年初建成投产，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生产彩涂钢板制品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总投资为952万美元，其中宝钢（集团）公司投资额57%，全套引进意大利九十年代设计制造的全液压自动控制的彩板门窗型材轧制生产线、钢制家俱生产线等设备。
在与宝钢合作的同时，三井物产还不忘记带领更多日本企业一起进入中国市场。1994年12月，三井物产、新日铁、伊藤忠、丸红钢铁、香港北海集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广州啤酒厂合资兴建的“广州太平洋马口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合资企业投资总额10800万美元，注册资金3600万美元，于1997年4月25日全面投产，年产能力16万吨高质马口铁，产品主要用于饮料罐、化工罐、食品罐等容器包装。事实上，新日铁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马口铁生产企业。
1995年1月，三井物产、新日铁、宝钢集团、南通市投资管理中心合资13.85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南通宝钢新日制钢有限公司”（简称：南通宝新），各方分别占有5%、20%、67.5%和7.5%的股份。南通宝新的产品主要销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广泛用于国家重点标志性工程，如上海交银、中银大厦、APEC会议中心主会场、上海东海大桥、福州闽江大桥主塔、浙江舟山大桥、苏通大桥、上海地铁6号线、上海A30外环高速等重点工程。
1996年3月，宝钢集团、宝和通商（宝钢在日本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明州发展有限公司、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宁波宝甬特钢冷轧板有限公司。同年11月，香港明州发展有限公司、宝和通商将其在宁波宝甬特钢冷轧板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和股权退出，新增投资者为三井物产和新日铁。1998年7月，该合资公司更名为“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宝新）。
宁波宝新目前由三井物产、日新制钢（新日铁的关联企业）、阪和兴业分别出资7%、21.9%、5.1%，宝钢集团出资54%，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出资12%，共5方合资组成，主营生产冷轧不锈钢薄板。合资企业前四期工程总投资73.5亿元人民币，设计年产量60万吨，单厂产量居世界第一。事实上，新日铁与日新制钢之间存在相互持股关系，且新日铁拥有日新制钢9.2%的股份，日新制铁象征性持有新日铁的0.54%的股份。
宝钢不仅在‘硬件’上与新日铁合作，在‘软件’上也不例外。1998年11月，宝山钢铁公司联合重组上海冶金控股公司和上海梅山公司，成立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时任新成立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谢企华开始进行重组后的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花费8900万美元引进新日铁的管理软件。因此，宝钢对外宣传时，经常称自己将新日铁的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新出了“集中一贯管理”模式。事实上，这也方便了新日铁更加深入地了解宝钢的一举一动。
多方渗透，蓄势待发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相互配合，“帮助”宝钢不断扩张，只是他们“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除了新日铁和三井物产这样的老面孔，三井财团的其它成员企业如丰田集团等也参与到中国钢铁产业链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没忘记提携其它日本中小企业，共同在中国钢铁行业进行扩张。相对于为第一梯队提供的周到服务，三井物产对待第二梯队则更像一般的业务客户，钢铁生产设备和铁矿石贸易是进行最多的业务。
俗话说“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三井财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自然不止宝钢一家，而且介入中国钢铁产业也并非开始于宝钢的建设。1974年，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开始，武汉钢铁公司（简称：武钢）从新日铁引进冷轧硅钢生产成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冷轧硅钢片的历史。武钢项目的实际总投资达到创纪录的近27.7亿元，占整个第二次引进总投资的一成以上，仅次于用以解决穿衣问题的辽阳石油化纤项目。
时至1995年12月，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与武钢有了进一步合作，双方合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成主营钢材深加工的合资企业武汉兴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兴井），其使用的大型纵剪机组、包装缠纸机组等主体设备均从日本引进，年加工能力5万吨。武汉兴井的主要产品是硅钢片，客户集中在电机、变压器、大型发电机以及家用电器等行业。其实，三井财团的新日铁和武钢历来就有硅钢生产的合作，武汉兴井的建立巩固了二者的关系。
首钢作为另一家中国大型钢铁企业与三井财团也有着合作关系。1994年12月13日，首钢总公司、电装（株）、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丰田通商合资29.5亿日元，在烟台建立了生产汽车空调的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各方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15%和5%。电装（株）隶属于丰田集团，是与丰田汽车休戚与共的众多配套企业中的一员。而丰田从创立之初，就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是三井财团主要的成员企业之一。
为了延展钢铁产业链的长度，三井物产率领日本川田工业株式会社与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船厂）于1998年9月16日合资组建了上海上船川田钢结构有限公司，其中的上海船厂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五大造修船基地之一。川田工业株式会社是日本名列前茅的专业从事特大型钢桥、高层建筑钢结构的设计、施工的特大型企业，主要业务有桥梁、钢结构等构造物的设计、加工和施工；土木、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等。
