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室主任
参加工作头一天，到人事处报到后，被介绍给教研室主任。
教研室主任应该是学校系统里最小的“官”了，有点像农村的村民小组长，虽说带个“长”，却没有进入正式的行政系列，也很少有其他的“长”那样的升迁前景。教研室主任的职能大概就是组织开会和分配教学任务（很多学校连这点职能都没有）。每周一次的例会美其名曰业务学习或者政治学习，但总是说些成芝麻烂谷子之类千篇一律的废话。人们能躲就躲，躲不了时勉强出席，也总是心不在焉地看报或者聊天。教研室主任硬着头皮说着自己的废话，不时尴尬地冲着大家讪笑，那神情显得可怜又可笑。排课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实权。由于课酬很低，大家都不怎么愿意上课。踊跃上课的老师甚至还会被人取笑。很多年轻教师都在外面做自己的事情，上课成为鸡肋。排课实际上是教研室主任的尴尬而无奈的任务。
当时我们教研室十几个人，有一正一副两个主任。最初W是正主任，X是副主任。W主任是山西人，瘦瘦高高的，看起来很精明。据说W是创办那所学校最初的五位元老之一，后来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得罪了上头，最后落草到了教研室。我对W主任印象不是太好。这倒不是因为后来我的那些年轻同事所说的他为人如何如何不地道，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说话总有一种我特别不习惯以致会起鸡皮疙瘩的娘娘腔，而是因为我和他第一次在他家见面的时候，他一直打着赤膊穿个裤头，让我感觉到斯文扫地。X副主任是广东人，矮矮胖胖的，看起来慈眉善目。据说X是位老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退伍后又上了大学。我那些年轻同事对X 也没有好感，说他是笑面虎,说他笑里藏刀，说他贪占小便宜，说他不学无术等等。其实，年轻同事看不起两位主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领导，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不能为大家谋取福利。当然，也有他们知识贫乏的缘故。
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主任之间也很不对付。我们每周四开一次例会。通常两位主任会相互客气地要求对方主持会议（一看就知道是虚情假意），但一旦一方讲话，另外一方就会抢话头；一方提出任何建议，另外一方表面附会，实则想方设法让对方难堪，使对方下不了台。通常情况下，两位主任在那里勾心斗角时，各有若干亲信推波助澜或者和稀泥。其他年轻人则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情。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商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会延续到会后。两位主任经常在会后密切联系群众，实际上不过是在诋毁和打击对方。我刚到单位，脚跟还没有站稳，于是很幸运地成为两位主任关心和帮助的对象。记得有几次，两位主任分别找我谈话，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和识别好人坏人的机巧。可惜，我太过于愚钝，一直未能领会领导的心意。
年轻同事告诉我，两位领导的勾心斗角甚至针锋相对，只是为了争夺“主任”这样一个芝麻官。——这实在让我惊讶！这样无职无权无地位甚至无尊严的窝囊“官”，要是我，退避三舍还唯恐来不及，居然还有人这样处心积虑争夺！后来想想，也能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官本位”盛行的国家，“官”总是赋予人们某些意义，这种意义不一定体现为具体利益，而是体现为虚荣。也许，在某些人眼里，一个什么“长”，什么“主任”的名号，不论虚实，都有着人生价值实现的意义。所以，尽管教研室主任没有什么职权，甚至很窝囊，但是，别人可以不把“主任”当回事，自己却千万不能“不把村干部不当领导”。
过了两三年，X副主任光荣退休，w主任培植的S当上副主任。S是湖北人，50来岁，矮矮胖胖的。S说话做事总是那样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说话怕吓着别人，走路怕踩死蚂蚁。他似乎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决断，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跟人商量，而且商量起来就没完没了。说实在话，当时我最害怕见到的就是S。只要碰到，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总会拉住你不咸不淡说上半天，而且从头至尾没有一句不是废话。S和我同上一门课，因为他的很多学生都跑去我的课堂，他似乎觉得有必要和我探讨一下原因。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学术交流”。那一次“交流”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大学老师居然会如此知识贫乏。对经济学，S几乎是一无所知，那些基本概念，他不仅无法理解，甚至说起来也很生疏和别扭。于是，在鸡同鸭讲的过程中，我不得不为他的那些学生悲哀，同时也为他悲哀。
再过几年，W也光荣退休了，接替他的是Y。Y是我的校友，早我4年毕业来到这所学校。Y是个才子，知识丰富，思路敏捷，文才和口才均属上乘。据说，1986年“自由化”期间，Y曾经在周围几所学校做过系列演讲，一时成为风云人物。后来，在批判“自由化”过程中受到了批评。此后，Y似乎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记得1989年学潮发生时，曾邀约Y同去，但他却拉了几个朋友打麻将去了。Y一直是教学骨干，却一直被老人压着。每当提出什么改革建议，总被否决，而且否决的原因都是他曾经因为“自由化”被组织批评过。Y上任后，确确实实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我们教研室在学校的地位因此有所提高。而且，Y还利用他在学校领导层中的关系，改善了教研室的办公条件。后来，我因为个人原因要离开那所学校，Y有些惋惜，说，他还有一些改革的设想，需要我的支持。还说，他不久将担任某处副处长，准备推荐我接他的班。对他的前一个说法，我表示了感谢；对后一个说法，我开玩笑说，果真如此，我更得离开了。
20年前的今天，我从一所学校进入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学生成为一个教师。我最初的4位直接领导——教研室主任，给予我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影响和教益。他们身上的那些品质或者特质，有的是我可以接受并愿意学习的，有的则是我厌恶并坚决弃绝的。其实，任何人的人生都是时代所决定的。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无法选择，他们身上我所弃绝的那些东西，也许正是他们本欲弃绝却被时代强加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无奈的。
而我，是可以选择的。由此，我告诫自己，必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生活而不是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