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的温情和澄澈

                         李晓阳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人是记忆深刻又难以言说的一个世纪。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

一百年中，深沉的民族危机、连年的战乱、巨大的天灾、人为的浩劫，接踵而至，此起彼伏，家国何其多难！民生何其多艰！然而，浓黑中有光亮，绝望中有希望，种种的思潮、主义几乎都在中国的舞台上上演，民众的抗争、探索、反思亦应声而起，可谓风云激荡，变幻莫测。天幸，这个国家历经了种种磨难和痛苦之后，终于渐渐步入现代国家的途程，渐渐赢回久已失去的尊严。尽管，这条路还相当漫长。

人是健忘的，也是多情的。惟其多情，人才需要对健忘时时抱有警惕。当20世纪燥热的历史卷帙终于掩上时，蓦然回首，我们发觉还有太多的真相需要还原，太多的是非需要检讨，太多的声音值得留存，太多的情怀值得记忆，……

那么，就让我们“访问历史”！

尽管李怀宇自谦，“重构历史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但是，将上一本人物访谈名之为《访问历史》，我猜想，他还是想通过对三十位文化人的笑声泪影的细腻记录，为历史留下多元而靠近真相的版本。

如果说，《访问历史》是对历史的面的研究，那么，李怀宇的新作《周有光百岁口述》，则是对历史的点的研究。

《周有光百岁口述》已读完两遍，在我今年的阅读视野中，这是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

我感觉李怀宇的选点很好。周有光身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文人学者多矣，如周有光一样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者亦不乏其人，但周有光是有旧学功底的新知识分子，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周先生和夫人张允和均出身世家，殷实的家境、开通的风气，使得他在具备国学根基的同时，又能领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加之，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阅历复杂，见多识广，尤其对西方当代文明能亲临其境，深得三昧，实为一般老夫子所不及。周有光自身有工作、游历海外的体验，亲朋故旧亦多在海外，文革浩劫刚过，许多劫后余生的学者还在舔舐伤口，品咂伤痕的时候，周有光却早已将目光放在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开始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而相对于饶宗颐、余英时、许倬云、周策纵等以国际视野见长的海外学人，他又亲身经历了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感受自然非比寻常。学养多赖于环境的熏陶，识见多源于现实的历练，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有光可谓得新旧之便、中西之便。

周有光又是打通文理之人。不同于皓首穷经、终生浸淫于文史领域的学者，周有光的前半生是经济学家，在中国、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任过不低的职位，对于中国的社会肯定有过超越文史眼光的观察。即便天命之年转型研究语言文字，他也不走章太炎、黄侃、陆宗达这些人的老路。

“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

许多专注中国、耕耘文史的学人，固然学问渊深，常人难及，却也只是一个领域里的精深呈现，精深的同时不也是画地为牢吗？对于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这些人的议论往往玄妙而隔膜。周有光文理兼通，理论优长、富于实践，他的观察就自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性和澄澈。读他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等文章，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他在学理背景上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所带来的理性和澄澈。

周有光是热烈关注现实的人，他用他独特的方式静静地做着比较和思考，他的目光盯着书本，也盯着现实；他的目光在中国，也在中国之外。所以，他有学问，也有思想，他的思想未必有体系，但肯定充满智慧。

这些在口述中时时闪现的智慧火花，洵属可贵，也最吸引人。一个高龄老人的自述，可珍贵的除了回忆中的对人、对事、对时代的默默温情，就是这些兴致所至、随意臧否的评论。正如李怀宇所言，“坐在我面前的周先生总是那么从容，那么坦诚，那么渊博，那么明白。”在金色的黄昏，或宁静的夜晚，一卷在手，听一位世纪老人娓娓道来，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李怀宇勤于著述，孜孜矻矻，是在为民族文化存留珍贵的记忆和智慧。何不再做几个学人的口述，多选文理兼通、中西贯通之士？我亦翘首盼之。

《周有光百岁口述》

著者：    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