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萧“会”出了什么？——最大的政治是不讲政治
文/崔长林
当国共两党领袖不断地会面时，给我的最大启发是——最大的政治就是不讲政治。换言之，如果两党领袖一见面就“讲政治”，恐怕很难“讲”下去。大家知道，党派的本质就是政治，事隔60年后，国共这两个可谓“冤家对头”的政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不再“讲政治”了呢？难道他们都忘了自己的党章和党的《最高纲领》？否，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当两党领袖级人物坐到一起的时候，为什么都闭口不“讲政治”而只“拼经济”？可见，笔者“副标题”上的判断，确实成立。
1·阶级是差异的关系而非斗争关系
在全面阐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讨论一下什么是“阶级斗争”，而在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之前，还需要首先把什么是“阶级”的问题说清楚。大家知道，传统政治学、经济学是把财富拥有量的多寡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也就是说，拥有的财富越多其阶级成分也就越高。至少，在解放初期，我们国家就是依据上述给人们来划定“阶级成分”。如果有人把它认定为生产资料占有，当然也可以。
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是财富的一种重要形式，而“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又可以相互转化。总之，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属于财富的范畴或者说它们没有本质区别。笔者为何要讨论这个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传统政治学、经济学或者说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把财富的拥有量当作化定“阶级成分”的依据，而不同阶级就产生于其财富量的对比。当然，上述仅仅是一种依据。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依据？当然。比如，从所从事的行业上来说，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从占有对象上分，有地主阶级和资本家；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上分，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压迫与反压迫关系上分，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当然，还有其他分法，有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有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等。在“文革”中，阶级划分的依据非常多，笔者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
而笔者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不同阶级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认为，阶级是一种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笔者以为，阶级并非是一种斗争的关系而是一种差异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关于什么是斗争关系、矛盾关系自不必说，那什么又是差异的关系或者说互补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矛盾、非斗争的关系。
2·剥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阶级之属性
何谓非矛盾关系、非斗争的关系，或者说什么是互补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再简单地说，就是相互吸引的关系、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关系。比如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农民阶级与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等。总之，只要是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都属于“阶级差异”的关系。如此，笔者是否要否定阶级斗争？是，因为固有的“阶级斗争”是个“假命题”。
怎么？“阶级斗争原本是个假命题”？是的，它当然是由于划分阶级的依据决定的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绝不会由于其财富的拥有量而形成而一定是由于其他非财富的拥有度而形成。何谓“非财富的拥有度而形成”？就是说财富的拥有量仅仅是一个原因，而成因才是其斗争的前提。比如，当人们思考其财富为什么会悬殊时就会对造成财富悬殊的经济社会制度产生怀疑。
比如霍英东先生和已故的荣毅仁先生，可谓中国最大的有产阶级了吧？他们剥削谁、压迫谁来着？再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同样很富有的巴菲特他们又剥削谁、压迫谁？难道剥削了工人吗？
好啦，咱们不讲这些富人而讲讲咱们当中的一些穷人。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一些穷人当中有许多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而一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者大都属于上述之人。换言之，有钱的人一般是不会干上述勾当的。谁人听说霍英东、比尔盖茨干过拦路抢劫的事？反正笔者没听说过。当然，这也不是说人一穷了就一定会成为“流氓无产阶级”，而是说拿财富拥有量来划分阶级不成立。
大家知道，毛泽东、周恩来都属于有产阶级，它们又剥削谁、压迫谁来？而刘青山、张子善和胡长青、李真等人可谓无产阶级了吧？可他们又怎么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了呢？再比如，“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部队，都曾经是蒋介石的部队，难道一“起义”马上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部队、革命的部队即“红军”了吗？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剥削是人的问题而非阶级之属性。
3·制度是更新的关系而非阶级的关系
换言之，剥削是人的问题而非阶级之属性。谁能说那个月薪7000元的、我们的供电公司抄表员没有参与剥削？也就更不要说年薪上千万元以上的国有企业老板们。而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大资本家的霍英东、比尔盖茨、巴菲特，却能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自己通过努力、奋斗挣到的钱献给祖国和献给祖国的福利事业。以上又说明了什么？诚然，它再次说明，财富的多少与剥削无必然之联系。
当然不能说一点联系也没有，那样同样也不符合辩证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是否剥削一定是人的问题而不非是阶级之属性。不要说世界上压根就没有长胜不败的资本家而所有的资本家本身就是劳动者和在其资本增殖的过程中都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更不要说，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把财富带到坟墓里去！当然，这也不是说资本家都是圣贤，就没有参与剥削的资本家、地主。
或许有人会反问：既然不存在所谓“阶级斗争”，那么，发生在历史上各种斗争、起义、革命又是为了那般？笔者以为，一定是为了新旧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更替！什么意思？就是说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斗争、起义、革命都是为了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而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当然，斗争、起义、革命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制度上，也表现在管理制度的变更。