1997年以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三井财团的主办银行陷入了困境，以金融支持为背景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也暂缓了在钢铁领域的扩张势头。但是经过2年的调整后，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主办的世界500强公司“财富对话”中，三井物产的上岛重二社长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说：“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作为公司来说，我们已经恢复正常公司的形态，所以今后就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了。”
第二节 向全方位和纵深发展
宝井系抢占钢铁物流
从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增长的火车头”。迅速增长的中国钢铁市场，反映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大趋势。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出口钢材激增，2002年对华出口钢材656万吨，相当于出口总量的18%，相当于全国生产量的6%，比前一年增长41%。中国钢材消费量在2003年达到2.66亿吨，相当于排名第二的美国的2.5倍。受到持续旺盛的中国国内需求的带动，2003年钢铁原料相关商品的价格都有所上涨，其中废铁价格上涨30%。
2002年7月，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签订一项综合合作协议，双方以钢铁制品、半成品、钢铁原料、冶金设备、船舶运输及有关项目为主题，定期进行交流；在金融、信息、物流、中长期投融资及企业资本运作等领域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发可行性较大的项目。根据这项协议，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和三井物产合资成立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钢材加工配送企业。
事隔不到半年，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于2002年12月2日在宝钢大厦隆重揭牌，宝钢董事长谢企华和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为宝井公司揭牌。上海宝井注册资本金1225万美元，三井物产和宝钢分别占有35%和65%的股份，公司主要从事金属材料的加工、配送及管理服务。自此，三井财团告别了单纯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供应者的角色，以宝钢为“敲门砖”打头阵，以新日铁为主力，开始全方位地对中国钢铁行业进行渗透。
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官渡边清贵对该项合资的解释是：“通过与宝钢的合作，三井得以实现在中国逐步建立覆盖全中国的钢铁加工物流网络，其中包括将中国国内的钢铁服务中心都纳入到我们高效的系统中来。” 三井物产的钢铁制品本部下属19个分公司，包括三井物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新津田株式会社、立臻亚洲有限公司等，与其有股权相关联的企业包括新日铁通商、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等16家。
三井物产钢铁本部的产品通过这些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贸易网络，被广泛用于汽车、电子、运输、建筑以及能源领域。以立臻亚洲为例，2004年1月，三井物产将自己收购的丰隆亚洲的钢铁结构部门与立臻钢铁材料合并成为立臻亚洲，目前主要客户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海事与海外工程建筑商，因此三井物产收购立臻亚洲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亚洲市场对钢铁批发业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2003年度年中决算中，新日铁、JFE、神户制钢、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经常性利润比前年同期扩大了2倍。其中在中国旺盛的需求中得益最大的新日铁和JFE增益情况更加明显，其经常性利润分别达到前年同期的5.4和3.5倍。中国这个巨大的“吸铁石”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资企业，更加激发了三井财团逐鹿中国的决心和意志。在整个三井财团主导的利益共同体中，宝钢和三井物产合资的宝井系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
按照上海宝井的战略规划，在2005年之前将在全国主要钢材消费地建立加工中心体系，构筑一个能够向中国国内外用户提供迅速的钢材配送和高质量服务的物流体系，并达到年加工300万吨的目标。时至今日，上海宝井已经成长为钢铁物流市场的佼佼者，其下属的重庆宝井、广州宝井、福州宝井、杭州宝井、东森分部、无锡宝井以及青岛宝井分别在当地形成了稳固的影响力。
称雄中国汽车板市场
经过多年的发展，宝井系在中国汽车板材、家用电器用板材等高档钢材领域的号召力已经非常强大，基本控制了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高档钢材市场。在宝井系兼并其它钢材加工企业的过程中，三井物产总是不离左右。宝井的成长伴随着三井物产势力的扩张。在广州宝井、福州宝井、杭州宝井和无锡宝井中，三井物产都拥有平均30%的股份。借助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以及丰田汽车等三井财团关联企业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三井物产得以有效地掌控宝井系。
中国的汽车市场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汽车钢板的需求激增。然而，中国钢铁企业并没有生产这种钢材的能力。2002年4月，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决定在中国生产乘用车时会首先以较低廉的价格从宝钢采购车门用钢制部件，此后还考虑采购车身用的表面处理钢板。另外，丰田汽车表示，将从以往的主要依赖日本本土供应钢板，转向宝钢、武钢、鞍钢和邯钢四家钢企采购车用钢板。这些中国钢企都与三井物产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与合作关系。
为了应对因中国汽车销量增长带来的钢板缺口，除了丰田以外，其它日本汽车制造商，如本田、日产也都不同程度表示将向中国本地钢企采购汽车板，以保证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对于日本汽车三巨头的表示，宝钢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旗下的五钢公司已经与日本大同特殊钢株式会社签订策略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从2005年至2007年五钢将替代大同特钢，为广州本田供应汽车用特殊钢。以此为契机，作为三井财团主力部队的新日铁开始与宝钢携手并进。
