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阜阳中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记者日前赴阜阳调查获悉，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2008年3月31日人民网转自《中国青年报》）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罪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它直接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肌体，危害了社会公正的司法环境，应严肃查处。受贿和行贿是对合犯，有受贿必然有行贿，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者被判死刑的比比皆是，而行贿者大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甚至不予起诉。
何涛就是其中一名行贿者，他曾连续向刘家义、张自民两任法院院长行贿15次。然而，腐败窝案判决半月后，在2007年2月召开的界首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记者了解到，在刘家义、张自民案件中，行贿多次并得以连任法院院长的并不止何涛一人。在刘家义判决书中，李松涛的行贿事实紧随何涛之后，位列第10项，两人行贿数额、时间、次数几乎相同。
更有甚者，自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发后，由于其受贿数额巨大，牵扯人员复杂，一直是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其中“行贿状元”3200万元的行贿金额更令人瞠目。但据当地记者透露，至今“行贿状元”却一直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1月27日《法制日报》）大量的行贿者逍遥法外，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常态。
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对受贿者和行贿者，基本都是“处相同之刑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行贿者却常常被“轻判”，并且还常被称之为有法可依。有观点称，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受贿者的刑罚最高可至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行贿者，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最高处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且刑法也明确了“被索贿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犯罪”、“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规定，这是考虑到行贿人行贿行为的实际社会危害小，被迫而为之且主观恶性小，有悔罪表现等；后者还降低了刑事侦查的司法成本、有利于贿赂案件侦破。然而，一些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虽然“轻判”有法可依，但是否现行法律本身对行贿犯罪处罚太轻？或在法定刑内，判决时量刑过低？
尽管很多受贿案件的侦破，可能有待行贿者的“配合”—— 要求其提供线索、出庭作证等，但是笔者始终认为，对行贿者的轻判或免除处罚，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纵容犯罪。试想，有多少行贿人是真正被逼无奈而不是存心或主动行贿的呢？在权钱交易中，行贿者看中的是受贿者手中的权力，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某种目的或企图。前文提到的何涛、李松涛，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并多次行贿，怎么可能都是被索贿的呢？并且两人送钱的经过都被作为反面教材，记录在了安徽省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据了解，该书在安徽省范围内内部发行，作为腐败重灾区，阜阳各级干部均认真学习了这本书，但是，令人惊奇而可笑的是，两人先后分别被人大选举为不同法院的院长。明明已经构成了犯罪，却不去追究，不知是不是想钓更大的“鱼”？明明是反面人物，却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知该地的人大部门是如何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的？明明是买来的“官帽”却能照戴不误，不知干部考察是干什么的？一系列的疑问，无一不在拷打着公平、公开、公正、公道、公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新形势下，行贿与受贿一并打击是反腐公约的基本精神，对行贿打击不力是受贿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资源、诉讼、干部任用等领域，行贿已经成为不正当竞争的基本手段，这种手段是腐败之源，治理腐败必须从此入手。
社会公平正义，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而必须坚决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始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贿者“乌纱帽”照戴，天理难容。
新闻链接：
安徽颍上县法院院长：行贿15次“乌纱帽”照戴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罪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它直接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肌体，危害了社会公正的司法环境，应严肃查处。受贿和行贿是对合犯，有受贿必然有行贿，但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者被判死刑的比比皆是，而行贿者大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甚至不予起诉。
何涛就是其中一名行贿者，他曾连续向刘家义、张自民两任法院院长行贿15次。然而，腐败窝案判决半月后，在2007年2月召开的界首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记者了解到，在刘家义、张自民案件中，行贿多次并得以连任法院院长的并不止何涛一人。在刘家义判决书中，李松涛的行贿事实紧随何涛之后，位列第10项，两人行贿数额、时间、次数几乎相同。
更有甚者，自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发后，由于其受贿数额巨大，牵扯人员复杂，一直是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其中“行贿状元”3200万元的行贿金额更令人瞠目。但据当地记者透露，至今“行贿状元”却一直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1月27日《法制日报》）大量的行贿者逍遥法外，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常态。
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对受贿者和行贿者，基本都是“处相同之刑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行贿者却常常被“轻判”，并且还常被称之为有法可依。有观点称，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受贿者的刑罚最高可至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行贿者，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最高处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且刑法也明确了“被索贿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犯罪”、“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规定，这是考虑到行贿人行贿行为的实际社会危害小，被迫而为之且主观恶性小，有悔罪表现等；后者还降低了刑事侦查的司法成本、有利于贿赂案件侦破。然而，一些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虽然“轻判”有法可依，但是否现行法律本身对行贿犯罪处罚太轻？或在法定刑内，判决时量刑过低？
尽管很多受贿案件的侦破，可能有待行贿者的“配合”—— 要求其提供线索、出庭作证等，但是笔者始终认为，对行贿者的轻判或免除处罚，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纵容犯罪。试想，有多少行贿人是真正被逼无奈而不是存心或主动行贿的呢？在权钱交易中，行贿者看中的是受贿者手中的权力，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某种目的或企图。前文提到的何涛、李松涛，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并多次行贿，怎么可能都是被索贿的呢？并且两人送钱的经过都被作为反面教材，记录在了安徽省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据了解，该书在安徽省范围内内部发行，作为腐败重灾区，阜阳各级干部均认真学习了这本书，但是，令人惊奇而可笑的是，两人先后分别被人大选举为不同法院的院长。明明已经构成了犯罪，却不去追究，不知是不是想钓更大的“鱼”？明明是反面人物，却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知该地的人大部门是如何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的？明明是买来的“官帽”却能照戴不误，不知干部考察是干什么的？一系列的疑问，无一不在拷打着公平、公开、公正、公道、公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新形势下，行贿与受贿一并打击是反腐公约的基本精神，对行贿打击不力是受贿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资源、诉讼、干部任用等领域，行贿已经成为不正当竞争的基本手段，这种手段是腐败之源，治理腐败必须从此入手。
社会公平正义，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而必须坚决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始终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贿者“乌纱帽”照戴，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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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颍上县法院院长：行贿15次“乌纱帽”照戴