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救赎
汶川那里，植入了我们太多的黑暗记忆，记载着我们太多的泪水哀伤。
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同事、老师、同学、朋友、邻居……
多少个生命，阴阳两隔，多少个家庭，生离死别。
这是一场人类与自然的生死较量。天地不仁，它的阴诡和残忍，立刻显示出我们的渺小与无力。
几天时间，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几万条鲜活的同胞生命，无法统计的失散家庭……
这一刻，不要追问生的意义，死是它的最好答案。
那些破碎砖瓦下破碎镜框中的结婚照，那些划破了的孩子的书包和散落的课本，那些从废墟下面伸出的摇晃的小手，那些被痛苦扭曲的身躯和落满尘土的面庞……
看到每天向我们直播的人间悲剧，我们开始明白了，是那些死者，在修正我们的生存意义。
但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每一个人都是遇难者——走了的是罹难；留下的是受难。
精神开始归位。
地位、名利、八卦……在八级地震面前，欲望变得荒谬，生命方显真实。我们学会感念生命之美。
为了挽留生命，我们行动。
献血，捐款，祈福，降旗，鸣笛，停欢娱，肃立哀，任凭眼泪洒落，泣家国之殇，悼生民之痛。
这与其说是生者的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很多人都要学会问自己，更有一些人要检讨自己。
在生之时，他们卑微而坚韧地活着，谁给了他们多少尊重和尊严？谁度量过他们生命的尺寸和重量？谁又忧心过他们的房屋和教室会成为掩埋他们的坟墓？
这个时候，忏悔是苍白的，滥情更是可耻的。
无尽的泪水，歇斯的喊叫……能证明什么？
虽然它表达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坚强，但又何尝不隐含着我们的惊惶与柔弱？
死者安息，生者有为。危难之时，每个人都该身体力行，有所表率。
国家做出了表率，它开始走出传统权力的深宫，用现代文明尺度去表述着人性的光辉，诠释着人类“生命至上”的普世价值。
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之外，我们又看到了新崛起的公民力量。
抢险军人，尽职警察，白衣天使，捐款富商，义演艺员，踊跃志愿者，海外华侨……以及那无数平民英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跟灾区人民一道，共享悲痛，同担苦难。生命高于一切。
战斗在第一线的救援者们，他们不呻吟，不埋怨，只是用默默的、没日没夜的辛劳，进行着搜寻和抢救。以超人的信念、勇气与毅力去回答了生命的庄重。
他们都是站在废墟堆中的高贵身影。对于他们，我们表达致敬。
正因如此，才让我们从窒息的死难中，看到希望和光亮。他们的勇敢和无畏，验证了人类社会的普世情怀与公民精神。
这让我们在悲痛之时，看到了民族进步，精神升华，它以更强悍的姿态在废墟中成长。
我们渴望看到这种内的力量的成长与释放。因为，那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悲剧，我们深感到叙述乏力，所以，只能用冷静的态度，诚恳的工作，去记录每一个感人故事与历史瞬间。
录音，拍照，写字，提醒……
我们也会告诫自己，在采访时，保持着基本的新闻道德，首先不能逾越人的道德。
因为，采访对象不只是我们的素材，而是一个活生生，有着尊严的人。
在歌颂人性的同时，我们不会停止反思，没有反思，赞美则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