2004年7月30日，宝钢、新日铁和法国阿赛洛共同投资建立了“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简称：宝新汽车板），投资总额为65亿元人民币，宝钢出资50%，新日铁38%，阿赛洛12%，注册资本为30亿元人民币。合资公司年生产规模达到170万吨汽车板，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并采取新日铁的管理经验建立了多次检查制度，目标是要打造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级汽车板，并成为专业汽车板供应商。
在生产汽车板的同时，与新日铁合资的宝新汽车板公司还成为了宝钢汽车板产品的销售窗口，并涉及宝钢其它的高级钢板相关业务。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在当地的工厂便是以宝新汽车板公司的成立为契机，开始与宝钢在汽车板供应方面开展合作的。因为拥有20多家三井物产与宝钢合资的汽车板产品的加工点（宝井系），宝新汽车板公司的做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价格竞争，该战略得到了宝钢和新日铁的共同认可。
借助三井物产和新日铁的帮助，宝钢在中国汽车板市场上所向披靡。2005年，宝钢的代表产品冷轧汽车板全年销售172.6万吨，其国内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47.3%提升到了51.6%。一汽的载重汽车、小红旗轿车、捷达轿车、上海大众桑塔纳以及神龙、广州本田、风神汽车等都整车或大批量采用宝钢汽车板。其间，全面繁荣的汽车板市场也给深入其中的三井物产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宝井钢材加工配送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事实上，中国钢铁老大宝钢已经垄断了汽车钢板市场的半壁江山，与宝钢合作意味着新日铁在华销售业绩也有不俗的表现。新日铁从19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立了事物所，并投资设立的工厂近十家，包括南通、无锡、苏州、大连、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域，其布局沿海区域的版图格局开始日益清晰，同时逐渐向内陆延伸。除宝钢之外，新日铁还与国内的鞍钢、武钢等企业进行“亲密接触”，图谋更大的发展。
在汽车钢板市场独占鳌头的宝钢，自己获得了多少利益呢？宝钢、新日铁和阿赛洛三家共同建成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甚至部分钢板母材也一度从日本进口，宝钢也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事实上，宝钢只是日本财团全球产业在中国利益链的一个分子。通过与宝钢的合作，新日铁为其它日本企业构建了一个利润通道，从丰田等汽车企业，到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都成为最大的得利方。
埋下铁矿石伏笔
汽车企业和钢企的协作，只是三井财团梳理钢铁产业链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产业链组织起来，形成顺畅的利益链条，并不断加固强化这种联系，是日本财团在经营当中始终贯穿的基本思想。从三井财团在华钢铁行业合资企业的布局图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沿海地区，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合资企业最为密集。除了三大经济圈，在武汉、长春这样的工业重镇，三井财团也建立了合资企业。由此，三井财团的一张隐形的大网已经悄然铺开。
此时，在钢铁产业链的另一头，由于有着三井财团的血统，商船三井公司（MOL）和宝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双方铁矿石长期运输合约持续时间大多超过20年。和一个外国船公司签订如此长期的运输协议，在世界航运市场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商船三井拥有各类海上运输船只500多艘，载运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为了满足来自宝钢的需求，商船三井大量订造船舶。利用宝钢的巨大需求和高昂的海运费，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近年来的发展顺风顺水。
2003年11月14日，商船三井和宝钢正式签订铁矿石委托协议，从2004年起的15年内，负责从西澳大利亚向上海每年运送500万吨铁矿石。这是宝钢第一次和非中国的船运公司签订的租船合约，并且15年的期限也是当时中国钢铁生产商签订的最长的合约。宝钢和商船三井表示双方要以此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此后不久，2004年4月，商船三井又与宝钢签订了承运巴西进口矿石20年的长期运输协议，每年为宝钢承运巴西进口矿约130万吨。
时至2007年1月，商船三井与宝钢再次达成一项长期承运合约，为宝钢订造第5艘超大型矿砂运输船，预计2009年交付。这是双方签订的第五份长期租船协议（COA），合同期超过22年。加上此前签订的3艘20万载重吨散货轮（2007年交船）和一艘30万载重吨矿石货轮（2009年上半年交船）协议，商船三井将投入5艘新造货轮服务于宝钢集团。届时，商船三井将为宝钢每年承运1000万吨以上的铁矿石。
事实上，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组织者拥有铁矿石主要开采国巴西、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铁矿的很多权益。三井物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中光雄，在谈到与宝钢的合作时表示：“宝钢需要长期稳定的铁矿石原料供应，三井物产在巴西有一个矿山的投资，差不多有十几亿美元。那么，我们与宝钢的合作关系，就建立在我们长期稳定地为宝钢提供铁矿石原料上；而宝钢则把它们产品的销售，委托给三井公司。”
第三节 占据上游制高点 （略）
资源的力量； 三井物产与巴西淡水河谷（CVRD）走向联合； 亲密无间的伙伴； 提携新日铁，在巴西布局
第四节 高明的玩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005年全球6.6亿吨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68.2%流向亚洲，其中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43%左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钢铁生产国，中国在每年的价格谈判中处处被动。而日本几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甚至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受益者。在铁矿石的主要产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日本财团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当地铁矿石企业的权益。