而这个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无疑，从斗争、起义、革命的结果可以得到证明。比如，从社会制度的更替上看，人类已经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正在逐步走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比如，从经济制度上看，人类已经走过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正在逐步走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上述之更替，难道不是通过斗争、起义、革命的手段得来？当然，其中还包括改革。
4·一部人类历史注定是制度更新的历史
笔者以为，不仅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不是人类经济社会的“终极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同样不是人类经济社会的“终极制度”。那么，人类经济社会究竟有没有“终极制度”呢？有，但是，至少不应该只剩下共产主义一种，因为地球还有大约45亿年的时光。读者不妨试想，45亿年是个什么概念！在45亿年的时光里，只有一两种社会形态、制度成吗？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任何一种旧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在发展了一定的时期以后，一定会被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新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所代替。这不是谁能阻止就能够阻止的了的一件事情。比如已经过去了那些经济社会制度，就都被比它们更新的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所更新。
于是，便有一个问题被摆在了人们面前，那就是“制度更新”是否应该存在着一个“原则”或“根据”的问题？不会是想怎么更新就怎么更新吧？是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更新的“原则”或者说更新的“依据”究竟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从社会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更新的原则必然是看固有经济社会制度能否有利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否则，“制度更新”就会开始。
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非社会因素，可以理解为是自然因素。表现在，当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严重破坏或极度短缺时，一些人类集团就会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更新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这里面有两层意义：一、自然环境、资源向好的方面转化时，部分人就会向好的方面转移，以适应那里的制度；反之，人们就会因竞争，而改变固有制度。
5·改革是一个“按规律办事”的过程
制度的改革与制度的革命之性质不同，可以说是有一定区别的，但要达到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和对固有制度的完善。这也是“改革”与“斗争”、“起义”、“革命”手段的区别与联系。比如，推翻一个旧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就需要通过斗争、起义、革命的方式，而改革就不同了，它不需要推翻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比如，“三种全会”之后，中国就走的是一条“改革”之路。
大家知道，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是通过剧烈的斗争、起义、革命方式，分析原因有以下两条：第一，中国不仅“出了个毛泽东”，也“出了个邓小平”，正是他们把“相对论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农村包围城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俨然就是一部新旧制度更替的历史，斗争的历史；而只有在一种社会制度下，才会有“改革”形式、手段的采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它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民情有关。如此当然也就说明，是否选择市场经济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未来意义，而市场这种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准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对称的？是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什么叫“制度对称”？笔者以为，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只有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才会对称，而当符合经济社会规律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反之，如不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就没有今天。如此是否就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制度”？回答是否定的。
6·国共已进入“拼经济”的新时代
笔者之所以要阐述上述之原理，目的是为了告诉人们，过去我们搞的所谓“阶级斗争”，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其根源还在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出现了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制度，所以才引发了所谓“阶级斗争”，是落后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需要、亟待“更新”的一种集中表现，而不是由于“阶级斗争”才导致了“制度更新”。换言之，“阶级斗争”只是“制度更新”的一种手段而已。
过去，由于蒋介石搞独栽，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共产党才领导人民进行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昨天，由于民进党人只“讲政治”而不“拼经济”，所以才会有国民党人重新执政的可能。今天，“胡萧会”之所以能够“会”起来，原因也在于，统统在“拼经济”而不再只“讲政治”。请问，两个政党为什么都不“讲政治”而“拼经济”了呢？很简单，“讲政治”没出路。
蒋介石由于“讲政治”，没有很好地“拼经济”，所以“讲”出了大陆；毛泽东也是由于太“讲政治”了，所以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错一点就被一些“讲政治”的所谓“民主人士”给复辟了资本主义。而前苏联的“解体”和前东欧的“剧变”恐怕都与其只“讲政治”而不“拼经济”有关系。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搞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起来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搞“改革开放”就可以只“拼经济”而不“讲政治”，就可以不把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而是说“最大的政治”，是能够让人民群众都能富裕起来。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政治”是“拼经济”；“最大的经济”是“讲政治”。也正是由于如此，笔者才在前不久发表了“政治与经济互化定律”。这样就得出了，“国共已进入‘拼经济’的新时代”之结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