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在高处相逢

李怀宇

     2005年6月30日清晨，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启功凌晨逝世，请你回报社采写一个悼念版。”从家里到报社的路上，我特意带了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手里翻着书，心里却闪过一件旧事：几个月前，在电视里看到采访启功先生的节目，老先生竟是那样老态龙钟。当时我就心里一颤，正好看到报纸上有启功先生刚过92岁寿辰的新闻，就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启功先生》的评论见报。不知何故，启功先生老之将至的神态从此常在我的脑海萦绕。我更明确了多年来想做的一个工作：采访国内还在世的启功先生的同龄人，抢救性地记录他们的历史记忆，为后世留一个独特的访谈版本。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茫茫书海中，有那么多可敬的作者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他们书外又有多少未知的旧闻与新闻呢？2005年8月，我首次到北京采访了周有光、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杨宪益、王世襄、王钟翰、沈昌文等人。其中好几位都是启功先生的好朋友，在访谈中也深情地回忆了和启功先生的交往。这第一批访谈稿以“大家访谈”的栏目在南方都市报刊登后，反响甚好。于是，此后的两年我又在上海、香港、南京、南通、成都、兰州、西安、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80多位文化老人。我以前看过一个说法：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我想这些文化人也是“高处相逢”，其中很多人是好朋友，而一些人即使没有见过面，一谈起来，也互相欣赏。这两年中，我都沉浸这个世界里，深感幸福。

    2007年9月，我在两年的成果中选了约三分之一，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访问历史》，书的副题为“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之所以标举了“知识人”一词，盖因深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想恢复人的尊严。书中的知识人成长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时代，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在晚年又活得那么豁达，那么从容。而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总是绵绵不绝，在我们的身边，像“民主、自由、多元”这些词很多人会讲得很漂亮，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常常就露出了另外一副嘴脸，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想起我采访的这一代人的风度，想起他们所受的文化教养，总是希望同代人能珍视他们，读懂他们。在他们这一代人出生的时代所提倡的民主、科学、自由、容忍的精神，如今在他们已然进入晚年的时代，依然没有过时。

    我想把《访问历史》作为国内采访的一个小结，因为这时我已经更多地关注美国的华人学者。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2007年11月，我只身前往美国，在40天的时间里共采访了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张灏、张充和、孙康宜、赵如兰、王鼎钧、董鼎山等15位前辈。临回国前的几天，我和余英时先生通电话时说：“这个系列一共采访了99人。”余先生开玩笑说：“99在中国是一个圆满的数字。”果然，回国没有多久，我就离开了报社，开始另一种的生活。

    几年来只顾匆匆赶路，如今细想，没有写出来的事情比已经见报的东西更有意思，以后有时间一定把这些奇妙的经历写出来。我在2005年采访周有光先生时，他已经快一百岁了，他的风度让我心折，思路还是非常清晰，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百岁老人。从那以后，每次我到北京，只要有空余时间，我一定到周先生家，海阔天空地漫谈。漫谈的成果是2008年5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

    《访问历史》与《周有光百岁口述》在一起相映成趣，编辑灵机一动，命名为“访问历史系列”。如今左右手各执一书，不免感慨历史的进程有时是很慢的。受访者的经历，也许今天、明天还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出现。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无奈是永恒的！这些我们只能当作磨练，也许自己在这段历史之中，会很痛苦。但是只能努力说服自己：从容、坦然面对这些必经的苦难，善待自己和别人，笑到最后的总是好人，正所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此稿应中国图书商报之约。

访问历史系列：

《访问历史》，李怀宇采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9元。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