历史性涨价71.5%的幅度让铁矿石贸易成为2005年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话题之一。宝钢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领导企业，在出众的业绩表现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和共生。利用中国开放的经济结构，三井财团以新日铁和宝钢为切入点，深入到中国钢铁产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了如指掌。此时，如何提取中国钢铁业的巨大红利成为三井财团的主要课题。
在世界各地精耕细作的三井财团一贯低调谨慎，它们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这样的铁矿石巨头企业也是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团的合作者，而且是战略伙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整合的中国钢铁行业对于日本财团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的经济利润。然而，三井财团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影响，却并不为常人所熟悉。
2005年2月22日，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达成协议，上涨幅度达71.5％。此次新日铁“先下手为强”，率先锁定矿价涨幅，在资源占有上“抢得先手”，又进一步巩固其亚洲价格谈判的“主导地位”。2月23日，在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就新日铁率先提升铁矿石价格发表“不满”讲话之际，坐在听众中的三井物产的一位员工却开心地笑了。
不久，宝钢集团于2005年2月28日下午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信息，宣布其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这2家世界上最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已就年度矿价达成了最后协议，价格涨幅为71．5％，与此前新日铁率先“锁定”的价格涨幅完全一致。此时，三井物产一方面在中国以宝钢为前锋、新日铁为后援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植根中国战略”；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投资铁矿石生产企业，大幅提升原料价格。
三年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2008年2月18日，巴西淡水河谷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达成的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巴西图巴朗粉矿、南部粉矿上涨65%；高品位的卡拉加斯粉矿则涨了71%。第二天，《东方早报》以“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再遭日本暗算”为标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标题是“宝钢称铁矿石涨价65%基本合理”。22日，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正式达成一致，接受2008年度铁矿石价格上涨65%。
巴西铁矿石价格（FOB离岸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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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
价格 (美元/吨) |
16.56 |
18.04 |
21.39 |
36.69 |
43.66 |
47.81 |
78.90 |
|
涨价幅度 |
0% |
8.9% |
18.6% |
71.5% |
19% |
9.5% |
65% |
（注：2003-2008国际铁矿石价格连续第6年上涨，而在此前则是有涨有跌。）
谁在分食“涨价”的美餐？
正如前面提到的，巴西的铁矿石生产企业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自1971年开始，三井物产开始投资巴西第二大铁矿生产企业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公司（简称：MBR）。1997年开始，三井物产拥有巴西Caemi Mineracao e Metalurgia公司（简称：CMM）40%的股权，而CMM公司拥有MBR公司84.8%的股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拥有巴西Valepar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8.24%的股权。
就在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2005年2月23日这天，新日铁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在谈判中也锁定了71.5%的矿石价格涨幅。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澳大利亚的罗布河（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纽曼（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纽曼西北112公里处的西安吉拉斯（West Angelas）铁矿山和潘纳旺尼卡（Pannawonica）的罗布河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随着全球钢铁需求扩大，铁矿石的争夺日益激烈，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三家公司计划确保自己专有的矿山权益，在与力拓公司联合运营的罗布河矿山开发新的矿区。权益分配率方面，力拓为53％、三井物产为33％、新日铁为10.5％、住友金属为3.5％，包括现有矿区在内，合计产量2010年达到每年3200万吨，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一由新日铁获得，一半将出售给中国的钢铁厂商。
