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某些诉诸实践的意识形态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数量的满怀希望的思考，经常在现实面前崩溃瓦解。意识形态憧憬着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确对19世 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福利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危机的复发；在当代自由主义中，它必须被修正。当革命者开始掌权 时，关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千禧年”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缺陷。他们应该被加入其他的补充 内容。

然 而，哲学家们的理念通常是简单化、普遍化的，让人无法捉摸。意识形态家所要的是行动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使经济生 活成为社会一切其它因素的决定力量；列宁又把马克思“颠倒过来”，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曾遭受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又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更落后的国 家，但是意识形态家并不关心是否与正统观念切合无间，他们需要的变化。

当 这种计划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 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方面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稳健、调和与实用主义—“如果有用，就用它”，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 界拥有的巨大能量。越南人（南越人）与越共（北越人）在外表上并无区别，还有着更好的武装。但是那些身处逆境却拥有信念即一种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糅合 在一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越南人战胜了那些缺乏信念的越南人。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人对伊朗国王的失败，对他被狂热的、有政治信仰的革命者推 翻也表示困惑。对此不应感到奇怪，应当进一步地思考，伊朗国王是否有一个貌似有理的意识形态“包装”，推销给他的民众。两个世纪前，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 态化的，在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的影响下，为自由和自治的激情所驱动，打败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这就是观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