2005年4月13日，以上海宝钢为代表的16家钢铁企业又不得不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业公司（BHP）达成矿石年度合同价格71.5％涨幅的协议。此时，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三井物产、伊藤忠三家共同拥有距离黑德兰港（Port Hedland）以南353公里的Mining Area C铁矿，纽曼以东15公里的BHP-OB23/25铁矿，纽曼西北90公里处的BHP-Yandi铁矿，黑德兰港以东175公里处的高兹沃斯（Goldsworthy）铁矿，以及位于纽曼的瓦列拜克（Whaleback）铁矿。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双方在更多领域存在紧密的合作。例如，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出售交易完成后，必和必拓持有勘测区75%的利益，三井大西洋能源公司（Mitsui Atlantic Energy BV）持有15%的利益，南非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PetroSA持有10%的利益。此宗交易也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参与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通过宝钢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三井财团把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巴西三地的事业连结在一起。作为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为铁矿石生产商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同时也体尝到了铁矿石价格上涨的痛苦。受71.5％涨价幅度的影响，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300亿元的进口成本；与此同时，国际铁矿石巨头从中国捞到了30亿至40亿美元不等的利润大单。
就在上海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接受71.5％铁矿石涨价后的一个月，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专务执行役员多田博于2005年5月20日率领40余名干部来宝钢进行为期一天的干部交流，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谢企华、总经理徐乐江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上，宝钢向三井物产汇报了《宝钢的一体化改革和钢铁发展规划》，双方总结回顾了上届干部交流会以来合作的进展情况。此时，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已经是非同一般。
“首发定价权”是馅饼，还是陷阱？
与中国不同，几乎100%依赖进口铁矿的日本在2005年71.5％的涨价中几乎毫发无损，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拥有海外大量的铁矿石资源。在巴西的铁矿中，三井物产和新日铁占有很大股份；而在整个澳大利亚矿区里，到处可以看见新日铁、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这些日本公司的名字，他们已经在逐步控制钢铁业的上游产业。虽然涨价也使日本的钢铁企业利润受损，但上游铁矿石的利润却可以弥补钢铁企业的损失。
2006年5月15日，巴西淡水河谷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达成协议，铁矿石粉矿价格在2005财年上涨71.5%的基础上再上涨 19.0％；高炉球团矿价格下降 3％。这是世界钢铁业从4月1日开始的2006年度第一个铁矿石价格协议。蒂森—克虏伯球团矿用量比例较大，铁精粉涨价的损失可以在球团矿的降价中得到弥补,平均成本实际只上升不到10%。尽管这个“面粉涨价，馒头降价”的一揽子价格协议确实充满戏剧性，但是这个协议的产生毕竟从外围打开了与中国铁矿石谈判的缺口。
在这次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旷日持久的铁矿石谈判中，印度最大私营铁矿石出口商Sesa Goa公司表示，该公司将把供应给日本客户的铁矿石价格上调19%，从而积极策应巴西淡水河谷的价格谈判。其实，三井物产拥有印度Sesa Goa公司51%的股份。印度Sesa Goa目前年产矿石量大约900万吨，其市场多元化，覆盖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及欧洲大的钢厂。中国大陆主要客户是宝钢、马钢、重钢、昆钢、南钢。
2006年12月21日，宝钢在谈判的开始阶段就急忙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2007年度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上达成了一致，接受上涨9.5％，首度取得所谓的“定价权”。此前的两年，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谈判，接受了71.5％的价格涨幅，获得2005年铁矿石首发定价权；德国蒂森—克虏伯达又接受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19％的涨幅，而获得了2006年首发定价权。新日铁和蒂森克虏伯达都曾因为能从首发定价权中得到好处，更愿意在价格谈判中妥协。
铁矿石连涨了三年之后，也是在中国产业界对宝钢获得2007年度铁矿石的首发定价权大加赞赏之际，三井财团已然悄悄改变了策略。中国钢铁企业产能巨增，同时对于海外铁矿石的海运需求也高速增长。三井财团的利益点恰恰就在于“帮助”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了对于钢铁产业链（以铁矿石为源头、以物流为纽带）的控制能力。于是，铁矿石连续3年涨价还未落幕，2007年的海运价格就开始翻番。
矿石未平，海运又起
2007年9月5日，作为国际海运价格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已经到达8090点，创历史新高，但在2003年底之前，BDI还没有突破过2400点。而当日的巴西、澳大利亚至中国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也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巴西图巴朗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68.563美元/吨，比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148.15%；澳大利亚西澳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26.123美元/吨，比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120.01％。
海运费的大幅提高，再次让中国钢铁企业陷入夹缝中，日本企业却很平静。日本钢铁企业多数与船运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能拿到更便宜的海运价格。日本钢铁行业和海运行业的重要企业，甚至造船企业，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利益共同体，同属共同的财团成员，即使涨价也是钱从左手移到右手，对整体利益没多大影响。而且，日本有很完善的海运市场和中介服务体系，能通过对运输价格的期货买卖锁定涨价风险，甚至操纵特定领域的运价。
不仅如此，海运费的大幅提升还为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为其扩充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5月30日，日本最大营运商商船三井宣布，该公司计划建造43艘铁矿石运输船，以满足预期中铁矿石运输长期增长的需要。这一大规模的投资将加强商船三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好望角型新船经营者的地位，使该公司至2010年从事铁矿石和炼焦煤运输的船队达110艘好望角型船和30艘巴拿马型船。
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为商船三井的全资附属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在中国有27个分公司/代表处，分布在沿海各重要口岸及城市。2002年，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中国事务战略委员会”和秘书处，专门研究、制定和实施在中国拓展业务的战略。商船三井做为全球最大的矿石运输企业，对中国和全球的海运市场了如指掌，显然有足够的能力对海运市场的价格施加影响。
在2003-2008年铁矿石和海运费价格大涨中，日本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始终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三井物产和商船三井等财团企业相互配合，始终把持着铁矿石资源和物流，又渗透到钢铁产业和贸易的个各环节，无论价格如何变化，都能化解价格波动的风险。另外，新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凭借高端技术、高端产品优势还可以将资源价格上涨传递到全球市场上。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掌握主导权比争取定价权更为重要，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2008年1月23日，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了《商务周刊》的一篇题为《隐者三井》的文章，其中提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零售研究中心李飞教授的看法，他说：“三井物产的优势之一主要体现在它对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度上，三井物产力求价格稳定，部分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商品价格走势，从而挟制下游企业。”该文章还评论说：“三井财团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股份投资聚集大量连带企业，这种持股方式尽管不能完全控制对方，但也使得三井物产可以参与到更多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从而利用自己在信息和网络上的优势来影响对方。”
第五节 梳理中国钢铁产业链 （略）
三井物产纳入新成员; 统合中国汽车产业链; 与中国钢企亲密接触; 为“新的事业”谋篇布局
第六节 大东亚钢铁“共荣圈” （略）
日韩同盟，外加宝钢; “浦项制铁”真的姓韩吗？; 背靠大树好乘凉; 割舍不断的日本情结
第七节 谁来主导中国钢铁联盟？
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如果仔细观察宝钢、新日铁和浦项制铁相互之间在对方国家投资与经营的状况，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中国市场门户大开，而日本和韩国对宝钢的欢迎相当的有限。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日韩两国的钢铁行业通过本国财团的整合，已经具备了与上下游行业牢固的利益联系和灵活有效的协作机制。以三井财团为例，其内部的三井物产、新日铁、商船三井、丰田汽车以及其它众多的成员企业，围绕着如何获取全球钢铁产业链的主导权而精耕细作。
身处并购与全球化竞争的大时代，中国钢铁究竟会走向何方呢？2005年的铁矿石暴涨，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71.5%的涨幅证明的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变幻无常，更是中国钢铁乃至世界钢铁行业主导权的得失和争夺。与日本三井财团的默不作声相对应的是中国钢铁股的喧嚣和国际资本的动作。中国企业是成为钢铁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都没有控制力的国际粗加工基地；还是提高科技含量和市场控制力，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谁将主导中国钢铁产业的未来？
2007年1月15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意味着宝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徐乐江时代。这天，谢企华卸任宝钢集团董事长一职，接替者为宝钢集团原总经理徐乐江。在此前的多个公开场合，徐乐江强调了技术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且，徐乐江接管宝钢集团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与中冶集团、中钢集团、中远集团、中海集团以及其它中国大型钢企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显示出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钢铁产业集团军的雄心与魄力。
就在徐乐江正式接任宝钢集团董事长之职的20天前，即2006年12月25日，宝钢股份与中冶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上海宝钢大厦举行。中冶集团决定将承担宝钢股份检修业务的二十冶、十三冶、五冶等三家检修大队，以增资扩股方式成建制并入上海宝钢冶金技术服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现中冶集团宝钢检修业务资源的重组。徐乐江在签约仪式上对中冶集团对宝钢建设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没有冶建单位的支撑，就没有现在的宝钢。徐乐江希望宝钢与中冶之间的合作更广更深，实现双赢目标。
随着中国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对原料需求的不断增加，钢铁企业越发意识到掌握资源的重要性，不少的钢铁企业逐步开始在澳洲、美洲、东南亚等地区投资开发矿山。2007年5月23日，宝钢与首钢、武钢、鞍钢在北京签署合资协议，设立北京钢企联矿产资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钢企联）。钢企联的成立或将改变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在海外拓矿单打独斗的局面，开启我国钢铁企业联合境外投资、开发矿产资源的时代。
在国际海运费暴涨的形势下，中国钢铁工业进口原料面临极大成本考验的情况下，宝钢集团与中远集团作为钢铁领军企业和海运巨头实现了的国内企业的首合作。2007年8月7日，宝钢集团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在海南签订《进口煤炭运输3年合同》、《沿海运输9年协议暨3年合同》、《30万吨级巴西/中国铁矿石20年运输合同》。宝钢方面表示，此次合同的签订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关系提升到了更高层次，迈向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
不是缺乏行动，而是没有思考
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巨变，给中国钢铁行业带来空前压力。经过铁矿石和海运费暴涨，三井财团给中国企业上了很好的一课，众多相关行业的中国企业应该从中领悟不少。2005年和2006年这两年，中国参加国际铁矿石谈判都是采取由宝钢出面谈判，平时16家国内大钢厂会组成智囊团与宝钢进行商议，共同组成谈判队伍，实际上中国谈判方的底牌无意中通过宝钢全部交给了日本三井财团。
就在2006年铁矿石谈判前两个月，当时任宝钢集团董事长的谢企华于2005年9月接替了前任会长吴溪淳出任新一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钢协）会长。由此，中钢协一改以往不插足企业经营的原则，开始“严控”谈判方宝钢的举动，要求“问题及时汇报”。谈判之前，中钢协已经对宝钢提前开过“通气会”，确定了一些重大的原则，而且谈判的进展和结果，宝钢都要请示中钢协。表面上看，这是中钢协在制约宝钢，而实际上是宝钢在主导着中钢协。
目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存在两种定价机制，长期协议与贸易商两个定价体系左右中国市场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领导的钢铁企业其上层机构是发改委，而五矿商会与下属的贸易企业的上层主管则是商务部。两个并行的定价机制造成了钢铁业的价格困局。2007年这一年，作为钢铁和铁矿石进口贸易商代表的五矿集团和中钢集团也申请加入谈判队伍，希望使中国的铁矿石谈判队伍的主体由钢厂转向到流通商。中钢集团，五矿集团作为流通商一直在资源等进口方面拥有一定的影响。
2007年8月29日，由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协办的“商贸类中央企业转型与发展研讨会”召开，其中中国五矿、中钢、中粮、华润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在座的商贸企业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尝试转型，当时转型的方向是想搞“综合商社”，中国五矿、中国化工两家进出口总公司作为国家的试点企业，但没有成功。因为，综合商社最需要金融支持，但我们国家的金融当时没有放开，转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五矿集团10年前就制定了“走出去”战略，并提出“以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保障体系、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口号，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基本上与过去垄断经营时期没有太多变化，而且在海外的行动始终进展缓慢。特别是在铁矿石领域，中国五矿仅仅与毛里塔尼亚国家矿业公司进行了一项成功合作，通过共同开发当地铁矿资源，获得每年大约150万吨的铁矿供应。虽然，中国五矿集团为中国市场每年供应总计约1300万吨的铁矿砂，但主要是代理中国企业的采购，铁矿石供应商则分别是巴西淡水河谷（CVRD）和南非PMC等。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五矿集团在钢铁产业上非但没有“走出去”，却很快将日本的综合商社“引进来”了。2005年10月18日，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日本美达王（Metal One）株式会社（三菱商事与双日合资的钢铁流通企业）合资成立了“五矿钢铁（武汉）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钢铁制品在中国国内的批发、零售贸易；钢铁制品的进出口贸易；仓储、加工、配送服务等。随后，中国五矿与三菱商事于11月9日在北京签署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宝钢“回家”，任重道远
2007年12月5日下午，宝钢与中钢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特别强调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结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进一步加强在原料和资材备件供应、资源开发贸易和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前董事长谢企华，原宝钢集团董事长徐大铨等出席签约仪式。
中钢集团作为一家向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服务的集资源开发、贸易物流、工程科技、设备制造、专业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似乎具备综合商社的某些雏形，但关键还是缺少金融的支持。像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的大股东都是财团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和信托等。在日本，综合商社被称为“第二银行”、“幕后银行”或“影子银行”，具备投融资功能。
无论如何，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中钢集团的介入，宝钢的发展似乎正在回到中国自主的轨道上来，显示出中国企业正在大步走向联合。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保障原料供应安全和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将是宝钢应对市场变化、实现新一轮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宝钢愿与中钢集团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强彼此的竞争力，谋求双方更大的发展。”有媒体报道认为，此次中钢集团与宝钢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促进中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然而，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2006年7月1日，中钢集团旗下的中钢贸易公司与印度Sesa Goa、三井物产在北京华彬庄园签署06-07年度合同和长期合作意向书。三井物产控股的印度Sesa Goa公司是中钢集团在印度铁矿石业务上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已有15年的合作历史。显然，中国钢铁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三井物产的影子。中钢与宝钢的合作真能加强中国在钢铁产业链上的主导权吗，还是又一次成为被三井财团统合的对象？人们拭目以待。
三井物产正是通过所谓“互利共赢”的长期贸易协议，从上游对巴西淡水河谷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资源控制，到下游钢铁分销的影响，实现了对中国钢铁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个钢铁体系。不仅如此，2008年的新年致辞中，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官渡边清隆提出，希望将在中国的这种模式（指与宝钢合作）在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等新兴的经济体内复制。这样的新年寄语可谓意味深长。
中国已经连续10年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国际贸易追求的最优化目标是实现双赢，如果在铁矿石贸易上中国总是处在为他人买单的位置上，那么就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沉默坚硬的钢铁背后，是众多从业者的不懈努力和细致协作。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没有中国企业自己的财团体制，中国钢铁只能沦落到产业分工的最下层，成为贡献资源和劳力的打工者。
三井如是说
三井物产一直在全球钢铁领域扮演一个“跨境的供需组织者”角色。三井物产的“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共有17个子公司，以及其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2个相关联公司。同时，三井物产的“钢铁制品本部”下属还有19个分公司，其中有“立臻亚洲公司”。2004年1月，三井物产将自己收购的丰隆亚洲的钢铁结构部门与立臻钢铁材料合并成为立足于新加坡的立臻亚洲公司，目前主要客户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海事与海外工程建筑商。
在控制核心流通企业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着力打通生产链条上的各个辅助环节，以保证自己对整个上游资源领域的驾驭。在与废钢、硅锰等其它钢铁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三井物产仍然以少量持股的形式进行参与。其中，三井物产参与了美国的太平洋西海岸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废钢储存业务，这一废钢出口终端对于亚洲日益增长的钢铁需求非常重要，目前，该公司由三井物产麾下的原材料发展公司全资控股。
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首席运营官饭岛彰己说：“作为一个中介，三井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三井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资源发展的贸易中介。”而根据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管渡边清贵的介绍，三井物产已经超越了仅仅提供分销服务的功能。例如，钢铁产品部在全球建立了很多钢铁服务中心、镀锌钢铁厂以及镀锡厂，以满足汽车、电器以及大型电子机械的需求；同时三井物产还提供各种附加服务，包括IT设备和系统的安装，以及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的应用。
上岛重二，这位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曾经诠释过自己企业的定位，他说：“日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资源的国家，我觉得这就是日本综合商社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大家所知，大约百年前日本以现代工业化国家为目标进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日本没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要炼铁、炼钢，也没有铁矿石或者煤，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必须依赖外国的资源，必须把外国的资源运到日本。出于日本没有资源这样一种情况，为从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创立了三井集团，这便是当时的初衷。”
在上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钢铁企业的资金、人才都很缺乏。铁矿石价格谈妥后，钢厂即专注于生产，随之而来的各类事务一律交由十几家窗口商社来代理。这些商社进一步选出一家干事商社来提供信息、协调船舶配送计划、参与矿山开发。与此同时，综合商社在对矿山出资的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一般采取少量入股方式，其余资金的来源由有政府背景的日本输出入银行作为干事银行，把各个城市商业银行组织起来，以协调融资团的方式出资。
近年来，三井物产的经营重点呈现加强“两端业务”特色。就钢铁产业而言，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的功能是争夺全球的铁矿石资源，而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的目标是掌控全球钢铁产品的物流体系，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钢铁制造业的命脉。三井物产如今的核心功能定位在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一是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以及法律服务；二是强化广域信息的收集分析功能，在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中加以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